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卡夫卡也憎恨他生存的大都市，被他称着“带爪子的小母亲”的布拉格。他不止一次对人说，他要逃出家庭，逃出布拉格。但他始终没有实现他的这个梦想，或许是习惯了布拉格的生活方式，布拉格的气息、颜色、形状、冷暖和气质，他都是熟悉的，离不开的，一旦离开了，到了异域，反倒不习惯了；或许是他骨子里本身就离不开布拉格，布拉格毕竟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换句话说，他的生命是在布拉格成型的；或许是他压根就没真正要离开布拉格，他的孩子一般的心态，往往让他的言行都显得极为感性，是非理性的，一个作家，加上还是一个始终怀着童贞的作家，他的言语，大抵都是信口开河或不成熟的想法的直接表露而已；或许，他根本就不敢离开布拉格，因为他是一个胆怯的，遇到陌生的人事（即使是“陌生”的熟人）都感到极为紧张和压抑的犹太人，布拉格，几乎就是他生活必须倚靠的全部，他没有胆量和勇气抛开布拉格。
那卡夫卡究竟有没有能力处理好这样那样的事情呢？显然，他仍然是矛盾的。
在1910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他写道：
“我将不再离开日记。我必须锲而不舍，因为只有在这方面我才能做到这点。我真想解释心中这种幸福感，它偶尔出现一次，现在就正充满我的心中。这确实是某种冒着气泡的东西，带着轻微的、舒适的颤动充满我的内心，它告诉我，我是有能力的；而我每时每刻，包括现在，都容易完全确信我没有任何能力。”（见《卡夫卡集》 卡夫卡日记 第507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卡夫卡还经常谈到他“内心的反叛”是恐惧的罪魁祸首，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又是他自我分裂的又一大体现。
在前面，我谈到了卡夫卡对性爱的恐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由此就远离了爱情，婚姻和基本的性生活，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热烈的谈情说爱者，对性生活也不拒绝。他疯狂地追逐着他喜欢的几个女人，比如菲莉斯，密伦娜等，给她们写热情洋溢，缠绵悱恻的信，一口一个亲爱的，云云。但卡夫卡永远是那种在正面观察，立即又站带背面（反面）去查看和印证的人，将两种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加以平衡、抵消。还是让我们举几个他与女人的风流故事来论证他的这种悖论逻辑吧。
首先是在柏林认识的姑娘菲莉斯·鲍威尔。卡夫卡起初对这个女人是非常爱恋的，从与她保持了五年之久的恋人关系来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这段甜蜜的时期，卡夫卡的爱情状态达到了高峰，情绪较之以前好了许多。这显然是爱情的力量所致，而这种力量使他产生了成家，走进婚姻殿堂的强烈愿望。在卡夫卡的意识中，婚姻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它来自于美妙的爱情，却又远远超越了爱情。很快地，他分别两次和菲莉斯订婚。但好景不长，由于天生的性情，尤其是恐惧心理的作祟，使他觉得婚姻就是一个圈套，是陷阱，一旦和这个女人结婚，他将彻底失去自由，将是万劫不复的。就是这种神经质的想法，促使他又两次与菲莉斯解除了婚约。不仅是局外人觉得不可思议，即使他自己，都处于不完全明白自己行为的矛盾之中。
密伦娜，可以说是卡夫卡最为重视，最爱的一个女人，他短暂的一生中，只有这个女人让他几乎对爱情和婚姻产生了接近疯狂或痴狂的感觉，毫无疑问，密伦娜带给卡夫卡的是一段成熟、美丽、幸福而热烈的爱情，甚至让卡夫卡将那份火热的爱上升为“崇拜”。可惜的是，卡夫卡没有让热恋转换成他的最高境界的“婚姻”，他在爱情的烈火燃烧到最旺的时候，将其狠狠熄灭了。也许是爱情过于美好，就像沈从文所说的“优美的景致总是使人惆怅”一样，美丽的爱情往往使人产生莫名其妙的忧伤情绪，也使将爱情看成信仰的人感到恐惧，换句话说，美，往往使人绝望！于是，由于对爱情的恐惧，对性的恐惧，对婚姻的憧憬而产生的恐惧，直接使卡夫卡斩断了情丝，再次与婚姻擦肩而过。
这两桩胎死腹中的婚姻，或许还不能完全解释卡夫卡严重的自我分裂症，我们如果扩大这些例子的范围，去搜寻他与其他并不相爱，却渴望肉体欢乐的女人之间的瓜葛上，更容易挖掘到卡夫卡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对立的特质来。他生活的表面波澜不惊，甚至是平淡无奇，与普通人没什么区别，但他的内心却远非如此，即使作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教养，有档次的卡夫卡来说，他也是一个内外表里不一的人。比如，在菲莉斯与密伦娜之前，卡夫卡还与一个做店员的姑娘发生了一段苟且之事，其实说起来也无可厚非，处于青春期的男子哪个不发情的呢？而哪个妙龄女子又不怀春的？欲望的冲动，使肉体精血喷张，是人之常情，即使是卡夫卡，也是如此，更何况那时的卡夫卡还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小子，对性爱有着强烈的好奇，这好奇来自于对女人肉体的懵懂和渴望，于是，他非常狂乱地要对方的身体，也是这种疯狂的性欲望将他引进了一家低档的旅馆，好好地发泄了一通。这种肉体上的发泄对于任何一个初尝禁果的男子来说，快乐或惊奇一阵后，就过去了，可对卡夫卡来说，可没“过去”，在烈火燃烧完干柴之后，他立即感到恶心，诅咒这件事极为肮脏下流，更令人费解的是，他对那个无辜的善良姑娘产生了敌意，严重了伤害了那姑娘的心。尽管卡夫卡并非故意要伤害那无辜的女子，根子还是在他的性情上，但这种情形毕竟并不是能让人接受的，而表面上，他平静，老实，诚恳，儒雅，对女士彬彬有礼，可心里却远非那么一回事。“卡夫卡”三个字几乎成了他热烈而又暗淡的性爱形式的符号。
在与朋友相处，他的这种自我分裂也相当突出。表面上，朋友们看到的卡夫卡是一个乐观开朗，谈笑风生的男人，而且不拘小节，声音洪亮，几乎使每一个初次与他打交道的人，都感受到了他的热情和快乐，愿意与他交流。但实质上，他却是一个内心极度脆弱的男人，表现出来就是胆怯懦弱，害羞小气，极度敏感，甚至外热内冷。尽管他经常高谈阔论，看起来无所顾忌，其实内心却极为担心被别人误会，歪曲，遭到沉重的打击，以致于如果别人在听他说话时走神或与旁人说话或漠然，他就会感到极大的不快，乃至产生被排斥和轻蔑的感觉。对于别人并不是故意的某些不大友好的眼神或举动，他都会犯神经过敏症，不仅有时谨小慎微，而且还战战兢兢。这种气质和心态，与他的父亲简直是泾渭分明，也难怪他父亲总要拿他极不习惯和憎恨的眼光看他，即使并无恶意，他也觉得是恶毒十足，甚至感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在对待自己的文学创作方面，卡夫卡也表现出了极为矛盾的一面。他的创作其实就是他内在心理的一种需要，也是强烈的渴望，希望每个作品不仅能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而且还要有很高的境界，因为那是他的心灵的结晶。但对自己的创作极为苛刻的他却始终无法真正满意自己的作品，乃至他根本就不想将作品拿出去发表，或出版，即使发表的那些篇什，也是由于好友勃罗德的强烈要求才得以实现的，否则，我们几乎看不到生前的卡夫卡曾经正式发表过的文字，那必将是一大遗憾。这种不满意，一方面是他最自己的一切表现出的一贯的不自信，或自卑造成的，另一方面，他对文学艺术、哲学思想的追求确实不是那个时代的人所能理解的，他作品的深度让很多读者无法认识。于是，这种不自信和自卑，促使他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要将他所有的作品都烧掉，于是他写了遗嘱，希望他一生的朋友勃罗德能帮他完成这个心愿，与此同时，他对勃罗德说，他的这些作品就是在艺术上都是不成功的。这是卡夫卡对自己的误解，还是一种果敢地否决自己的胆识、谦逊的胸怀和自我救赎？也许也真只有卡夫卡本人才清楚。但我们又不得不看到，当初，卡夫卡又极为重视自己的作品，期望能得到亲人们的赞誉。但无论是他父亲，还是他叔叔，都让他彻底失望了，这也许就是他产生对自己作品不自信的主要原因，但之前，他对自己的作品还是很看好的。在1911年1月19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那件事：
“有一次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两个互相斗争的兄弟，一个去美国，另一个则留在欧洲的监狱里。……有一次，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去看望祖父祖母……这时，我根据我的构思描写那个监狱。……也许我有一阵感到这些描写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那天下午我对这种感觉并不怎么注意。因为我当时处在我已经相处关了的亲戚中间（我是那么羞怯，以致在相处惯了的人们中年我能感到舒适一些），坐在我所熟悉的房间中的圆桌旁，总想着我很年轻，从目前这种不受干扰的状态出发我会干出大事业来的；一个老爱嘲笑人的叔叔终于从我这儿抽走了那张我只是轻轻按着的稿纸，粗粗看了看，又递还给了我，连笑都没有笑，只是对其他几个用眼光追寻他的人说：‘一般得很。’对我则什么也没说。虽然我还坐在那儿，像先前一样俯在我那张毫无用处的纸上，但我实际上被一脚踢出了这个社会了。叔叔的判断在我心中不断地响起，我觉得几乎具有了真实的意义，从而使我得以在家庭感情内部也看到我们世界的那寒冷的空间，看来我必须用一把火来烧热这个空间，这把火就是我刚开始想要找的。”（见《卡夫卡集》 卡夫卡日记 第509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对自己作品渴望得到成功和赞誉，到被叔叔的一句话所击倒，到临死之前宣告对自己作品的“死刑”，揭示了大多数文人共同的心理特征：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极为自信，以为自己的作品天下第一，任何人都应该对此倍加赞赏；另一方面，这种自信是没有忍耐力的，或者说是没有“物质”保证的，一旦读者或出版商或编辑对其作品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中的很多人立即又掉转一百八十度的弯，以为自己的作品都是垃圾，有的一把火烧了，有的伤心痛哭，有的不再写作，有的与抨击其作品的人大打出手，有的甚至自杀身亡等等。分析起来，这种情形实质上仍然是文人们自我分裂的体现。而真正了解自己和自己的作品，不受外界评论所干扰，始终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的作家诗人，是少数。
在家中，他感到自己处境并不妙，活得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可他却与他的第三个妹妹始终保持着深厚的兄妹关系。两个弟弟的相继夭折，使他产生了最初的死亡恐惧，从而演绎到影响他一生的地步，可在他四十多年的人生旅程中，他几乎从没提起过这两件事情。他批判的矛盾直接对准的是父亲，而对于母亲，他从没直接进行过攻击或批判，但他对母亲的某种并不满意的态度，甚至超过父亲，几乎达到了“怨恨”的程度，原因想必大家都能找到，只是他没有直接表露而已。他把写给父亲的那封长信通过母亲转交，其用意也是相当明显的，因为他知道母亲会仔细阅读，或许，他在通过写信的方式数落父亲的专制和跋扈的同时，也希望通过阅读这种几乎是“不动声色”的方式，让母亲感受到儿子对她的怨恨。卡夫卡几乎达到了他所有的目的，尽管这个目的并不是不可告人。而他母亲最终没有将这封信转交给他父亲，一方面是担心引起更多的家庭纠纷，更不愿意父子俩的矛盾加深，另一方面，聪慧的母亲也被儿子对她的“怨恨”所震撼，她以藏起这封信的方式来掩饰自己受到的伤害，并默默地接受了这种“赤裸裸”的卡夫卡式的“批判”。
因此，一个自我分裂极为严重的卡夫卡，他很可能能极为精确地分开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和利益分配，并划清界限，但他始终又深陷在群体庞大的网络体系中，笃信群体的意志与水准等往往又取决于个人的意识。同时他又笃信个体可以决定个体的命运，即，微小因素决定着微小因素走势和结局，小环境决定着小环境的人事，小人物往往最容易被与他们一样的小人物所操纵其命运，但他似乎更为透彻地明白一个群体又是如何排斥、抛弃、迫害和决定个体命运的，比如犹太人与整个欧洲的命运对立。即使群体会带着更深厚的人情味和安全感，他的心思始终向着个人那自由安静的小世界，但他从来就不会在小世界里长久居住，他总是出现在庞杂的集体里，如此反复而已。而对个体，他既不贸然赞扬，也不轻易批评，甚至根本就不赞扬或批评，而是将话题上升到学术意义上的、普遍认识的高度，或者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对事而不对人”的层面上时，他的赞美可能让人晕倒，更让人惊诧的是，先前一言不发的卡夫卡，此刻的批评则是相当尖锐，甚至是刻毒。此时的卡夫卡，是一个既可怜又可恨、既然内向隐忍又刁钻刻薄的人。
因此，卡夫卡自我分裂的实质性原由，还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身份和祖国的精神漂泊者，一个敏感得接近“变异”的“神经病患者”，一个被恐惧折磨了一生的犹太人，一个男人世界中最瘦的人，在成人圈中飘荡的孩子，一个厌恶传统又依附于传统的现代人，一个视文学创作如命却又将创作看成是子虚乌有的文人，一个自觉的孤独者又是一个不自觉的从众者，一个内心忧郁、苦闷而外表却平静如水的多余人，一个带着强烈的负罪意识却又满不在乎的“囚徒”……残酷的生活与严重的存在性不安，使这种自我分裂症显得极为透明和深刻，它告诉我们，卡夫卡的经验世界里没有物质的必然性，在他的超验世界里，精神的可能性也大打折扣。至少，他是这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