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生命遭受的严重损害，生命世界的被封闭和生命能量的在无形中被截断、堵塞和浪费，是从童年时代开始的。在长大成人以后，他清醒而深刻地意识到，这种极为悲哀的情形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他必然失败。在恐惧一切的心态影响下，他的这种失败者情绪越来越严重，而潜意识里，他又始终以为自己还是一个可怜的孩子，在强大的成人世界里游荡，漂泊，流浪，没有任何希望能让他获得成功，连基本的生存都使他感到不安和恐惧。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生活怀着强烈的期待，渴望幸福，向往爱情，甚至差点就进入“婚姻世界”。除此之外，他进行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将文学创作视着自己终生的事业，乐此不疲地操持着这个神圣的事业，同时，他还接受某些公司的任职，有正当的职业和不菲的收入，而且还经常与朋友们在沙龙里兴致勃勃地闲聊，经常到父母那里去吃晚饭，并同他们一起散步，有些不合适宜地争论等等。这些具体的生活形式并非对他没有任何好处，而且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至少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乐意参与生活，极容易与人们友善交往和相处的，而且很健谈，说话的声音很大，我本人甚至觉得这很像他的老“对手”——父亲赫尔曼，或许，这本身就是遗传，甚至我相信，父亲的遗传因子，在长子身心里是最丰富，也是最明显的。但一种被潜意识压抑着的情绪不时地、不经意地冒出来，逼迫着他内心激荡不已。在这种极为频繁的内心活动影响下，在他面对残酷的现实，身体的疾病，他就赶到刻骨铭心的孤独，那种无法摆脱的恐惧感紧紧地捆缚着他，如此循环往复，不仅加重了他的负罪意识，也将他逼进了“全有—全无”境地。这种境地使得他不可能永远对某种人或事专一，而是表现得三心二意，首鼠两端，犹豫不决，忐忑不安，恐惧张皇，摸棱两可。通常情况下，“全有—全无”状态，都被学界解读为：要么占据一切，要么一无所有；要么生，要么死。由于什么也不曾拥有，所以就渴望获得一切。而“全无”对于卡夫卡来说，无外就是感到这个世界就是一片虚空，一切行为皆为虚妄，这种虚无的感应一旦占据了倍受损害的生命，就会立即表现为极端的厌世情绪，并迅速演变为自我放弃、自我抛弃、自我毁灭。换句话说，由于一无所有，在渴望一切获得的希望统统化为齑粉的情况下，他只有放弃，抛弃，而这种“弃而远之”的行为方式成为卡夫卡生命的重要现象，让他永远成为一个矛盾重重的人，身心疲惫，心力交瘁，感觉自己在迅速苍老，但同时，也让他永远怀着一颗“童心”，以孩子般的心境成年人的身份进入世界，混迹于复杂的人际圈中，时时处处地渴望获得最低限度的补偿，比如，不论是朋友，还是恋人，还有他以为可以信赖和亲近的人，他都表现出一个孩子般的天真，提出的建议和要求都与儿童相似，心理也接近儿童，而更大的表现则是对他们强烈的依恋和依赖，仿佛他们就是他的“母亲”，他们或许仅仅是一个微笑，一个下意识的举动，礼节上的轻吻，形式上的问候或关切，在他看来，都是一份接近“母爱”的情意，而大家都知道，他的童年话题中最明显的就是母爱的移位和缺失。
这种由生命的受损而产生的强烈的摇摆或反复无常的表现形式，就是卡夫卡“自我的分裂”的产生的重要原因。在卡夫卡短暂的40多年的生涯中，他痛并快乐着，自我折磨又自我欣赏着，追逐甜蜜的爱情又嫌弃爱情的“肮脏”，恐惧不安，逃避现实，又醉心于他的理想世界，一方面，他在人际关系复杂的圈子外面享受着孤独，寂寞，并以孤独和寂寞报偿生活，企图以这样的方式完成自我的超越，而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孤独和寂寞又将他强行推回到了复杂奇怪的现实世界，同他的亲人、朋友、读者和恋人在一起，迫使他经受生活的这折磨和摧残。结果呢？他想进入现实，却又害怕喧嚣，恐惧生活，因而便苦苦守侯着他的心灵世界——一个孤寂的、卡夫卡式的空间，但很快，他又烦躁不已，因为他实在忍受不了比喧嚣还要强大的寂寞，孤寂的存在，几乎可以让他毙命。他不可能做到像《蝙蝠》（歌剧 约翰·斯特劳斯）中说的那样：
“我若能克制尘世欲望，
那当然无比高尚；
我若忍受不了这寂寞，
毕竟也享受了人间欢乐。”
可以说，卡夫卡的生命形式就像一个钟摆，更像一个巨大的漩涡。他的这个自我的分裂症结，正是我吸引我们走近他的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在选择职业的问题上，他经常性地陷入到了极为矛盾的境地。在1913年的一则日记中，他写道：
“我的岗位对于我来说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即文学是相抵触的。由于我除了文学别无所求，别无所能，也别无所愿，所以我的职位永远不能把我抢夺过去，不过也许它能把我完完全全给毁灭了……或许你会问我，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后靠文学创作——我没有财产——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可怜的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上走向灭亡……现在我在我家庭里……一切不是文学的事情都使我无聊，叫我憎恨……”（见《卡夫卡集》 卡夫卡日记 第533-534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是最直接的“分裂的自我”的强烈表现，是孤独的卡夫卡和渴望拥有一份体面的可以养活他的工作的物质意义上的卡夫卡的强烈的矛盾冲突，一方面，由于钟爱的文学事业，他渴望放弃这份职业，从这个实实在在的岗位上下来，另一方面，一个作家几乎不可能完全做到用稿费老养活自己，况且当时的卡夫卡还没有多少文学上的成就，如果靠不可能“立竿见影”的文学创作来维持生存的话，那放弃现有的职业，无疑是极不现实和明智的。尤其是当创作的灵感越来越多，欲望越来越强烈，高峰期不断涌来的时候，又要面临生活的重重压力，这种二重分裂的现实自然让他痛苦不堪。是啊，熟悉文学创作，尤其是进行过文学创作的人，对卡夫卡这种心情肯定比不搞文学创作的读者和评论者更容易理解。文学创作是一种极依赖天赋和灵气的劳动，一旦创作欲望如烈火般燃烧起来，一切都不可阻挡，而通过自己的努力，加上上帝赐予的写作才华，再加上对社会人生深刻的思索，对美的追求，从而实现做作家的梦想，是每个作家共同的目标，但作为一个社会中人，一个有家庭，有责任心，有劳动能力的健全的男人，适应社会生活，承担工作和生活的重担，也是分内之事。矛盾于是就产生了，真如中国古人说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不可兼得也好，不能忍受也好，最终他只能“忍受”，只能在白天，在办公室里为生存挣取必要的费用，晚上才能在清静的环境中，也就是他最为渴望的创作境地中，营造或虚构他的文学世界。在漫漫长夜中，作为作家的他，是孤独的，白天里作为职员的他，更是寂寞的；夜晚给予他文学，唯美的“黑暗”和肉体的损害，白天更是将损害推到了极致。
这种“黑白分明”似的自我分裂，在他作为常人和作家的身份上，也非常明显起体现出来。我们大多数的读者、教授语文或高校中教授文学史或写作的人，大多笃信“文如其人”的说法，其实这是对作家作品的一种持久性的“误解”“误会”“误读”。很多伟大的作家都表现出了文与其人大相径庭的特点，自我分裂相当厉害，卡夫卡自然也是其中之一。比如，卡夫卡生前虽然没有博得文坛的掌声，获得世界级的名声，但他不可能没有读者，相反，拥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崇拜者，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粉丝”。这些喜欢卡夫卡的热情的读者，阅读了他大量的作品后，因而就以为他们真正“认识”了他，以为他就是一个内向刻板、为人阴冷、忧心忡忡、不善交际、口吃木讷的男人。其实不然，生活中的卡夫卡是个非常健谈，比较开朗的人，任何一个和他交往的人，都感到轻松和愉悦。据他的朋友马克斯·勃罗德说，卡夫卡说话的时候，通常情况下都有很好的情绪，经常哈哈大笑，而且说话的声音很大，话语中饱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也很丰富，是他所接触的人中最为健谈的人之一。这很说明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有的文人极为内向，行为和思考问题都极为缓慢，甚至被人说成是接近弱智的人，但他们在写作时却文思泉涌，文笔犀利，或想象丰富，思想也极为深刻。如果人们只顾单一地从“文如其人”的说法中去认识作家作品，那显然是不符合文学创作规律和自我分裂的现象的，尽管“文”和“人”之间有着极强的必然联系。
卡夫卡是个思想超前的哲人，前面谈到过的关于他的悖论逻辑思维方式，很好地印证了他的这个身份。但他对社会带有研究性的思索，并不完全就是代表时代，即，代表当时的现实社会的。除了他思想的超前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作为个体的、对人生体验的特殊性，既有“现代人”的身份，却又游离于“现代人”之外的个人的思想，自然有其局限性。他寻找和期待着自己，最终又放弃了自己；他寻找着所有人，力图能找到“知音”，最终，他抛弃了他们，他们也抛弃了他。在他离开人世之前，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某种不谐调。在1922年1月1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更准确地说，生活的连续性。两个时钟走得不一致。内心的那个时钟发疯似的，或者说是着了魔似乎的，或者说无论如何以一种非人的方式猛跑着；外部的那个则慢腾腾地以平常的速度走着。除了两个不同世界的分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呢？而两个世界是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分裂着，或者至少在互相撕裂着。内心行进的狂野可能有各种理由，最明显的理由是自我观察。它不让产生安静下来的想法，每一种想法都奋起直追，以便自己又作为新的自我观察的想法继续让人追赶。”这里的两个“时钟”是卡夫卡惯用的形象生动的表达，换种方式，可以解释为“超验领域（内心时钟）”和“经验领域（外部时钟）”，一个时钟走得快，一个时钟走得慢，则可以理解为，超验领域的思索走得非常远，走得快，非常深刻，而经验领域的思考却阻碍重重，走得慢，究其实质，还是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剧烈矛盾。（见《卡夫卡集》 卡夫卡日记 第5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这种矛盾冲突，随着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加重和时代的变化越来越激烈，使他感到更加的孤独和绝望。于是，他跳进了孤独和绝望的汪洋，渴望死亡。但他仍然生活着，对生活和生存境地更加感到恐惧，但当寂寞到了无以复加的时候，他又渴望和拥抱了恐惧、孤独、绝望和痛苦。
卡夫卡说过，极度的孤独使他恐惧……实际上，孤独是他唯一的目的，是对他的巨大诱惑。
前面我已经多次提到卡夫卡与家庭的矛盾，尤其是与父亲的矛盾。从自我分裂症来看，我们又看到了真实的卡夫卡。他天性敏感，喜欢孤独，渴望在极端孤独的环境中进行文学创作，可他又无力承受孤独和寂寞，生存的不安使孤独成了他恐惧的最大来源之一。因此，他既厌恶他那个中产阶级的父亲和同样没有美好童年时光的母亲缔造的家庭，长时间地与他终生的“对手”“敌人”——父亲——产生了不可挽回的对立情绪，渴望永远离开他和他的母亲，但他没有做到，相反，他也承认他父亲母亲某些方面做得对，在生活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还得依赖父母，精神上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的影响。他在责怪父亲没有给他一个幸福的童年，斥责他的暴君专制时，也承认父亲从来就没有真正打过他。他怀着强烈的原罪情绪写着那封长达三万五千字的长信，并在信的结尾宣布父亲和他都没罪：“我认为，你对我们之间的疏离是完全无罪的，但我也同样是无罪的。”他既憎恨父亲，却又离不开父亲，他如此这般怨恨和批判父亲，其实是对父亲换了方式的依赖和爱。他既对父亲的做法不可理解，却又不记恨他。这是卡夫卡性格体现得最为充分的地方，毕竟家庭，是最适合倾诉、愈合伤口和享受天伦的地方。说到底，在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来说，卡夫卡明白他所抨击的父亲，不是单纯的生活中的那个资本家，而是一切资本家的代表，这个代表的思想言行，甚至意识形态，都是一个过时的时代的文化形态，或者说，那是一个被卡夫卡放大了的“父亲”，缺失了童年幸福和人格的所有弗兰茨们必须批判的“父亲”，他这封信的深刻社会意义就在这里。虽然，卡夫卡与他父亲，所有新的时代与旧的时代，似乎永远有一道天堑，但较量和抗争，确实永远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