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位最伟大的记者大师，诺曼·麦克雷遥遥领先于同侪，但读者们几乎从未听说过他。当他大放异彩时，今天的记者大师们仍在牙牙学语。他还为一份以匿名撰文为特点的传统刊物工作。
诺曼·麦克雷当了半个世纪《经济学人》的铁杆拥护者：他于1946年加入这份报刊，并从1965年开始担任副主编，一干就是23年。在弥漫集体主义的长夜中，麦克雷始终高举自由市场思想的火把。他不时建议让迪士尼乐园入驻巴黎，或者把英国政府从伦敦迁到纽约，以活跃编辑会议的气氛。英国工党元老罗伊·詹金斯恰如其分地将他描绘成“《经济学人》内在精神的缩影，可媲美保守党的威廉·怀特劳、伦敦玛丽勒本板球俱乐部（MCC）的格比·艾伦”。
麦克雷预测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几乎所有改变世界的伟大变革：苏联的解体（当时中情局还困扰于苏联日益增长的力量）、日本的崛起（当时商界人士还轻视其只不过是小摆设和廉价品的源头）等等。他甚至预见了互联网的兴起：1984年，他撰写了一篇长文，描述若能够访问大型数据库的“终端”，我们的生活将会如何改变。
麦克雷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反复重申的一个主题是：资本主义注定要被一场创业革命改变。当他预测产业私有化之时，罗伊·詹金斯和加尔布雷思正在庆祝“混合型经济”的胜利。但麦克雷就像批判臃肿的官僚政府机构那样，严厉地批判大型私有企业。在发表于1976年的一份特别报告《即将到来的企业革命》中，麦克雷提出，大企业就跟大政府一样是注定要消亡的。坐在摩天大楼里、等级森严的管理层，不再能够决定脑力工作者如何才能最充分地发挥出自己的想象力。未来属于可以发挥个体创造性的小型企业，以及能够自行拆分为小型核心单元并鼓励这些利润核心单元进行内部竞争的较大型公司。短短一句道破天机的话让麦克雷的作品变得通俗易懂，他提出：“耶稣基督考验了12人，并证明了再多一个就太多了。”
这在当时还属于异端邪说。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警告，资本主义的条条框框将会扼杀创业精神。既然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与大企业、大政府携手合作，能够提供有序的繁荣，政府为什么要冒着动荡的风险进行“创造性破坏”呢？既然不断扩大的福利可以让个体躲进舒适的霍比特人洞穴中，为何他们还要亲手掌握自己的命运—并要冒着遭受失败耻辱的风险呢？数年后，战后的国家设计师们一致同意—借用麦克雷的不朽名言即是巴茨凯尔派—接受熊彼特的观点，但过滤掉他的那种失落感。加尔布雷思自信地认为，现代官僚架构的企业已经取代“企业家成为企业管理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加尔布雷思的追随者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英国钢铁公司和康科德项目（Project Concord）中。
麦克雷无闲理会这样的世俗认知。他不寻常的童年使他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他不仅蔑视苏联的极权主义，同样也看不上西方更温和版本的中央计划经济。他的父亲在1935~1938年担任英国驻莫斯科领事，麦克雷曾在斯大林清洗运动的顶峰时期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暑假。他见证了大使馆人员纷纷失踪—包括仅有十几岁的青少年，如女佣等—而且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是被射杀的。战争结束后，麦克雷去了剑桥大学，只为了倾听推崇国家资本主义的知识分子琼·罗宾逊等人赞美苏联式的中央计划并诋毁美式资本主义。但麦克雷从骨子里头知道，他们不仅错了，而且错得离谱。在接下来的40年里他待在《经济学人》，致力于预测、倡导及分析一种新式创业资本主义的兴起（或者是复兴）。
骑虎难下
企业主义的兴起是过去30年来的第二大管理变革。几乎每一种意识形态流派的政府都信奉创业精神。中国共产党表彰“红色企业家”，欧盟希望企业家能够治愈它僵化的经济，世界银行提出解除束缚的创业精神是消除贫困的最佳手段，比尔·盖茨和理查德·布兰森等企业家无论去到何处都会得到英雄式的款待。创业精神热潮的影响是如此广泛，以至于阿拉文德·阿迪加倾力创作了一部完整的小说《白老虎》，对其加以嘲讽。小说的主角讲述道：“你将知道所有的一切，知道创业精神如何在人类辉煌的21世纪里诞生、汲取营养以及茁壮成长。”
2008~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使创业精神的热潮受到自诞生（里根—撒切尔革命时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消费者销声匿迹，投资者逃避风险，资金枯竭（风险资本投资在2007~2008年间下跌了31%）。美国甚至不顾其自由市场的原则去援助银行及支持通用汽车。
然而，创业革命并没有在金融危机的熊熊火焰中毁灭。这部分是因为，经济衰退令垂死的经济部门释放出资本和劳动力，并让新兴企业能用充满想象力的新方法对其加以重组（微软、基因泰克公司、西南航空公司、盖璞公司、淑女装和家得宝等公司都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建立的，惠普、德州仪器、联合科技、宝丽来和露华浓化妆品公司则是在大萧条时期起步的）。
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害之所以短暂，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全球出现了从“管理”到“创业”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转变。熊彼特曾注意到，所有的老牌企业都是“站在它们脚下那块不断崩塌的土地上”。而今天企业的地基远没有熊彼特那时的坚实，信息革命正在摧毁既有的经营模式。在拉动经济增长的计算机和电信等行业中，创新是极其重要的。服务业公司—其在先进经济体中越来越重要—比制造业公司更易于受到外界的干扰。最重要的是，人们正日益将他们的经济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凯捷咨询公司估计，在2010年，全球有近一半（47%）的富人都是创业者。最终，美国的创业资本主义模式迅速传播至全世界。
创业家美国
尽管目前处于经济困境，美国仍然是创业精神的全球灯塔—坐落在山巅之上闪亮的创业之城，号召着世界各国来学习它的模式。在催生小型企业方面，美国拥有丰富的沃土。在1996~2004年间，美国平均每个月产生5.5万个小型企业。在让新创企业成长为大企业方面，它更是一块高产地。美国最大的公司沃尔玛创立于1962年，仅仅在10年后它就上市了；谷歌和脸谱网等产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在10年前根本就不存在。
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威廉·鲍莫尔、罗伯特·利坦和卡尔·施拉姆这三位研究创业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了美国如何成为第一个抛弃管理资本主义，转而接受创业资本主义的国家。“二战”后，管理资本主义横扫一切：大公司、大工会与大政府紧密合作，实现了可预见的经济增长。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可预见的增长变成了滞胀，而同时一大批创新公司—尤其是计算机和金融行业—打破了旧式工业企业的思维模式，引发了一波创业热潮。
美国比所有的竞争对手都更易于过渡到创业型经济，因为创业精神深深扎根于美国的历史。正是“创新”这个词使典型的英国保守党鲍里斯·约翰逊博士（他生于美国）为之颤抖。而美国是由那些愿意破旧立新的革新者和冒险家们所建立，并巩固下来的。美国的学生从小就被灌输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托马斯·爱迪生等发明家的事迹；美国的景观中充斥着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福特等企业家的纪念碑；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之一，其主题是：联邦星舰进取号（USS Enterprise）将开往人类未曾到过的地方。
近来，美国人甚至比以往更加醉心于创业家。像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等创业家拥有与卡内基和福特一样的所有正面评价，却丝毫没有前人的负面评价—打造实用的产品和慷慨的慈善事业，而没有血汗工厂和残酷的裁员。学校为创业者设立特殊的宿舍，传教士自封为“创业牧师”，创业书籍屡屡突破百万册销量。“当我上大学的时候，人们通常假装自己加入了一个乐队”，一位观察家评论道，“现在他们假装自己是在一个新创公司里。”
美国人特别热衷于冒险，而这正是创业精神的核心。成功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脸谱网的马克·扎克伯格在30岁前成为了亿万富翁，而失败的惩罚则往往微不足道。在一些国家，破产意味着社会性死亡，而在美国，尤其是在硅谷，它是一个荣誉勋章。摩立特咨询公司发现，96%的美国受访者表示如果生意失败了还会尝试东山，相形之下，在奥地利该比例只有16%。
说到创业，美国还具有一些结构性优势。第一，拥有世界上最成熟的风险投资产业。美国的第一只风险基金“美国研究与发展公司”成立于1946年，并且自那以后一直发展迅猛。高原资本合伙人（Highland Capital Partners）每年接受大约1万项合理的商业计划，组织约1 000场会议，并考察400家公司，最终确定10~20个投资项目，所有这些程序都确保能获得大量的时间和专业技术来完成。环球通视咨询公司（Global Insight）估计，风险投资机构曾经支持过的公司现在占了将近18%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从业人员占9%的私营企业人数。
第二个优势是大学与产业间的紧密联系。美国的大学是经济发动机，而不是象牙塔，拥有数量快速增长中的科学院所、技术中心、企业孵化器和风险投资基金。斯坦福大学—到目前为止，其从对谷歌的这一项投资中就已获利超过2亿美元—热衷于推动创业精神，该校创造了一种“强手棋”游戏来指导自家的教授们成为创业者。有大约一半的硅谷初创企业都可溯源于创业者的大学时期。麻省理工学院打造出很多成功的衍生企业，如果把它们比作一个国家的话，它们将拥有世界排名第28位的国内生产总值。
第三，美国拥有一个历来开放的移民政策。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威维克·瓦德瓦指出，硅谷中由移民创建的初创企业从数年前的25%提升至52%，其中26%是由印度移民创立的。总体而言，1/4美国科技类初创企业任命外裔人士担任首席执行官或者首席技术官，这些企业的产值高达520亿美元，雇员数高达45万人。在美国的专利申请中，署名“发明者”或“共同发明者”的外裔人士比例由1998年的7.6%上升至2008的25%。
哥伦比亚大学的阿玛尔·毕海德提出，美国创业精神成功的第四个因素是，“敢于冒险的消费者”。美国人尤其愿意尝试新产品，即使这意味着得自学新技能及耗费他们的储蓄；他们也特别热衷于一再督促生产者改善产品。为了在发布当天买到新款苹果手机，50万人彻夜排队等候。
当你将美国与另外两大经济体—欧盟和日本—作一番比较时，美国的优势尤为明显。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较不热衷于创办新企业。根据由伦敦商学院和巴布森学院联合主笔的《全球创业观察》—其旨在监测创业精神—显示，只有4%的德国居民属于“机遇驱动型”创业者，该比例在美国为11%。而且成长为大型企业的欧洲新创公司也远远少于美国。欧盟科学和研究专员雅奈兹·波托奇尼克指出，自1980年以来，市值排名前1 000位的欧盟企业中，只有5%是白手起家的，而美国的这个数字是22%。
这反映了不同的文化取向。由于更高的税率，承受商业风险的欧洲人获利更少，而且由于破产会面临严峻的后果（例如，有破产记录的德国人依照法律不得再担任首席执行官），欧洲企业家损失更大。20世纪90年代早期，丹尼斯·佩尔曾考虑辞去甲骨文公司的安稳职位去创建一个新公司，他的法国友人习惯性地给了他10个留下来的理由，而他的美国友人则给了他10个创业的理由。2008年1月，佩尔将他的新创公司博奥杰公司（Business Objects）以48亿欧元的高价卖给了德国思爱普公司（SAP）。
欧洲的平均主义不利于创业精神：通常欧盟更加热衷于发展小企业，而不是致力于培育高增长公司。欧洲日益滋长的厌恶工作情绪也同样不利于创业精神。20世纪60年代晚期，欧洲人一年的工作周数超过了美国；而今天，他们一年工作35~40周，相比之下，美国人是46周。欧洲人还对企业抱持更加怀疑的态度。一项名为“欧洲晴雨表”的民意调查显示，42%的欧洲人认为企业家剥削了他人的工作成果，相比之下，只有26%的美国人这样认为。
结构性难题加剧了以上文化性的问题。与美国市场相比，欧洲市场显得支离破碎：企业家不得不努力应对一大堆错综复杂的法律条文，以及一套费钱耗时的专利体系。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中，税收体系和劳动法规限制了企业发展壮大的规模。大多数的欧洲大学仍然对商业持怀疑态度，它们赖于维持运作的国家补贴日益减少，却仍然不愿意接纳那些庸俗的私营企业的捐助。欧洲风险资本产业也远不如美国的发达（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欧洲国家里，它被称为“风险”资本而不是“创业”资本）。美国“天使投资者”的数量至少是欧洲的50倍，这尤其要归功于美国纳税人更加愿意让资金在人们的口袋里“开花结果”。
日本遭遇的创业阻碍问题甚至比欧洲要严重得多。最新的《全球创业观察》报告根据各个主要国家的创业家精神指标，给予日本最低的分数，这使得它与希腊两国双双垫底。在日本，最聪明的人才希望能为大公司或政府工作（而且，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获得的不仅仅是终身雇佣，还有公司分配的住房）。大银行和大公司携手合作，风险资本变为罕见之物，如果破产则会遭受严峻的后果。由于日本鼓励企业进行“模仿”而不是创新，小型企业难以施展拳脚。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在日本创办的公司数量只有美国的1/3~1/2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