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美国或其他富裕国家所独有的：同样的事情甚至以更加夸张的形式在发展中国家上演。最优秀、最聪明的人聚集在高消费城市，如班加罗尔和上海。他们生活在设有关卡的社区里，从而使自己进一步脱离大众群体，其中一些社区拥有美国式的名字如“棕榈泉”、“纳帕谷”或“贝弗利山庄”，里面设有国际学校、世界级医院、豪华住房和一流的健身房。而且他们力图给予子女每一个可能的优势。中国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父母为了他们的女儿刘亦婷能进入哈佛大学，从出生起就开始对她进行培训，不断地用语言去激励她，给她布置一大堆艰深的家庭作业，并训练她进行长距离游泳。（可以预见，她从哈佛毕业后，最终会为管理咨询公司工作。）在将学生成功送入美国常春藤联盟大学方面，最成功的一所学校是新加坡的莱佛士初级学院（Raffles Junior College）。
人才争夺战催生了一个全球精英体制—一个塞缪尔·亨廷顿称之为“达沃斯人”（Davos men），而我和约翰·米克尔思韦特称之为“世界统治者”（cosmocrats）的群体在全球化中收获丰厚。这些人居住在一个社会文化的气泡中，里面充斥着与他们自身相似的其他超级成功者。他们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和商学院，为全球性机构工作并使用全球通用的商业语言。
仍然坚持平等主义的国家正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比如，瑞典就发现自己难以吸引外国人才。而在欧洲各国，坚持平等主义的大学纷纷败给更推崇精英主义的美国竞争对手。然而人才争夺战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弊病。
精英体制与它的种种非议
在1958年出版的《知识精英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一书中，英国社会学家和工党活动家迈克尔·杨描绘了一幅沉迷于人才的社会图景。时间是2034年，心理学家已经完善了智商测试的技巧。然而执迷于人才非但没有促进社会和谐，反而导致社会崩溃。人才大战的失败者承受着双重不幸，因为他们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而且还认为这样的失败是自己应得的。最终他们奋起反抗他们的统治者。
人才精英的崛起也引发了阻力，一开始是来自于右翼。艾略特（T. S. Eliot）认为，根据才能来挑选人才会“扰乱社会及贬低教育”。剑桥教授爱德华·韦尔伯恩将智商测试贬为“由犹太人根据犹太人的优势发明的装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抵制扩散到左派。左派人士认为，精英体制不仅让人不快，而且是不公平的。如果同许多社会科学家所坚持的那样，“才能”更多地归因于先天因素而不是后天培养，那么根据才能来奖励人们就相当于根据他们拥有优势的父母来奖励他们。
这种阻力偶尔会激化成公开的反抗。迈克尔·杨的书为一场反对11-plus考试（英国一项针对11岁学生的学校考试，旨在将孩子们划分成注定要上文法学院的精英群体，以及将进入普通中等技术学校的平庸群体）的成功战役打响了第一枪。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分布广泛的反对精英主义的学生运动。
大量迹象表明，另一波反弹即将到来。对于精英体制的种种不满集中在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上。人们抱怨这些不平等正在将社会的联结纽带扯拉至断裂的边缘：新兴的智力贵族龟缩在由黄金打造的专属社区里，按照他们自身的利益来操控全球经济。已故的美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曾对这一倾向做出最佳分析，他认为，“智力贵族继承了贵族的许多恶习，却没有继承他们的众多美德”。人才争夺战的逻辑是精英体制：最具才能者获得最多奖励；但是现实中的民主是平等主义的：人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政治力量来击败钟形曲线。
在某种程度上，情况比迈克尔·杨撰写他的书籍时更加糟糕。不平等现象更加普遍了—在美国以及中国，不平等状况正倒退至20世纪早期的水平，而且人才精英已经走向全球。迈克尔·杨的反对阵营现在可以将爱国主义（或者说偏执主义）增添到平等主义中。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尔抱怨道：“精英是世界的，民众是本地的。”已故的塞缪尔·亨廷顿认为：“美国国内日益去国家化的精英阶层与‘感谢上帝赠予美国’的普通公众之间的主要分歧正在日益加深。”在美国电视频道上，诸如格伦·贝克和比尔·奥雷利等名人鼓吹反对世界精英的民粹主义。而在美国街头，愤怒的茶党人士抱怨说，这个国家已经被一伙自鸣得意的常春藤联盟小团体所挟持，他们更关心的是在联合国博取其他精英们的好感而不是普通美国人的命运。在中国，人们抨击那些回国的海归人员为“香蕉人”（黄皮肤的外表，白种人的思维）。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富裕的少数族群和外国人成为暴民袭击的目标。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情况已经得到改善。成功者的数量现在远高于1958年的水平。在迈克尔·杨的时代，精英往往专指牛津、剑桥的新生和高级公务员，其余人员都被贴上失败者的标签。自那以来，美国和欧洲已经创建了一个面向大众的高等教育体系，发展中国家也决定加以效仿。在迈克尔·杨著书之时，中国和印度深陷贫穷之中。今天，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也正在遭受人才短缺之苦。
此外，一些问题能够进行自我修正。许多才智人士不仅创造就业机会和财富，也为慈善事业做贡献，正如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所做的。教育投入带来日益增长的回报会激励人们主动寻求教育，从而在实现向上流动的同时，创造出一个训练有素的劳动力群体。尽管中国施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家庭在教育上的投资仍然要多于在其他方面的投资。在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往往会提拔本地人才，从而把更多的多元族群面孔带进全球人才精英群体。过热的人才市场促使企业把生产转移到其他地方—移到迈索尔而不是班加罗尔，或者是移到得克萨斯州奥斯汀市而不是硅谷。这成为人才经济扩展财富的方式。
日益增长的财富也意味着社会可以奖励更广泛的人才。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写道：“我必须学习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就可以自由地学习数学和哲学。”相应地，他们必须学习这些专业，以便让他们的孩子们可以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锦以及瓷器”。现在，体育明星和演艺人员能成为百万富翁。各种各样的专业技能也能带来丰厚的回报，从让历史变得栩栩如生的天赋（所有那些高薪的电视频道历史学家）到制作完美蛋奶酥的才能（这个世界现在充斥着名厨）。有时，似乎任意一种简单天赋都能让你赖以谋生。长胡子竞赛是如此的受欢迎，以至于现在它被搬上电视屏幕。“海啸”小林尊（日本大胃王）作为吃热狗世界冠军每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他可以在12分钟内吃下超过50个热狗。
因而，上述反弹并非不可避免，采取措施来防止它仍不失为明智之举。一个常见的答案是“平权行动”，这个理念甚至在老式精英体制的最后堡垒—法国的组织机构中也取得不少进展。然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推行该理念的实践经验表明，它引发了众多问题。实际上，许多“平权婴儿”不能适应高度竞争的环境。更为理性地说，为什么富裕黑人的小孩应该在起步时就领先于贫困白人的小孩呢？“平权行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来得太迟。提升贫困人口人生机遇的最佳方式是，在其人生的更早阶段做出干预—引领他们在幼儿园和小学阶段就走上正确的道路，并在中学阶段强化这些体验。
累进税制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在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最富裕的国家对人才征税过多，导致人才流失。然而在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经济改革的强烈影响下，我们可能朝相反的方向走得太远了，试图冒险创造出一个信托基金阶级，这些人的财富既与品德无关也与职责无关。然而阻止反弹的最佳方式是，给每个人公平的机会。这意味着要投资于儿童营养以及学前教育，也意味着要修复教育阶梯的最低一级台阶。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推动普及初等教育，否则就会加剧技能短缺以及不平等；而发达国家需要加强学校建设。20世纪60年代，许多学校在“学童为本教学法”（child-centred education）的名义下降低了教学标准，并把教学重点从科学与数学领域移开。其主要受害者是那些无法依靠父母来弥补学校教育缺陷的贫困儿童。
发达经济体的成功越来越依赖调动民众聪明才智的能力，而不是依赖其实物资本。全球精英体制的崛起带来诸多好处，从更高的生产增长率到更快速的科学进展。它能提升社会的流动性，并使各种奇思妙想不断涌现，带来百家争鸣的良好气象。对于公司和国家而言，人才争夺战可能是一个恐慌的源头，但依然是一件值得庆贺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