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已经长大的那部分，已经被童年的阴霾所占据，无论他如何夸张，如何逃避又龟缩在生活中，他已经在失败中苦苦地捱着，罪孽在日益加重。但这并不是他产生强烈负罪感的唯一或者说是最主要的原因。他所感受到的那些这些的罪孽，是任何一个人都能感受得到的，我们不是经常喃喃自语“我有罪”吗？说小一点，也是每个犹太人都能认识到的，也就是说，犹太人都具备认识这些善与恶的基本能力，无论是表象，还是从表象的某个罅隙深入下去的本质。而这些罪孽在卡夫卡，以及所有犹太人看来，并不完全是与生俱来的，很大程度上是这个现实社强加给他们的，有着非正义、非公允、非道德和非文明的成分和色彩。有的人能将这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莫名其妙的“罪恶”像轻弹灰尘一样弹去，心里不会有一点痕迹。有的人在要深深地埋藏在内心，延续到死。但这种深埋起来的东西，依旧不是真正的内心世界所带来的，记住，它们是被强加给当事人的。这样说来，卡夫卡打架事件后，厨娘偶然说出的“拉瓦荷尔”严重地影响了他一生，这种罪孽感远远不是伤及他内心的那些罪恶造成的，连卡夫卡自己都清楚，他确实被束缚住了，但是被强加的，多少有“自作多情”“对号入座”的嫌疑，换句话说，也是卡夫卡的天性所致。他的本性中不是有洛维家族的正义感、神经质和经常性的局促不安吗？是的，本性无法改变。
而卡夫卡没有长大的那部分，或者说一直没有出生的那部分，或没被他意识到的那部分，或者说他意识到了却永远长不大的那部分，才是造成他负罪感强烈的源头。所以，他始终在摧毁自己，又重建设自己，再摧毁自己，再重建……他自我的分裂，莫名其妙的恐惧和存在性不安等现象表明，他其实不仅能适应生存的基本环境，而且随时能转变身份角色，来得相当“自然”和“轻松”，也就是说，他不仅可以在孤独中写作，也可以在某公司任职，甚至可以拿到法律专业的博士学位等。一切问题的根底就在于在这些表象下面，他隐约能感受的那些东西，与他怯懦的性情一粘连，就源源不断地产生罪恶意识。当然，这种罪恶感他是无法控制的，尤其是他丰富的经验世界所无法掌控的。我们甚至可以这么说，他的某些罪孽感，往往是一种伪造认识的“事实”，而不完全是事实中的事实，只不过，它们几乎通过卡夫卡的文笔、思想和噩梦，一起与现实文明完全而有力地结合在了一起。所以，他恐惧，他永远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
“只要检验一下我的最终目标，就会发现，实际上我并不追求成为一个好人，合乎最高法庭的规范，而是完全相反：纵览整个人类和兽类群体，认清他们的根本爱好、愿望和道德理想，并尽可能地使自己朝着让所有人满意的方向发展，而且（这里出现了飞跃）使人们满意到这种程度：在不失去对我的爱的情况下，我最终可以作为唯一不下油锅的罪人，在所有人的睽睽目光下展现我内心的卑鄙。总而言之，我所关心的仅仅是人类和兽类的法庭，而且我还将欺骗这个法庭，当然是没有欺骗的欺骗。”（见卡夫卡 1917年10月致马克斯·勃罗德的信）
在这种罪感意识的影响下，他在谈到欢乐的时候，说：
“身心完全健康地过一种真正的精神生活是没有一个人能办到的。”
但是，随着他对社会人生思考的越来越深入，文学创作越来越成熟，他很快就将外部经验世界的失败、挫折、死亡放在一边，更加深刻，而且是毫不留情地挖掘灵魂深处的那些罪恶的根子。于是，他很快就撤出了与世界的搏斗，像年少时不再参与群架斗殴一样，像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一样，以内心的隐忍和认命般的宁静，尽管他并不是教徒，他只是在文字上把上帝和某些基督教教义表现出来而已。这种更加强烈的负罪感渐渐弥漫了他的整个身心，深深地浸透到骨子里去了。有人把那次群架之后当成卡夫卡由外在的罪恶感内化为内在的负罪感的一个转折，厨娘仅仅是这个转折的“导火索”，正是这个道理。这对身心都受到严重摧残，没有真正健康快乐的精神生活的卡夫卡来说，那次转变，正是他彻底地成为“卡夫卡”，被捆绑在罪孽之柱上的一次机缘，而且早就是生存状况决定了的。因此，他强调，负罪，是他和犹太人共同所处的状况，而并不是依据罪过为转移。
在这负罪感中，家庭因素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这个“最瘦”的男人一来到人世，就感觉到了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控制，那就是将整个暴君形象，乃至世界性的力量都暴露在他面前的父亲。他一方面极端反感和痛恨这个形象，并在《致父亲》中加以强烈的控诉和批判，既然已经是父亲阴影下的一个彻底的失败者，不如舍身一搏，但他显然不是对手，父亲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势力几乎仅仅是与他刚一“照面”（就像根本用不着他跟同龄人打群架一样，仅仅是摆出架势），他就败下阵来。倘若再他加上自身的敏感和善于思索，他这种负罪感受就深深地扎在灵魂里了。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在主宰他之后，他又对父亲充满了来自于天性的心理依赖。这种心理是每个儿童对父亲都有的共同的情感，从某种角度看，《致父亲》又是儿子写给父亲的投降书。通过这种感觉信息的传达，他永远是父亲卵翼下的一个雏儿，获得庇护和爱，是孩子的本能，也是一个父亲应该给予孩子的。于是，在这种且爱且恨的矛盾心理中，在血缘关系占据上风的时候，他仍然有着强烈的负罪感，尽管他的身心已经不健全，罪感慢慢地内化为内在世界的全盘失败，但这种负罪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企图保持与父母，尤其是父亲正常的亲子关系和被亲情同化，借以补偿残缺的童年，填补那段苍白的记忆，也是他借以同残酷的现实世界对峙的最好的力量来源，尽管内在世界失败的强大反差使他无法校正自己生命的方向，但他以这种罪感表达了一个洛维家族“传人”的基本品格，而且，也是他不得不面对、最终承认了的他与父亲在这种同化关系上的失败，而这失败正是他内在心灵挫折和失败的统一。第三，如果从常人的角度出发，卡夫卡当然也保留了卡夫卡家族的特性，而且完全能感受到母亲对他的爱，尽管那爱并不特别，也来得有些迟，而且，在家中，他与第三个妹妹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得很好，可以说是非常不易，毕竟亲情珍贵，血浓于水。既然有这么好的环境，父亲和母亲的买卖又是如此之好，母亲坚决支持父亲，父亲也成了一个拥有相当资产的中产阶级的资本家，还愁什么呢？但问题没这么简单。复杂的地方就在于卡夫卡的存在，他内心过于丰富，又脆弱，年幼时母亲忙于生意而无暇顾及对他的照料造成的母爱的失位，以及他先天的神经质，敏感，怯懦和某种程度的自私，使他亲手“破坏”了家庭的和睦。当然，这种和睦被“破坏”的直接原因是与父亲的不和睦，这点我们已经多次提及，不必赘述。尤其是在成人之后，以及那次被厨娘的一句玩笑话击中之后，他开始了卡夫卡式的精神追求，这势必与父亲与家庭产生更强烈的分歧和冲突。这就是他负罪感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是最主要的内涵之一。但是，即使在这些负罪感非常强烈的时候，卡夫卡依旧实现着他的“自我分裂”，一次又一次地在家庭中炮制新的裂痕，在朋友和情人面前，在文学创作上都夸大了他的恐惧和负罪感受。其实，关键处他还是想借这种容易引起同情和共鸣的方式，既轻松又有实效地处理了自己的心理疙瘩，或者换取内心片刻的安宁，从而企图减轻内心的压力，缓解痛苦，实质上，也就是想通过夸大负罪感而减轻罪责，也是他那个永远的心愿：补偿过去。尽管这些都没有让他如愿。
在《致父亲》中，他说道：
“或者就是这样：谅解无法达成，而母亲只是在你面前悄悄地保护着我，私下给我些东西，允许我做什么事，于是我在你面前又变成了怕见天日的东西，成了骗子、知罪者，由于自身的毫无价值，这个人连到他认为是他的权利的地方去，也要偷偷摸摸。当我渐渐习惯于在这些偷偷摸摸行进的途中，也顺便寻找些即使在我看来也是我无权得到的东西。而这么做，又扩大了我的负罪意识。”
卡夫卡老实地承认，父亲并没有真正打过他，仅仅是一些吼叫，胀红的脸等情形，只是这些吼叫、吹胡子瞪眼睛等形式在卡夫卡看来，也是不能忍受的。但尽管如此，卡夫卡还是觉得有愧疚于父亲：
“可是如果他不得不亲身经历上绞架的一切准备活动，直到圈套在面前晃动时才得知他被宽恕了，那么他将一辈子摆脱不了这个阴影。而且，那么多次我听到你明明白白地表明我应该挨打，按总是在最后关头由于你的仁慈而逃脱了这种命运，一种强烈的负罪意识自然越积越深。无论我从哪个方向走来，都进入欠你的愧疚之中。”（同上）
而在这两段文字的前面，卡夫卡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的罪感在蔓延。
“你也有一种特别美的，但很罕见的微笑方式，这是一种静静的、满意的、赞许的微笑，它能使它的接受者深感幸福。我不记得童年时这种微笑是否赐予过我，但很可能有过这种事，因为你为什么要拒不给我这种微笑呢，我那时在你眼里是无辜的，并且是你的莫大的希望所在。再说从长远看这种亲切的印象只能造成这样的后果：我的负罪意识扩大了，世界在我眼中变得不可理解了。”
因此，面对与父亲对峙又能理解的矛盾心情，以及这种对峙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而带给他的这种忧郁和负罪感，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力量和生存的保障，心灵空落落的，父亲的不认可或者说是有意无意的轻慢和蔑视，使他不得不退回到自己内心那个小世界里去，像几十年前那个婴儿，在既没父亲，也没母亲的孤独状态下，继续他卡夫卡式的生活，这种生活呈现出的羸弱、寂寞、空虚、焦虑和恐惧，恰恰就是深重的罪感的反映。他要么变成一只硕大的甲虫（见卡夫卡小说《变形记》），要么成为一个实验性的饥饿艺术家（见卡夫卡小说《饥饿艺术家》），共同的一点就是，在极端的孤独和寂寞中，默默死去。
卡夫卡负罪感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宗教信仰也表示了真诚的歉疚。这样说来，似乎有些令人匪夷所思。但仔细想想，却并不难理解。卡夫卡生活在宗教氛围浓厚的犹太教区域内，可他并不信仰犹太教，或者说，不完全信仰犹太教。他对犹太教表现出的批判态度，有深刻的一面，但在面对这个宗教的时候，他似乎又不以为然，但可以肯定的是，身为犹太人，他从犹太教中也无意地汲取了很多犹太文化的营养，然而，他不是一个犹太教信徒。同时，他也不信仰基督教，他对基督教是茫然的。但是，在他的很多作品里却经常出现上帝，耶酥等有关基督教的词汇，这让他自己都感到很奇怪，甚至是好笑，也许他真的只在追求一个并不是真正好人的卡夫卡，他仅仅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卑鄙或平凡的、有着强烈的罪恶感觉却又无能为力的卡夫卡。
卡夫卡在他家庭，尤其是父亲身上，无法获得拯救的希望，同时在犹太教中也是这样。卡夫卡对犹太教的某种理解，或者说懂得一些犹太教的基本内容，也主要来自他的家庭和身边一些熟悉的犹太人。但他却并不认为自己应该信仰这种教义，从孩提时代，他就不经常去教堂，去了，也大多是心不在焉，做做样子而已。
“这里本应该有获救的希望的，但本来可能更大的是：我们俩在犹太教中相逢，甚至我们意志一致地从那里出发。但我从你那儿得到的又是什么样的犹太教啊？……孩提时代，我同你一样，为我到教堂去得不多，不持斋戒等原因而责备我。我认为我这些行文不是对我自己，而是对你不公正，同时，无所不在的负罪感又一阵阵地穿透我的身心。”（见《卡夫卡集》《致父亲》，第484-485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宗教信仰是西方人最大的精神支柱，也是日常生活中行为规范的准则。但卡夫卡很少跟随家人去教堂，参加必要的宗教仪式活动，连斋戒也不大当一回事（其实，他父亲对犹太教都不是十分地信，按照卡夫卡的说法，他父亲自己对犹太教持的都是可有可无的态度），显然将自己排除在一个对宗教有着极为深刻理解和信仰的群体的范围之内，在某种程度上，卡夫卡似乎无意间将自己当成了非犹太人体系中的一员。问题是，他也并不是完全脱离了犹太人体系，也不完全否认犹太教，至少，他没有胆量公开反对犹太教，以及基督教。他使用的某些宗教词汇，装着也跟着上帝走的样子，其实也只是作为神经质“病人”和文学家的卡夫卡一种极为微妙、复杂和敏感的心理写照而已。他可以造父亲的反，可以无情批判他不喜欢的文学作品，可以在没有家园的环境中支撑下去，但当普遍具有宗教信仰的群体牢牢地将他桎梏在那个铁桶般的圈子中时，他漂泊的孤寂终于会在某个时候渴望找到精神的寄托，灵魂的家园。于是，在面对他的民族的宗教时，他怎么会没有强烈的负罪感呢？
“事实上，引导你一生的信仰是：你相信一个特定的犹太人的社会阶级的观念是绝对正确，由于这些观念是你的本性的组成部分，于是你便产生了对你自己的信念。这里面确还有足够的犹太教，但要把它们继续传给孩子就太少了，当你传下来时，它已经几乎滴完了最后的一滴。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可留传的青年时的印象，一部分是你那令人生畏的本质。同时，可不可能使一个出于满心害怕而观察得非常仔细的孩子理解：你以犹太教的名义、以相应的满不在乎的态度搞的那些不相干的事情有着崇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