位于英国伦敦市中心的壳牌石油中心是一座展现企业自信的显赫碑石。它坚实而雄伟，静静地俯瞰周边的一切，如威斯敏斯特宫、白厅政府部门建筑群，以及后来新增的伦敦眼。这座建筑以迷宫般的走廊、数以百计的会议室，以及处处渗透着象征官僚体系永存的场景，成为“壳牌人”（该公司的雇员曾被笑称为“贝壳人”并名扬全球）的完美栖息地。
传统上，除了名字不同，壳牌人都是彻头彻尾的官僚，与那些政府公务员没什么两样—每天从各郡或者市郊坐车到滑铁卢站上班，唯一不同之处是—壳牌人的薪水袋比公务员的要厚实。壳牌人可以预期一份保障终身的稳定工作，并最终能得到一笔与物价指数挂钩的退休金。公司不仅为他们，同时也为他们的孩子提供乡村俱乐部的会员资格。当员工被外派到亚洲或非洲时—这也是在公司职阶上稳步上升的例行安排—其待遇之优厚直逼英国大使，并且还会为其在英国情报局的朋友顺带做点儿间谍工作。
谷歌总部坐落在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与斯坦福大学相距不远，二者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谷歌村看起来更像是一座时髦的大学校园，处处彰显其标榜的“创造性工作空间”概念：高高的天花板、明亮的色彩、开放的空间、乒乓球台、户外活动区、野餐桌、公园长凳、蔬菜园，以及行人和自行车川流不息的人行道。所有常规以及非常规的位置都安装着电源插座，以防公司的疯狂天才们在上楼梯时突发创意（却找不到电源插座）。
这里的氛围是完全非正式以及人人平等的：所有人之间都直呼姓名并穿着休闲服饰，他们广泛地讨论并自由地犯错。并且，非正式与家长制并存。公司满足员工的一切需要，以保证他们的生活井井有条—干洗店、托儿所、宠物之家、牙医、医生、健身教练、按摩师，以及每周四的洗车和更换机油服务。你要是不离开谷歌村肯定会长胖：11个餐厅每年免费提供价值7 000万美元的食物，免费的零食和卡布其诺咖啡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公司的班车配备有无线网络并由生物柴油提供动力，从凌晨到深夜都能接送员工，路程最远至旧金山。女性员工享有5个月的带薪产假，男性则有7周的陪产假。
但这些不应被误认为完全是软性的管理。谷歌善于让员工自由犯错的同时也向他们施加限制。一位麦肯锡咨询顾问肖纳·布朗曾写过一本关于“有序紊乱”的书—《边缘竞争：结构性混乱之策》，书中布朗描述了谷歌公司的管理方式：“精确确定其所需要的管理量—然后在执行时减少一点儿。”
两大原则为这家变化自如的公司提供了框架，即精英统治和保持底线。谷歌只接收1%的申请者，并对他们做出智力评估，能作为证明的是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分数和大学成绩，而不是他们的性格或人际关系。谷歌的年收入从1998年的零增长到200亿美元仅仅用了400个星期。现在谷歌就像是横跨信息高速公路的哥斯拉怪兽：这个“谷斯拉”控制着80%的在线搜索业务、2/3的视频流量，以及市场全部广告收入的40%。在信息世界的任何地方—从图书馆到广告，再到电视频道—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后起之秀在迫使资格更老的公司跟随它的节奏。
乍一看，观察者也许会觉得在商业界壳牌公司像个“正常”企业，而谷歌像个异类。确实，在2004年谷歌上市之前，创始人拉里·佩奇就曾向未来的股东发出了一份通告，宣布“谷歌并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也无意成为一家传统公司”。但在许多方面，情况正好相反。管理大师们纷纷将自己的大作起名为诸如“Google将带来什么？”。而老牌企业们的行为越来越像中年男子在中年危机时痛苦挣扎。壳牌公司任命了一位来自高科技行业的人—诺基亚的前总裁约玛·奥利拉为董事长，并设立了一个名为“游戏改变者”的硅谷式创意项目，该项目拥有25名员工及每年4 000万美元的预算，专门负责鼓励所有的壳牌员工为新业务出谋划策（成功的内部创业者将得到高达5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
管理理论目前正致力于了解发生在企业组织中，导致壳牌等老牌企业越来越像谷歌公司的地震式巨变。在后续的章节中，我将从知识、学习与创新、战略和愿景以及领导力等方面探讨这一巨变的复杂性。但在这一章中，我将重点关注三大因素—技术、资本和全球化—如何迫使公司质疑有关规模、优势和结构的旧有概念。
确定性的终结
可以说自19世纪中期以来，公司一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组织：它们是全球繁荣的引擎，是大多数人社会生活的基本构件。然而公司也是具有显著流动性的组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它们曾被迫重新思考管理智慧中的每一个信条。以往，公司自豪于“垂直整合”（vertical integration），将自身经营得像独立王国，尽可能地自给自足；现在它们“不离本行”，即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业务，把其余一切工作都外包给独立的专业人士。过去，公司有一条清晰的指挥控制脉络，从顶端的董事长开始一直延伸至最底层的员工；现在，它们把自己改造成“倒金字塔”结构，鼓励职场民主，并将权力移交给一线员工。
激烈的改变已经成为商业生活中的永恒背景（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尼古拉·马基雅弗利的格言—“渴望永续成功的人，必须与时俱进”—已经成为一条最受欢迎的公司格言）。商业周期在几个月内（而不是几十年内）就能结束，公司可以在眨眼间就从典范凋谢成明日黄花（别忘了我们曾经是如何地推崇诺基亚和美国在线公司的）。许多新经济公司都好似萤火虫：辉煌一时，但迅速消亡。以色列创业家约西·瓦尔迪编制了一份包含34家科技公司的列表，这些公司在1980年时被誉为“超级成长股”。20年后，其中的23家已经消亡，而当中创造出持续增长记录的唯有英特尔公司。
一大批的商业大师试图通过其著作的书名，表述出到底发生了何事，如“更快”、“模糊”、“失控”、“被炸成碎片”、“快速前进”、“思维的速度”、“醒醒吧!”、“非理性的时代”等等。然而思科的总裁约翰·钱伯斯像他人一样使用了一个平凡，但极其准确的短语加以表述：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合常规的不确定性”时代。
到底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场巨变呢？是以下三大显著力量：互联网、资本市场和全球化。这三者中的任意一个都足以惊天动地，它们结合在一起便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动荡及改变。
互联网通过不到20年的时间就改写了商业规则。之前从未有哪个改变世界的创新力量能扩散得如此广泛，进化得如此迅速。“电话用了71年才进入50%的美国家庭，电用了52年，电视用了30年……”肯·奥莱塔通过对谷歌的研究提醒我们：“而互联网覆盖50%以上的美国人口仅用了10年……”
互联网已经从一个非社交媒介进化成一个社交及互动媒介。全世界将近10%的人口都登录了某个社交媒体平台，而且这种热情只增不减：脸谱网花了5年才吸引到千万用户，而它吸引到第二批千万用户只用了5个月。现在，这些平台除了人类使用以外也已开始应用于物品：不久，你（或者电力公司）将能够通过互联网控制你的冰箱和空调。互联网进化的速度还有望加快。谷歌正在美国各地试验运行超高速网络，其速度比普通宽带快100倍；思科声称，其最新的路由器可以在短短1秒内发送相当于3座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书总量的数据。
互联网已经使新人挑战巨人变得更加容易，小型新创公司能够迅速地获得专业基础设施及全球影响力。一个驻新西兰的公司Ponoko，将会把你的创意做成产品，然后交付给你的客户，无论他们身处世界哪个角落。互联网还使业余人士撼动历史悠久的专业机构。博客已经改写了新闻行业的规则：华盛顿地下室中的少年写手和弗吉尼亚偏远地区的法学教授时常抢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之前进行报道及分析。
所有这一切都迫使老牌巨人们改进自己的竞争策略。他们不再能躲在老式堡垒—譬如巨型工厂和精心打造的分销网络—中闭关自守了，也不再能依靠顺从及忠诚等软性屏障了。Technorati（著名的博客搜索引擎）通过点击博客的次数，而不是博主的官方关系网来判定该博客的“权威性”；经销商和经纪人等老式中介正在被去中介化，不管他们多年来建立起了多少忠诚度。为了保住地位，老牌企业们必须一直奔跑。
撼动公司的第二大力量是资本市场。市场控制着远比以往庞大的资金，据美国投资公司协会估算，由美国共同基金控制的资金总量从1980年的1 350亿美元增至2007年的12万亿美元。金融机构不仅迫使公司按季度结算，还诱使公司以特定的方式进行自我组织，例如“多元化折让”是一种对企业的巨大激励，诱使它们专注于核心业务。金融资本的力量已经显著地改变了大多数美国人（以及越来越多其他国家的人）看待公司的方式。他们日益将公司视为股息的来源而不仅仅是工作；他们通过研究（漂浮在我们电视屏幕底部的）股票市场行情及收听财经新闻来持续衡量各个公司的相对表现。
金融世界的主宰者们还将一个更加不受欢迎的元素引入管理大杂烩中，即不确定性，其频频成为一个极端变量。金融市场总是不稳定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每十年世界会见证至少一次金融恐慌。而金融地震似乎变得更频繁，影响更深远了。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那些通常鲜为人知的金融机构进行了神秘的股票买卖，这场危机动摇了“现实”公司的根基，让数百万人失业。
针对这种日益增长的不确定性，最著名的分析家是纳西姆·塔勒布，他在绝佳的时机点发表了《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知的未来》（2007年）一书，该书畅销全球，被翻译成31种语言，并使作者成为全球经济崩溃的预言家及超级明星。塔勒布出身于一个通晓数种语言的黎巴嫩显赫家族，他的职业生涯始于金融业—作为一名华尔街交易员，他曾在雷曼兄弟公司待过一段时间，后来成了一位对冲基金经理。但是正如塔勒布所言，一旦他赚够了足以“摆脱权威机构”的钱，他就转向学术界—他现在是纽约大学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的教授—以及更广阔的权威领域。
《黑天鹅》一书是独树一帜的学术性辩论，它驳斥了人类对自身预测未来能力的狂妄态度。塔勒布认为，我们的头脑热衷于欺骗我们，我们乐于相信自己能预测及控制世界，然而绝大部分重大事件—从科学突破到全球剧变—都是“黑天鹅”。当人类这种狂妄态度与傲慢的银行家和全球化的金融系统相结合时，就会变得格外危险。在全球经济崩溃之前，这些金融世界的主宰者们喜欢夸口称，全球一体化与日趋完善的精密金融模型相结合会显著地减少波动性。而塔勒布认为，这是一派胡言：尽管波动性可能在短期内有所下降，造成表面的稳定性，但世界将会处于“黑天鹅”式毁灭概率的边缘。果然，此书刚上市，黑天鹅就开始扇动翅膀了。
互联网和资本市场共同强化了第三种革命性力量：全球化。自19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化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度快速推进。它改变着“旧”经济，同时也改变着新经济。每天，数以万计的船只从中美洲巴拿马起航，到地中海的马耳他注册，在英国伦敦投保，雇用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把货物从世界的一个角落运到另一个角落。但从整体而言，这使知识变得更加重要：距离的消失带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廉价体力与脑力工作者，他们与要价更高的同行竞争，在思想上超越对手的能力也就成了竞争优势的唯一可持续源泉。
恐慌的理由
对于本章的主角—普通公司以及运作它们的公司职员—而言，这三种力量意味着什么呢？最流行的一个答案是，它导致了“规模的消亡”，好比昨天的庞然大物让位给今天敏捷的优胜者。对于这种观点，最激进的拥护者（包括汤姆·彼得斯等大师以及《快公司》等杂志）主张，未来属于“虚拟”公司—类似变形虫的微型组织，它们聚集起来完成一项工作，然后散开，再变形成恰当的形态组合去完成另一个项目。而较温和的倡导者认为，公司规模的大小正从一个（使你引以为豪的）优势转变成一个（你要么隐瞒，要么试图摆脱的）障碍。彼得·德鲁克曾宣称：“《财富》500强的时代已成过去”；汤姆·彼得斯认为“规模较小的公司几乎在所有的市场中获益”；《经济学人》经常称赞小型新创企业，并提醒政府对于保护垂死的商业巨头应谨慎行事。
主张规模已死的群体确实拥有一些有利于他们的论据。“精益生产”和“即时生产”已经使生产的重点从规模转向时效性。众多技术进展—例如“云计算”开发—让小公司得以掌控以往他们老大哥专属的资源。随着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优势逐渐减退，其缺点正日益凸显。大公司产生官僚膨胀，大工厂出现生产脱节，许多大企业无法吸引到有创新能力的工作者—即便获得了人才，也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能力。结果 “精简”和“伪精简”大行其道：大公司减少管理层级，将自己拆分为更小的单位，并将部门从城市中心拉风的摩天大楼迁至郊区凄凉的办公园区。
然而，以上论点很容易被夸大。在从零售到信息技术的各个领域中，大公司仍然非常强大。沃尔玛的员工人数超过了冰岛人口总数；在硅谷的初创企业极度缺乏风险资金之时，IBM却在蓬勃发展；超大型教会正在将小教会排挤出市场；微软和谷歌等成功的新经济新创企业，已经完成了历史上所有成功的新创公司曾走过的道路，并且成长为企业巨头。大公司还从金融危机中获益。政府会出手拯救“大到不能倒”的公司，例如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这些金融服务部门现在是前所未有的集中）。而且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预计会有一批新兴大型企业集团走上全球舞台。
在很多情况下，关于公司规模的争论是基于一种不实的对立：大公司和小公司是潜在的盟友而不是可相互取代的对手。如果大公司没有制造出巨型服务器，“云计算”就无法为新创企业提供天量计算能力的访问接口；如果生物技术巨头公司不分派工作给该领域的新创公司，这些新创公司就无法生存下来。最成功的经济生态系统应该拥有各行各业的大企业和小公司：让硅谷引以为荣的是，它不仅拥有惠普等久负盛名的企业，同时也拥有一系列不断创新的新创企业。过去数十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比欧洲经济更有活力，不仅是因为美国更擅长催生新创企业，还因为美国更善于引导新创公司成长为微软和谷歌这样的大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