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看出，在创业精神方面，美国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拥有巨大的先决优势。但是有两个变化正开始侵蚀它的领导地位—一个是消极的，而另一个是积极的。消极的是，美国目前面临着众多威胁—针对其非凡的创业生态环境。法律体系成为美国的累赘，它甚至具有破坏性。最大的一个新问题来自“专利流氓”，即那些专门起诉公司侵犯了某个莫须有专利的辩护律师。并且，税收制度是如此的复杂，以至于许多公司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来填写税单，而这些资源原本可以更好地被用在业务上。再者，由于“反恐战”和仇外情绪高涨这两者的共同作用，美国的移民体系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美国不是在致力于吸引世界上最好的、最聪明的人，反倒是迫使他们参加一场障碍赛。当所有人都渴望在美国工作，设置障碍赛似乎变得合乎情理。你甚至可以用达尔文理论来为它辩护，只有最胜任者才能通过考验。但现在全球各地涌现出了如此多的机会，这是对美国自身竞争力的一个严重威胁。
而积极的变化是，创业革命在向全球蔓延。与几十年前相比，欧盟更具创业精神了，欧洲产生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新创企业。Skype开创了基于互联网的电话服务，这证明了欧洲大陆的潜力：一位瑞典人和一位丹麦人创立了这个以伦敦为驻地的公司，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东欧爱沙尼亚的计算机程序员，并最终以高于80亿美元的价格将他们的新创公司出售给美国的微软公司。
更重要的是，欧洲已经开始营造有利于创业精神的生态环境。在2003~2006年间，欧洲的风险资本投资平均年增长23%，而同期美国只有0.3%。事实上，丹麦、瑞典和英国这三个欧洲国家，以其人口规模而言，拥有比美国更大规模的风险资本产业。2004~2008年间，获得风险投资支持的新创公司，有100多家实现了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功成身退”（在股票市场上市或被既有公司收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荷兰数字地图制造商Tele Atlas以43亿美元的高价被通腾导航科技公司（TomTom）收购。
并且，欧洲的大学也开始摆脱它们历来对于“商业”的蔑视。剑桥的高科技中心是最成功的公司哺育所之一，孕育了超过3 000家公司，培育出超过200名百万富翁。欧洲政府也开始认识到高速成长公司的重要性。丹麦政府建立了一个“成长之屋”的网络，让现成的机构为新创公司提供许多大公司才能享有的优势，诸如咨询建议、法律服务以及会议场所。丹麦政府还设立了一个公共创业基金Vaexsfonden，致力于推动私人投资进入高科技领域。
位于欧洲之外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国家—处于众敌环峙下的中东弹丸小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个专制的城市国家—都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来接纳创业革命。1992年，以色列主要出口钻石和柑橘类水果，而如今它每年出口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软件。借用一本创业类优秀书籍的书名来形容，以色列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创业国家”（Start-Up Nation），它拥有4 500家本土高科技公司、300多只风险资本基金—2007年这些基金在以色列的投资总额超过10亿美元—以及成长中的医疗保健产业。以色列开发的部分创新产品如下：奔腾芯片（英特尔公司）、语音邮件（康维科技公司）、即时信息（ICQ软件和Ubique公司）、防火墙（Checkpoint公司）和“药丸式肠道摄影机”，该技术能让医生不需要做侵入性手术就能检查你的体内状况。以色列人喜欢开玩笑地说，无处不在的“内置英特尔芯片”（Intel inside）的商标应该换成“内置以色列技术”（Israel inside）。
在一定程度上，以色列要感谢美国激发了它的创业革命。大量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包括英特尔和微软—已经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而且一大批曾经去往美国寻求高水平教育及商业机会的以色列移民已经返回祖国，他们还带回了来自美国的理念。许多以色列创业者穿梭于硅谷和特拉维夫（以色列第二大城市），70多家以色列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挂牌交易。
以色列政府通过现成的人力及物力资源供应，扮演着创业催化剂的角色。按人均计算，以色列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博士学位比例，最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比例，而且拥有一批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大学，尤其是以色列理工学院。来自前苏联受过良好教育的10万名犹太难民，更是增加了以色列本土人才的实力。1993年，随着高科技人才涌入该国，以色列政府设立了一个1亿美元的风险资本基金Yozma来启动国内的风险投资产业，该基金以公共投资补贴民间资本。
然而，以色列能够快速接纳创业精神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的独特性：以色列处于阿拉伯敌对之海中，是一个遭重重围困的犹太国家。以色列国防军不仅有助于让国家处于技术尖端，他们还培养以色列年轻人（18岁即被征召入伍）的团队精神和随机应变的优良素质。以色列的年轻人与在军队中结识的朋友合伙做生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再加上源于悠久历史、永存受袭威胁的高风险承受能力，使以色列具有成为创业巨人的条件。
新加坡也要把自己打造成创业巨人，可以预见的是，它更可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因为新加坡政府视创业精神为这个城邦国家继续保持繁荣的必由之路。新加坡在战后的岁月里努力沿着“价值链”向上攀登，即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贸易业到金融业的转型，政府认为它面临的或许是历来最大的考验—打造知识产业以及创建能把智力发明商业化的企业。新加坡大量投资数字媒体、生物工程、清洁技术和水净化项目，建立大型企业孵化器机构，以高薪厚禄“绑架”外国科学家，同时也仿照以色列和丹麦设立了一只公共风险资本基金，该基金陆续带来许多私人风险资本。超过5%的驻新加坡企业得到了风险资本的支持。
新加坡也在权力范围内，竭尽所能地为创业者们提供更加便利的环境。在经商便利度方面，世界银行将其评为世界第一。新加坡还致力于一宗更为棘手的业务—鼓励传统上被动守成的新加坡人更多地接纳创业精神。学校讲授创业精神的优点，并奖励提出最佳创意的孩子（例如，一群在校学生通过互联网将价值1.5万美元的定制动作玩偶出售给美国的收藏者，尽管学生们从未离开过新加坡）。大学则更注重商业教育及其与产业的结合。南洋理工大学设置了科技创业与创新专业的硕士学位（2002~2006年间毕业于该专业的150名学生中，有50人已经开始创业）。
然而，对于这个城市国家而言，转换到更具创业精神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不容易。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想要成为美好理想的守护者，而不是承担风险的创业者。根据摩立特咨询公司的研究，89%的人表示，宣布破产会导致“极度的”后果。新加坡人也绝非那种“敢于冒险的”消费者：尽管这个岛国具有多元文化，但国民仍然只痴迷于那些西方品牌。该国已经为这种最新的殖民地自卑情结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苹果公司发布iPod（数字音乐播放器）的两年前，新加坡创新科技公司（Creative Technology）就已发明了“游牧族点唱机”（Nomad Jukebox）。但此“点唱机”看起来像一台笨拙的CD播放器，而不是一款时尚的迷你配件。虽然苹果公司向创新科技公司支付了1亿美元侵权费，但这无法弥补它失去的巨大市场。以上例子或许具有教育意义，这个典型的企业式国家—一个拘泥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命令以及控制的国家—应该认识到为了繁荣兴旺，它需要接纳创业精神。
然而，若要判断创业风向，你并不需要成为一名新加坡官僚式老板，因为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和中国—正在掀起创业狂潮，顺便提一句，这两国还为新加坡输送了大量人口。
数以百万的创业者
印度风险投资家、顾问兼作家古尔恰兰·达斯讲述了他在印度南部的路边咖啡馆就餐期间，与一名正在做侍应生的14岁男孩聊天的故事。男孩说，他做侍应生是为了支付计算机课程的学费，他的终极目标是要经营一家电脑公司，就像他的偶像、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Bilgay）一样。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印度为了参与全球创业革命，已经取消了许可证管制。我将在下一章讨论印度欣欣向荣的高科技部门，但创业革命并不局限于软件业。宝莱坞每年为36亿观众制作1 100部电影（好莱坞每年为26亿观众制作600部电影），印度的国内航班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好的，哪里有咖喱饭哪里就有印度翠丰啤酒售卖。不论你到印度哪个地方，都会碰到下一个“比尔盖”：崭露头角的创业者已经把该国传统的宿命论调，转变成积极进取的乐观主义。
印度严重依赖海外侨民来推动它的创业经济，尤其是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25万印度人，以及生活在全美国的50万印度人。麦肯锡前高层拉吉特·古普塔协助创办了位于海德拉巴市的印度商学院。拉维·德什潘德曾以37亿美元将他的级联通信公司（Cascade Communications）卖给航空咨询公司Ascend，他在印度到处为创业精神摇旗呐喊。1995年德雷珀国际（Draper International）成为首个在印度投资的外国创业基金，其资金来源于硅谷的印裔人士。受印度日益增长的经济活力所吸引，数十万印度人正在返回祖国，加入被许多人视为二次建国的工程中。
与印度相比，中国创业精神的发展则更加令人惊讶。2006年，中国副总理吴仪出访美国时，同行的有200多名企业家。现在有超过65家中国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2006年，有112家中国新创公司获得风险融资，这一数目是2005年的两倍。中共中央党校甚至为创业者（又被称为“红色资本家”）开设了专门课程。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转变比印度的更加艰难。“文化大革命”破坏了国家的知识和管理资本，总体上看中国人的英语水平并不算高。相对于百花齐放的局面，国家更感兴趣的是大型项目—在国有企业和大型基础设施上下功夫。但中国与印度有着相同的重要优势，即生活在美国—尤其是硅谷—的海外华人军团。长期以来，中国大陆敏锐地意识到海外华人在台湾地区经济起飞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末后期起，他们就竭尽所能地吸引海外人员回国，建立了科技园区并热烈欢迎外国公司来华投资。在过去数年，海归潮变得如此高涨，以至于它赢得了一个独特的称呼：B to C（back to China，即返回中国）。
许多中国最成功的创业者依靠他们在美国时学习到的经验，并对美国公司加以模仿。百度是中国的谷歌，当当网是中国的亚马逊，淘宝网是中国的电子港湾，千橡互动是聚友网（MySpace）、YouTube、脸谱网和克雷格列表的大杂烩，中国汽车网是中国版的美国汽车协会。
但即使模仿也是需要技术的，尤其是当原版公司也要进入中国市场时（百度智胜谷歌尤为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这些模仿外国公司的中国创业者，也将创新的管理方法带入中国。百度的创建人李彦宏从美国风险投资者那里募集到了资金，并且给自己早期的雇员提供了优先认股权。中国也不乏具有创新精神的创业者，其中最著名的是马云，他建立了阿里巴巴网站，将中国成千上万间小零售店的货物售卖给全世界的消费者（马云还为创业者创建了一所大学，名为阿里巴巴商学院）。陈昭荣开发了一款网络浏览器，它吸引了丹麦的风险投资以及20个国家的用户。另外，中国许多顶尖的创新者正在致力于开发移动电话技术，与西方相比，手机在中国的重要性更高。刘英魁通过手机网络提供保险销售、共同基金和银行服务。王伟致力于提供免费的文本信息服务，让订阅者沉迷不已，他的明致无限（PingCo）公司还吸引用户订购额外的服务，比如地址簿备份、星座资讯以及气象信息。
印度和中国都将有一条艰难的创新之路要走。印度政府像一头拖着40%文盲人口的笨重大象，而且国内充斥着徇私枉法及贪污腐败（当某一部门设立一个2 000万美元的创业资本基金时，媒体立即将其戏称为“侄子侄女基金”）。印度立法进程停滞不前，许多基础设施混乱不堪。
麻省理工学院的黄亚生教授曾详细阐述中国市场是如何被政治严重扭曲的（约40%的企业家是共产党员）。国有企业获得超额资本，即便是正规企业也往往有着许多不透明之处。据说，许多企业维护着三套账目，分别用来应付银行、会计和政府。商人们往往无暇顾及自身事务，因为他们不得不在铺设政治关系上投入大量的时间。
但是这些障碍不应让我们忽视两国已经取得的长足进步。哈佛商学院的塔伦·康纳指出，创业精神正开始为印度的公共部门注入生机：在私人基金的资助下，新德里现在拥有一套足以自豪的新地铁系统，班加罗尔也有了一座气势宏伟的新机场。即便是中国的众多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虽然现行体制在扭曲创业精神，但“红色资本家”们同时也在改变现行体制。这场创业革命的结果是激动人心的：数以百万的新创业者正加入到世界经济格局中，他们已证明，创业者不仅能将西方的理念转变为本土观念，同时也推动了技术进步。
遍及全球的创业者
创业精神的全球化意味着成功的创业者可能来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无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偏远国家还是邻近国度、资源匮乏的国家还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统统都卷入了这个广阔无垠的企业战场。新西兰已经成为一座创业能源站，它在创办中小型企业方面引领世界，尽管事实上其产品的许多主要市场与新西兰的地理位置相距遥远。这个国家为世界带来了《指环王》，同时也带来了美利奴羊毛—意大利的“冰山”品牌用其制作优质的羊毛内衣。巴西人本托·科伊克在他的祖国建成世界上最成功的风力涡轮叶片制造公司，尽管事实上公司的原材料和客户都来自欧洲或美国，而且近40英尺长、6吨重的涡轮叶片极难运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