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柯维喜欢告诉人们，他正在写一本关于退休种种坏处的书，书名叫“享受积极向上的生活”（Live Life in Crescendo）。然而这位特殊的管理大师完全没有堕入那种逐渐衰败的生活的危险。柯维正致力于其他9本书的写作，其中一本讲的是如何阻止犯罪。他还主持着一个比他人丁兴旺的家族还要庞大的帝国（在我撰写本书时，他拥有51个孙儿孙女）。
柯维因《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1989年）一书而名声大振，使他从一个酷似“尖头外星族”的家伙一跃成为超级明星。他随后推出了一系列作品，如《高效能家庭的七个习惯》（1997年），以及《第八习惯》（2005年），后者惹怒了那些花了30美元购买《七个习惯》一书并认为他们从此拥有了生活秩序的人士。他的其他商业事务包括，推销这些“习惯”的富兰克林柯维公司，以及一个指导有抱负的高管们飞得更高的领导力培训中心。迄今为止，《七个习惯》一书已经以35种语言卖出1 500万册，而且柯维的另外三本书也已经售出超过100万册。“柯维主义”是对性格的全面质量管理，对灵魂的再造工程。
柯维栖息在两个世界之间的中间地带。《七个习惯》一书在书店里与诸如《快速减肥》以及《躺着致富》之类的书籍并排摆放。大师的讲座里挤满了前来为飞速增加的麻烦寻求快速解决之道的倒霉家伙。然而柯维也是一位拥有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管理理论俱乐部正式会员，而且获得了诸如沃伦·本尼斯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等重量级思想家的鼎力支持。他宣称，他的最大启示之一来自彼得·德鲁克，德鲁克曾经强调“效率是一种习惯”并为他提供了“七个习惯”中的一个—“要事第一”，这在柯维“七个习惯”中位列第三。富兰克林柯维公司声称，它的客户包括90%的《财富》500强公司以及70%的《财富》1 000强公司。
柯维毕生的作品是一种平庸与卓越并存的怪异混合体。他的大部分建议无非是古往今来民间智慧的精选集合。“不要浪费时间”、“关注健康”、“如果孤独终老那么尘世的一切毫无意义”、“与好女孩（男孩）结婚”、“腾出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不要太自私”等等。柯维试图通过加入组织图表、“情商”测试和人格问卷来披上一件科学的外衣，但这只会让它们潜藏的平庸更加明显。
然而“柯维主义”的核心是一个很严肃的观点，即性格的重要作用。他在博士论文《自1776年以来的美国成功文学作品》中写道，文学作品确实有助于解释美国传统的上进心。他发现，在美国建国的头150年里，最成功的文学作品集中在性格议题上。但“二战”后不久，人们变得对外在的事物，例如外貌和时尚更感兴趣。柯维因而开始提倡，人们需要回归对性格培养的传统道德规范—而且组织机构也需要开始同样严肃地看待员工的性格，就像看待现金流和全面质量管理等理念那样。正如他乐于指出的那样，成功组织的构件是成功的个体。
越来越明显能看出，柯维走在了潮流之前。其作品的核心议题—从如何“潜心修炼”到如何取得长期成功—在管理理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
随着彼得·德鲁克口中的“组织型社会”分解成一个更加松散的网状社会，人们不得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起更多的责任。超过3 000万美国人是在为自己工作，或者是为微雇主工作：这意味着他们不得不应对各式各样的问题—从推销服务到设法应付收入的巨大波动性，这是他们与公司捆绑在一起的父辈从未面对过的。甚至那些继续为大公司工作的人员也不得不为职业生涯规划承担更多的责任。大公司希望员工为其职业生涯规划和继续培训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经济不景气，大公司会更轻易地解雇他们。汤姆·彼得斯以其独特的风格警告称：“美国公司不会再纵容你了，不妨这样想，你换了个新老板—买块镜子照照，没错，就是你自己。”
绝大多数人还在工作中面临着更大的压力。成功的高管们抱怨，他们从未见证过孩子的成长。处于上升期的管理人员在老板的命令下在各地飞来飞去，每个人都遭受信息过剩和缺乏理解之苦。现在“精疲力竭”是英国中产阶层以及好莱坞影片治疗法中时常可以听到的措辞。再加上人们平均寿命增加这一事实，你将会迎来自我管理的全盛时期。曾经罕见或者是根本不存在的问题—从一种职业转换到另一种职业、在60岁时开始一种新生活、在八九十岁时必须养活自己—现在正变得司空见惯。
你就是品牌
对自我管理的良言忠告的需求量在与日俱增，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提供建议的人越来越多，年轻大师正在加入柯维的行列中。第一种类型的大师坚定地站到自助阵营中。安东尼·罗宾斯身高7英尺，酷似超人，他原本是一名学校看门人，后来成为一名“极限运动教练”。他主张，只要采取正确的态度，就可以实现一切愿望。为了切实验证他的主张，他鼓励他的拥护者（赤足）在炽热的火炭上行走，以及完成另一些忍耐痛苦的壮举。
第二种类型的大师则是一只脚踏进自助阵营，另一只脚却还留在管理理论阵营。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人马库斯·白金汉完成了一个非凡壮举，开拓了一个绝大多数英国人认为专属于美国人的领域。这位盖洛普公司（Gallup）前雇员在离开盖洛普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他利用广泛的定量数据证明，员工和管理者都花了太多时间去关注他们不擅长的事务，而不是专注于他们擅长的事务。当能引进其他人才来处理这些数据时，为什么还要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去掌握统计学呢？为什么不专注于你唯一擅长的一件事呢？白金汉的《现在，发现你的优势》一书已经售出超过100万册，而且他势不可当地推出了后续作品，如《行动，把你的优势运用到工作上：六个强大步骤实现非凡表现》。白金汉每场演讲的要价高达5.5万美元，而且还是奥普拉·温弗瑞最喜欢的嘉宾之一。
第三种类型的作家更接近于正统的管理理论作家。《哈佛商业评论》设有一个“自我管理”专栏。管理学院偶尔发布诸如“一些教授运用所有可能的量化方法去分析是否应该在就餐时与潜在老板喝一杯”这样的文章（答案是不可以）。私人股本集团博大凯嘉投资（Better Capital）的总裁约翰·莫尔顿根据首席执行官的婚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做出评价：离过一次婚的较好，因为这表明他们需要一大笔钱来保证自己重新上道（能为老板拼命工作），但离过两次、三次婚是不好的，因为这反映出某种程度的性格不稳定。
汤姆·彼得斯呼吁人们要培养自身的“品牌资产”及“更新核心竞争力”。如果“你”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企业单位，那么你需要像经营公司那样来经营你自己，而不是仅仅把自己当成上班族。罗伯特·赖克告诉人们，他们别无选择，唯有掌握推销自己的技巧。以往“穿灰色法兰绒外套的人”更希望适应环境，现在每个人必须力图表现自己—通过写博客、注册推特账户、上电视真人秀节目、比其他人喊得更大声、使自己与众不同等。西班牙企业学院的罗伯托·阿尔瓦雷斯·德尔·布兰科（Roberto Alvarez del Blanco）简洁地总结道：“推销自己，否则就会被推销。”
这可能会很容易流于平庸。我们并不需要哈佛大学的教授来告诉我们，诸如“最好在会议前作好充分准备”之类的事情。然而“自主管理”的主题也吸引了一些管理理论行业的巨头。这些巨头证明了不仅可以严肃认真地撰写关于管理供应链或库存的作品，而且也可以同样严肃认真地撰写关于自主管理的内容。他们还证明柯维说对了一件事，即个人与公司之间的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人生的意义
1998年，由于获得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工作—《经济学人》西海岸总编辑—而新迁至洛杉矶，我斗胆驾车驶上高速公路前往奥兰治县，去拜访居住在极其俭朴住所中的彼得·德鲁克。你可能以为，提出会面的是较年轻的我，但实际上这是彼得·德鲁克在阅读了我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之后主动提出的，而且他还邀请我共进午餐。
午餐的地点选在了郊区的一家餐馆中，餐馆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塑料马车轮子装饰物。食物与装饰品一样糟糕，但点了一份小排的德鲁克并没有受到影响，他谈起战前在维也纳和英国碰到的人物：弗洛伊德和熊彼特，凯恩斯和维特根斯坦，以赛亚·伯林和刘易斯·纳米尔—听起来就像是以赛亚·伯林附体的亨利·基辛格。德鲁克还告诉我，他得以保持思维活跃的秘诀：找到一个与你的本职工作无关的项目，并花一年左右的时间，每天抽出几个小时来研究它（那时他沉迷于中世纪早期的巴黎）。我们用了一个漫长的下午谈论他的研究，观看他收藏的日本绘画并回忆他认识的商务人士。显然，这只是德鲁克保持思想鲜活的众多技巧之一。
德鲁克坚信，实现人生最大意义的唯一途径是过一种多元化的生活。他不断宣扬休假及研究项目的好处；他督促人们开拓平行职业，这可以是任何工作，包括从爱好者转变为专家再到利用空闲时间来做志愿者工作；除此之外，他还力促人们发展第二生活即第二身份。人们应该充分利用人类的寿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这个事实，去追求两三个职业。这可能包括，朝一个全新的方向迈进—例如，退出经营公司的事业，然后驾船环游世界—或者致力于你的一个平行职业并把它变成你的主要事业。
德鲁克将上述大部分技巧运用到自己身上。他的初恋是写作、教学和咨询。他的日本艺术收藏品是博物馆级别的（他第一次对日本艺术产生兴趣是在1934年，当时24岁的他为躲避一场暴风雨闯入伦敦伯灵顿拱廊商场的一场绘画展览）。60多岁时，他决定成为一位小说作家，在他的众多副业中，这并不是较为成功的一个。然而与他那非凡的妻子多莉丝相比，德鲁克的职业范围却是狭窄的。多莉丝在60多岁时获得一个物理学学位。80多岁时，她发明了一款名为“Visivox”的语音监视器，并创办了一家公司来推销它。在90多岁时，她写了一本极好的书—《赶快发明镭，不然我要你好看》。在接近100岁生日的今天，她仍然是一个热情洋溢的网球选手和山地徒步旅行者，还是一位精力充沛、风采迷人的健谈者。
德鲁克提倡了多元化生活这一概念，并提出大量有利于该概念的实效论据。对于那些拥有广泛兴趣爱好的人而言，当工作岗位消失时—正如今天众多工作岗位纷纷消失那样—他们遭受灾难性打击的可能性不大。他们还发展出可以帮助他们在主要工作上取得重大进展的视角和人脉关系。20世纪50年代，德鲁克对日本管理的个人兴趣使他在面对竞争对手时拥有优势，而这是他对于日本艺术兴趣爱好的一个副产品。然而他的基本论据是道德层面的，而不是实际成立的：你有责任充分利用上帝给予你的天赋；尽可能培养你的才能，你的心智将会持续成长；过于局限地专注于某物，才能将收窄及萎缩等。
可以说，比尔·盖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商业家，也是实践多元化生活的最伟大典范。在盖茨专职经营微软时，他经常安排“思考周”（think weeks）或“旷野周”（weeks in the wilderness）。他会在一个偏僻的小木屋里闭关，致力于阅读和思考。同样，在专职经营微软时，盖茨开发出一项平行职业—成为一位社会慈善家。他最终把平行职业转变成主要事业。1998年，他将公司的日常运作移交给老友史蒂夫·巴尔默—盖茨仍然是董事长—目的是投入更多的时间来经营他的基金会。同样，类似的自我更新过程似乎正在进行中：盖茨正将越来越多的时间用于思考能源，并把他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工作移交给其他人。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也在有意识地撰写关于“自我管理”主题的内容。如同柯维，克里斯坦森也是一个虔诚的摩门教徒（这有助于解释他为何愿意吹捧柯维的书）；而与柯维不同的是，他在主流管理理论界享有崇高的声誉。这位“创新理论之神”着手研究诸如“自我管理”这样一个软性主题的意愿传递出一个强有力的讯息，即对于他的商业理论家同行们来说，这个主题具有潜在的重大意义，更不用说对他在哈佛商学院的大批学生了。
在其课程的最后一堂课上（可以预见这是哈佛商学院最受欢迎的其中一堂课），克里斯坦森要求学生把他们过去数月一直在使用的“理论透镜”聚焦在自己身上。怎样在职业生涯中找到幸福感？如何使自己和家人的关系成为满足感的持久来源？如何确保自己将来远离监狱？
克里斯坦森之所以开始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是因为他发现，在回校出席同学会的哈佛商学院校友中，有如此多的校友已经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有时甚至陷于极端的混乱。他们是世界上最成功的人士：经营着庞大的企业，指挥数以千计的员工，发明新产品。他们中许多人的财富超过了克里萨斯王（吕底亚国最后一位国王）。但他们往往遭遇个人的失败：经历了痛苦的离婚，疏远了他们的孩子，在商务旅行和商务会议中度过一生。他们对丽思·卡尔顿酒店忠诚计划的了解多过对于子女的朋友的了解。还有一大批人已经触犯了法律，在与他同期的32位罗德学者中，有两位已经入狱。安然前首席执行官杰夫·斯基林正是他在哈佛商学院的同班同学。
克里斯坦森将其解释为目光短浅。成功人士用来定位个人资源的度量标准—时间、精力和才能—全都危险地偏向于短期。志向远大的学生和商务人士投入时间专注于完成下一个任务及取悦他们的“项目主管”：一开始是老师，然后是教授，最后是老板。但是他们从未认真严肃地思考过他们的生活目的，而会认真思考放在他们文件盘中的下一个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