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理论行业对以上做法给予了赞赏。《麦肯锡季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鼓吹安然公司的“轻资产运营策略”和“打造了一群更聚焦、更专业的新石油企业家”；哈佛商学院也发布十余个吹捧安然公司的案例研究；伦敦商学院的加里·哈默在《领导企业变革》一书中，赞扬安然公司开创了一场管理革命（在安然破产之前，哈默打算与肯尼思·莱一道出席名为“革新者舞会”的高端管理大师聚会）；《财富》杂志曾连续6年将安然公司列为“美国最富有创新精神的公司”。
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往往被归咎于过度演绎经济理论，而非管理理论。然而许多被重点攻击的对象，包括雷曼的迪克·富尔德、美林证券的杰克·图恩以及哈利法克斯苏格兰银行的安迪·霍恩比，都毕业于世界上最好的商学院。在鼎盛时期，美国一流商学院中超过40%的毕业生都涌入华尔街工作。这些年轻的工商管理硕士们投身到高度复杂的金融技巧中，凭借他们从世界上最有智慧的金融智库中学习到的知识大显身手。他们把抵押贷款拆分成小额可交易证券，然后再卖给全世界的金融机构。他们还首创了降低风险的新途径，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看到自己将金融城堡建立在沙子上的事实。索伊费尔咨询公司董事长雷·索伊费尔同样来自哈佛商学院，他甚至创造出了一种通用的金融灾难指标：如果超过30%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选择了“市场敏感型工作”，包括投资银行、私募股权和对冲基金，那么这将会是长期卖出股票的信号。
这一切都令管理大师们尴尬。然而不能依据安然和雷曼兄弟的案例来控告管理大师，因为这些案例看起来跟大师们习惯引用的那些案例一样随意。大多数工商管理硕士并没有对安然和雷曼等徒有其表的公司做过什么，实际上早在颁发首张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之前，金融领域的兴衰起落就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
少数知名工商管理硕士的恶劣行径会抹杀掉成千上万位无名人士的优秀工作。简单地说：管理理论可以是有用的。两位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的尼克·布卢姆和伦敦经济学院的约翰·范·伦宁在众多国家范围内深入调查了管理理念对生产率的影响。结论是：广泛接受管理技术（即商学院所传授的那一套）的公司在生产率、销售增长率和资本收益率等方面都要胜过其同类公司。然而你也可以通过观察管理理念的循环流通得出同样的结论。日本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超越西方企业是因为拥有更佳的管理体系，尤其是注重精益生产。而西方企业通过复制这些理念赶上了日本对手，并提升了自己的生产效率。
然而即便去掉“末日传道士”的罪名，在对管理学的诉讼清单上仍留有大量程度较轻的指控。以下四宗罪名尤其突出：该学科天生缺乏自我批评机制；相比传授知识的专业术语，它更偏爱于混淆视听的用词；它传授的知识罕有超出基本常识的范畴；它是短暂流行、变幻无常以及矛盾重重的，这在严谨的学科中是不被允许的。以上这四宗罪都暗示：管理大师不是满嘴行话的经济汪达尔人（文化破坏者），就是江湖骗子，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巫医，靠玩弄商务人士的焦虑来兜售万灵药。其实现代管理理论并不如原始部落的医药值得信赖，毕竟巫医们凭借好运气和直觉或者通过试错积累的经验，有时也能医好病。
第一项针对管理理论的指控—它缺乏自我批评机制—并不完全正确。即使最好的管理大师也曾受到猛烈的批判。麦吉尔大学的亨利·明茨伯格拥有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他既是一流的管理大师，又是世界一流的管理大师批评家。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的教授菲尔·罗森茨魏希曾表示管理理论类似于货物崇拜（cargo-cult）。大师们发现一家碰巧运作良好的公司—诸如ABB集团和安然公司—就大肆渲染其管理体系的先进以及它们首席执行官的睿智。然而数年后这些公司纷纷破产，大师们仍然在对其他类型的公司摆弄着“晕轮效应”。
当谈到管理教育时，批评之声尤为猛烈。2005年，伦敦商学院的苏曼特拉·戈沙尔在逝世后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针对他的商业学者同人们—特别是那些迷恋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发出了愤怒的“指控”（J’Accuse）。“要避免安然事件的重演，商学院其实并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提出，“只要停止目前正在做的事情就行了……在过去30年，各商学院学术圈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是最近诸多公司产生劣行的根源。”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普费弗和亨利·明茨伯格一样，都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同样的理由。哈佛商学院的拉凯什·库拉纳则对商学院教育发起一轮范围更广的攻击，悲叹其缺乏严格的专业标准，并不合时宜地将它与医学和工程学等其他专业相提并论。
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更加动摇了管理理论界的自信心，并让该行业的许多重量级人物不得不重新审视管理理论的本源。哈佛商学院选出了新院长—尼廷·诺里亚，并授权他对商学院进行彻底改革。管理学著作中也充斥着饱含感情的认错以及精心设计的改革计划。随着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美国各地的商学院学生都信奉了“工商管理硕士誓言”，这是一个为了践行“更高尚的善意”以及其他道德行为的自愿宣誓。
管理理论行业周围也环绕着那种一边批评该行业，一边从中取经的“亦敌亦友”者（我乐于承认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和马修·斯图尔特以为哈佛商学院及某家匿名咨询公司撰写文章为职业。露西·凯拉韦则在《金融时报》的管理版面公开抨击管理者制造了如此多“可耻的、骇人的胡言乱语”。
然而迄今为止，以上做法全都没能治愈该行业的顽疾，因为出现一个有悔改之心的罪人，就必定存在成千上万个更热衷于犯罪的人。管理学作家继续沦为“晕轮效应”的受害者：雄心勃勃的管理人员已合上《Google将带来什么？》（杰夫·贾维斯著），改为阅读《ABB：跳舞的巨人》（凯文·巴勒姆与克劳迪娅·海默合著）之类的书籍。管理学教授继续向商学院学生兜售他们热衷的理论，仿佛那就是普世真理。各种管理潮流不断地兴起衰退，管理专业的学生始终是大学校园中最迷恋金钱之流（即使在“工商管理硕士誓言”提出的鼎盛时期—2009年—也只有20%的哈佛商学院学生宣誓遵守誓言，自那以后这个比例更是每况愈下）。而管理类文章也继续以更加丑陋的方式扭曲着通俗语言。
这就引出了对管理理论行业的第二项指控：管理学著作充斥着令人费解的管理语言。显然，这是一项任何心智正常的人都无法否认的指控—本书的目的之一便是将管理语言翻译成通俗语言。似乎在商学院或者管理研讨会的氛围中，潜藏着某些能摧毁人们明明白白说话或清清楚楚写字的东西，在管理学著作中可以看到令人费解的比喻、连篇累牍的行话、复杂糅合的句式。而书写风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风格会影响内容的表达，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乔治·奥威尔在1946年发表的《政治与英语》一文中所言：语言“之所以变得丑陋及不精确是因为我们兜售的思想是愚蠢的，而杂乱无章的语言更容易让我们得到愚蠢的想法”。
那么，第三项指控的真相又是什么呢?在混淆视听的云雾之下，大师们的多数言论其实是极其平淡无奇的吗？在外界看来，管理大师们似乎太过于频繁地使用普通常识（如“顾客即是上帝”），许多为人熟知的名言（如“全面质量管理”）现在看来已显得陈腐。管理大师们常常声称要预测未来，但他们所做的一切却只是在描述现在。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7年）一书中预测了世界大战的爆发，而事实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三年前发生了。管理大师永远在预言一个早已到来的未来。正如幻想破灭的前管理顾问马修·斯图尔特所言：“壮志熊熊的大师们似乎都明白，通往财富的道路是用混乱的陈词滥调和无事实根据的伪理论铺就的。只要使用一两句行话并加上一个感叹号，就没有哪一种包含管理智慧的观点会显得平淡或者陈腐。”
以上这些指控都没有错，但管理理论行业的毛病并没有批评家们指出的那么多。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普通的事，在目光远大的管理理论家开始探讨它们时，并非是平淡无奇的。例如，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彼得·德鲁克曾预言了蓝领工人的衰落以及“知识工作者”的兴起，但当时的工会盛况空前，共产国际更是计划创造一个工人的天堂。另外，人们不再提“全面质量管理”的说法，并不是因为它已过时，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已在为此而努力。对管理理论行业的第三项指控，事实是叙述浅显道理并没有什么本质错误。之所以要招聘管理顾问，一个原因便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再次引用奥威尔的话来说明：“要看清自己鼻子前面有什么，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然而，对管理理论最常见的批评集中在第四项罪名上：它是短暂流行的。管理理论家具有永远追求革命的激情，甚至会让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夫·托洛茨基都为之羡慕。他们永远在揭示理念，以某些缩写词为之冠名，以科学语言作为装饰，以自信愉悦、乐观进取、征服世界的措辞加以表述，以保证这些理念“在竞争中取得成功”。（卢·格洛因甚至曾发明过一个“系统术语制造器”，它有一个包含30个术语的词库，能让你打造自己的管理潮流：有人需要提高自身灵活性，或者需要平衡的逻辑能力吗？）然而数月后，随着这些理念被一一实践，“在竞争中取得成功”的目标却依然虚无缥缈，于是理论家们又去揭示一些新的理念。以下这些名词足以说明一切：目标管理、头脑风暴、T群组、精益生产、平衡计分卡、逆向创新、客户关系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等。
理论的潮流反映了企业的趋势。大师们永远能发现那种在竞争中得到获胜秘诀的公司。然而几年之后，那些成功公司变得举步维艰，陷入困境，甚至破产（罗森茨魏希公正地批评了我和约翰·米克尔思韦特，因为我们在《企业巫医》中支持ABB及其总裁珀西·巴内维克的炒作行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一度被奉为卓越的典范，而现在丰田公司恰恰在它理应精通的全面质量管理方面地位不保，英国石油公司声称要“超越石油”（Beyond Petroleum）的豪言也成了笑柄，如被仿造为“超越模仿秀”（Beyond Parody）等。曾经追捧丰田公司及英国石油公司的那些大师们，现在转而追捧诸如谷歌和百思买这类企业。这些充满奇迹的现代公司犯错并衰落之前，能维持多长时间的成功？而那些一度著书称赞它们的大师们又是在哪里犯错以及原因何在呢？
这些理论尽管会使大批管理人员困惑，却仍然能继续支配他们。2009年，一家主流管理咨询公司—贝恩咨询公司—调查了在25种主要的管理技术中，管理人员最常使用哪几种。结果是平均使用了11种技术，而欧洲的公司比美国的公司更热衷于此。随着新管理方法在各地爆炸式地涌现，管理潮流似乎越来越变幻莫测。客户关系管理等管理工具会收集数量庞大的客户信息，然后在这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业务决策。这些工具往往在某一年横空出世，到下一年便抢占潮头。
谦卑的企业家试图跟上最新的管理潮流，但每当他们开始推动某种改革时，往往发现此改革理念已经过时。而唯一胜出的人是管理理论家，因而他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确实，我们不难构建一种阴谋论来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已成名的大师享受着奢靡的生活，他们总是在寻找方法来更新自己的论点；而那些想要成为大师的人—过度操劳但梦想花些时间陪伴家人的管理顾问，或是薪金微薄但梦想坐头等舱旅行的商学院教授—总是试图创造能树立名声的革命性理念。所有人都在管理理论行业里拼命转动车轮。因此，该行业的核心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悖论：太多过度炒作的新理念与缺乏冷静思考的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