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4月8日，约3 000位商业世界的“主宰者”涌入哈佛商学院庆祝母校建校100周年。他们激动地看着第9任院长杰伊·莱特（Jay Light）端出一块超大份的糖浆华夫饼。（院长在校庆上总结道：“当今世界对领导能力的需求之大不亚于以往，对我们所做工作的需求之大不亚于以往。”）这群毕业生漫步在占地40英亩、保养维护得无可挑剔的校园里，追忆旧时光并与昔日导师及在校学生畅谈。对于这些天生的奋斗者和天之骄子而言，这一天的亮点在于：挤在学院教室里探讨一个特别准备的“哈佛商学院百年”研究案例。该校做了什么使其在首个百年里获得成功？而它又需要做些什么使其在下一个百年保持领导地位？
莱特院长及其同人有许多值得骄傲的建树。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哈佛商学院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商贸学校—而且在老卫道士看来是大煞风景之物—转变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教育机构之一。拥有28亿美元捐款及4.05亿美元年收入的哈佛商学院不仅远比世界上其他商学院富有，而且比其他商学院要成功得多。当学院欢庆其百年华诞之际，它的校友中有美国总统及其在拉斐特广场的邻居，财政部长，还有世行行长、纽约市长，通用电气、高盛集团及宝洁公司的老板们，《财富》500强20%的企业领袖，大批对冲基金之王和私募基金掌门人。然而即使这样的校友名单也不足以体现该机构的重要性：哈佛商学院开发了资本主义的知识精英机制，并培养了运作此机制的人才。
然而这场校庆的时机并不完美：雷曼兄弟公司已经摇摇欲坠（在2008年头6个月该公司的股价下挫了73%）；而当学院在那一年余下时间里继续庆祝其诞辰时，资本主义体系开始失效。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闭几乎拖垮了银行体系，并且令世界堕入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触及根本的经济萧条。
这场危机致使该学院最出名的毕业生们下台，如美林证券公司总裁斯坦·奥尼尔、哈里法克斯苏格兰银行首席执行官安迪·霍恩比（顺便提一下，他当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此外，批评者严厉谴责哈佛（及其商学院）发明了诸如债务抵押债券等末日机器，并且对它们的使用毫无危机感和责任感。《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关于该学院百年华诞的文章标题就是：“错在哈佛”。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提议：拥有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头衔的同事，应该以“末日大师”而非“工商管理大师”闻名于世。“如果罗伯斯庇尔从地狱爬出来寻找今天断头台的供品，”他写道，“他可以从一份名单开始，名单上的人名旁边都带有一个足以定罪的首字母缩写词：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工商管理硕士）。”
未获承认的“立法者”
总体说来，哈佛商学院百年华诞庆典的故事也是管理理论的故事：一个取得极端成功却被同样极端失败所拖累的故事。雪莱曾评价道，诗人是“人类未获承认的立法者”。如今，此殊荣属于管理理论家。一些管理大师如德鲁克和哈默的名字或许不如华兹华斯或济慈那样拥有高贵的光环，然而，生活中随处可见管理理论家在颁布法令、重组机构、改变语言，甚至重塑人们的生活。我们对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在商界和银行界高层扎堆早已习以为常，但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工商管理硕士们在慈善机构、教会及大量公共部门发挥着影响力。（当莱特院长发表演讲之际，入主白宫的哈佛工商管理硕士宣称要实践“目标管理”并以前首席执行官们来填充他的内阁。）
管理理论的兴起是过去百年来最引人注目，也是被分析得最少的新发展。首位公认的管理大师是弗雷德里克·泰勒，他是创造以码表计时工作的“科学管理之父”。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泰勒的著作销售量达到数百万册，而且他的咨询费是一天35美元—相当于今天的630美元。泰勒将工人当作机器的理论往往招来批评之声（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对此进行了露骨的嘲讽），但这并不能阻止包括亨利·福特在内的大批美国商界领军人物接受该理论，也不能阻止其传播到世界各地。例如，列宁要求他的追随者们改造“泰勒体系”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泰勒的主要追随者之一亨利·甘特臆造了“五年计划”的理念。管理思想家追随着泰勒的道路稳步推进。“二战”后，“全面质量管理”先驱戴明在日本被誉为除麦克阿瑟将军之外最受敬仰的美国人。
20世纪80年代，富裕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日本的崛起、电脑的普及以及新金融技术的出现，对管理理论的追捧达到了高潮。以汤姆·彼得斯为首的新一代福音派管理理论主义者，利用企业自我分析工具迎来了滚滚财源。1982年夏天，彼得斯与另一位麦肯锡顾问罗伯特·沃特曼共同出版了《追求卓越》（In Search of Excellence）一书，大胆地（及正确地）告诉美国商人，他们的成长状态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这本书销售了超过500万册，占据《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有余，并使作者成为了百万富翁。那些传统上属于B to B（企业对企业）的市场，随着咨询公司及商业顾问的谋划，已经转变成B to C（企业对客户）的市场。
自从《追求卓越》出版以来，管理大师行业蓬勃发展。在美国，管理类图书市场一年的价值为7.5亿美元，而在线素材、光碟、播客及讲座课程的市场就更加庞大了。在中国，诸如杰克·韦尔奇和托马斯·弗里德曼等人的管理书籍备受推崇，其地位超越丹·布朗之流的最新鸡肋之作。在印度，管理大师得到了一度只有实业大师才享有的崇高地位。成功的宗师级管理专家在世界各地处于第一流的显赫地位，他们在演讲中告诉巴塞罗那或者班加罗尔的中层管理者世界将去往何方以及原因何在—每场收费6万美元。
这些大师只是更为庞大的管理冰山上最显而易见的顶尖，这座冰山包含商学院、管理咨询机构以及大量的商业媒体。美国的大学每年颁发将近15万张商科学位证书，约占它们颁发毕业学位证书总数的1/4，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人员在开始工作时享有远比普通人更丰厚的薪水待遇。工商管理硕士狂热已经从美国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每年，全世界有25万余人接受工商管理硕士入学测试（GMAT），希望进入工商管理硕士课堂。商学院正在亚洲和东欧的新兴市场快速拓展，它们的触角甚至伸向牛津和剑桥，尽管颇费周折。
管理理论的成功创建了一个以它为中心的产业，很难找到能与之媲美的其他学科。大师孵化场所，诸如麦肯锡和波士顿咨询公司，只要有企业亏损的地方就有它们的办事处。自命不凡的高管们喜欢表现得像是宇宙的主宰，但他们还是会挤出时间参加各种训练营。甚至在古老保守的英国本土，许多公司也提供冒险式的管理培训，迫使肥胖的商业银行家和秃顶的债券经纪人荡绳过河，晚上与同事们围坐在营地篝火旁，吐露对对方的真实评价。
人类的管理理论已经学会如何开发利用两种原始本能：恐惧和贪婪。通常就是以上两种情绪之一，促使一名中层管理人员在芝加哥奥黑尔机场拿起一本培养管理能力的书籍，或者诱使一位俄亥俄州的首席执行官再度在咨询上一掷千金。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管理理论与直接或间接影响我们所有人的三大革命密切相关，其分别是：重塑公司、重塑个人职业生涯以及重塑国家机构。
今天，世界各地的企业都遭受着前人难以想象的巨变。公司的失败率惊人—1970年美国前500强公司中，现在仍然存活的仅有约1/3。迄今为止，21世纪的商界已经被证明是场令人恐惧的乱局：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已经消亡了三个，数十家其他银行及抵押贷款公司已经破产；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中有两家已经申请破产，牵连到数十家供应商，由此美国的制造业总共流失了将近1/3的工作岗位。即使最好的公司也害怕自己的最终结局是埋入更加拥挤的企业墓地，所以纷纷进行重组。这不仅适用于拼命削减工作岗位的公司，诸如通用汽车公司，也适用于善于创造工作职位的公司，诸如谷歌和脸谱网。
即使对解决这些困难，理论并没有给出直接的指导和启发，这种惨景还是会将管理人员推回大师的怀抱。毕竟，管理理论是对商业的研究：它不仅研究这家或那家公司在做什么，也研究整个产业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做。认为商务人士应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旧观念已不再适用。行业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例如出版业和互联网公司之间、银行业与移动电话公司之间、广播公司和有线电视公司之间的界限。甚至最严肃的管理人员也不得不认真看待协同与联盟等理念，以及积极面对不同业务、多元文化组织的挑战。以上所有的解决方式都指向管理理论。
当企业发生改变时，职业也跟着改变。工作如同企业一样，同样会被重新塑造。在过去，一个人（通常指男人）能预期他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为同一家公司工作，从学徒干起，按等级向上攀爬，然后退休。在经历了40年无间断的职场岁月之后，他能够享有一笔与物价指数挂钩的退休金、一只公司送的金表，还能在企业史上留下名字。2009年，美国零售业—现在它比制造业有更多的雇员—的平均工作时间仅为3年。千禧年一代员工预计一辈子都会从一艘船跳到另一艘船，而不会在唯一的一艘船上寻找舒适的铺位。而他们的另一半—女性成员，预计其职业生涯将会更加复杂，或许充满跌宕起伏，或许拥有大量的灵活时间，或许能在家中办公。
而更大的改变是，需要懂得一些管理知识的人员数量在持续不断地增长。据美国劳工统计局预测，到2018年受聘于各类“管理”职位的人员数量将增加11%，与此同时，“生产”岗位的雇员数量将下降3%。从长远来看，若这么多人管理公司，最终似乎所有人都将不太接受被彼此管理。不仅仅是白领需要知道他们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quality management）来自准时化生产（just in time，JIT），今天，在西方世界甚至最底层的车间工人都知道，他最有价值的资产是头脑而不是双手。
正如竞争对手和股东们一直迫使公司质疑自己的管理方法一样，不断增长的预算赤字和愤怒的纳税人也在促使政府自我检视，由此导致了一波私有化及合同外包浪潮。美国政府现在雇用的合同制员工远多于联邦正式雇员，这也掀起了一波合理化改革浪潮：世界各国政府都在尝试重新协商公共部门的合同，以改善工作业绩及减轻退休金负担。麦肯锡和埃森哲很早之前就已将他们的业务帝国从私有公司拓展至政府公共部门了。
管理理论悖论
大师们的影响力—他们显然具有未获承认的“立法者”这重身份—是否合乎情理？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管理理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管理很重要。简单地说，它改变公司以及人们的工作方式，而在这个某些公司的规模甚至超过一些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大部分清醒时间是在工作而不是待在家里的世界，这种改变也就是生活的改变，并且往往是以激烈的方式。大多数学者，即使是科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必须等上数十年才能看出他们的工作是否拥有任何实际影响力，而管理大师们的理念常常能够被即时检验。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学科能宣称自己如此具有“活力”了。
然而这其中潜藏着一个问题。管理理论持续受到一个悖论的困扰：它与其他学科同等重要，却远未获得尊敬。许多备受敬仰的管理理论家同样承认这一点。已故的彼得·德鲁克曾嘲讽道：“人们之所以使用‘大师’（guru）一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拼写‘神棍’（charlatan）。”亨利·明茨伯格的墙上有句座右铭：“猴子爬得越高，你就越能看到它的屁股。”管理理论行业明显存在太多自吹自擂的江湖神棍（如“用1万美元在3天内改造你的公司”），他们之所以爬上管理理论的游行彩车，是因为兜售性爱及减肥建议的彩车已没有空位了。
管理理论还存在更多的悖论。管理理论行业有其受人尊敬的一面：由美国管理学会发行的期刊，仅仅被当作学术性的—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认为是乏味的—如其他学术机构发行的期刊那样。当谈到研究的专业性以及艰苦性时，许多管理学家能与最好的学者一较高下。
而管理理论行业的真正问题在于，人们对管理理论的严肃准则存有深刻的怀疑。它似乎严重缺少某种约克郡人称之为“根基”的东西。管理理论行业的规则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蓝图没有经过适当的检验就被实施，堂皇的理论可能突然间被揭穿，留下骗局的败象。与从未得过该行业好处的学者交谈时，你很可能会听到各种对管理学家资历的质疑。观察一下参加全面质量管理及其相关学术研讨会的企业家，你便会发现他们的眼神在游移。迟早，“胡扯”一词会出现在几乎每一个案例中。
控方的证据
最有力的反管理理论实例是：它的信徒们纯粹是经济破坏者以及满嘴术语之徒。看看这场21世纪最大规模的经济灾难，从安然公司的破产到全球信贷危机，你会发现管理理论的杰作不仅出现在作案现场，而且在所有证物上都留下了指纹。
安然公司破产时的总裁杰夫·斯基林，是管理理论产业两大引擎—哈佛商学院和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产物”。安然公司雇用了来自全球最大商学院—哈佛商学院的250名工商管理硕士，由此成为最新管理潮流的追捧者。麦肯锡为安然提供了为期10年的咨询服务，使安然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天然气管道公司转变成商业巨无霸，涉足从水处理到互联网业务的所有层面。在数十名永驻安然休斯敦总部的麦肯锡人之中，斯基林最先引起了安然前高管肯尼思·莱的关注。资深管理人员引用《追求卓越》一书来为“松—紧管理”体系辩护，这给予缺乏经验的年轻工商管理硕士们充足的自由来试验各种各样“打破陈规”的理念。管理人员也利用由三名麦肯锡顾问提出的“人才争夺战”理念来为安然公司热衷的“评级—淘汰”（ranking and yanking）体系辩护，即开除最后10名，重奖最成功的员工，奖励方式包括斯基林的私人邀请：巴塔哥尼亚高原冰川远足或墨西哥越野摩托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