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你在最近几年的行为中得到了对你的犹太教观念的一个迟到的证明。在这些年中，你感觉到我比以往更多地从事于犹太人事业了。由于你从一开始就对我的一切活动、尤其是对我产生兴趣的方式甚为反感，在这里你的反感自然自然也一样存在着。但尽管如此，人们却可以抱着一线希望，等待你对此作为例外看待。这里活动着的正是与你的犹太教同根的犹太教，因此也有可能成为连接我们之间关系的纽带。……但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检验谁好谁差。经过我的中介作用，犹太教在你眼中变得讨厌了，犹太文献成了不可卒读的东西，它们‘使你厌恶’。——这也许意味着，你坚持认为，只有你在我童年时期向我展示的犹太教是唯一正确的，此外再没别的犹太教形式。……这样，那种‘厌恶’（且不论它首先针对的不是犹太教，而是针对我来的）只能意味着，你无意识地承认了你的犹太教和我所受的犹太教是虚弱的，你绝不愿旧话重提，并且 所有回报之以毫不掩饰的仇恨。此外，你从消极防出发对我的犹太教的高度的估计是非常夸张的。首先，我的犹太教中充满了你的诅咒；其次，人际的根本关系对于它的发展有着关键的作用，就我的情况而言，这种关系就能使犹太教的发展走上绝路。”（以上两段引自《卡夫卡集》 《致父亲》 第486-487页 上海远东出版社）
这似乎有回到卡夫卡“批判”父亲的老路上去，其实不然。至于卡夫卡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其实再追究已没有意义。在他的观念里，一切信仰，不管是犹太教，还是基督教，似乎都不及他心目中那个强大的、他曾经拼命地进行过“移情”却失败得一塌糊涂的父亲！从童年，到青年，到中年，他似乎就那么在毫不夸张的恐惧和憎恨中“信仰”这个高大、健壮、威猛和粗鲁的父亲。他和父亲无法和谐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他的所有信仰。但这种观念，不管是家庭教育的观念，还是单纯的宗教教义，或者是家庭教育中必须用宗教来作为管理准则的那些观念，都充盈在人际关系网之中，卡夫卡面对着这些他曾经反叛和嘲笑过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负罪意识的加重。
说实话，卡夫卡对自己精神和灵魂的防御，如同对他自己那具“最瘦”的躯体的保护，都是不成功的。这种几乎彻底的失败，除了儿童时代的孤独孱弱，恐惧随着年月的增长而增长，罪恶感的加剧，另外就是宗教的缺失造成的。在他感受不到人间温暖和爱的时候，由于心中没有上帝，他自然也无法感受到上帝之爱的温暖，所以，在他没有信仰支撑的灵魂深处，他只有通过文学将“上帝”以词汇的形式演绎出来，以此来享受另一种“信仰”的快乐和幸福，说它们是文学也好，对自由境界的追求也好，或者是一种短暂的宗教情结也好，都可以使他身心获得暂时的安慰和呵护。但好景不长，在西方社会里，没有信仰的人注定将孤独一生，落寞一生，他们心中的虚无、空洞和无聊的阴影，将随同他们一同躺进棺材。因此，灵魂会在尘世社会中，毫无防范地被受到严重的损害，精神将在这些损害中萎靡下去。在这些苦难摆在卡夫卡的生命世界里时，他没有足够的心灵力量去抵挡，他只能在懦弱中抱怨，在抱怨中消耗生命。他不可能像圣洁的教徒、以及社会中那些褒有信仰的人一样，以殉道者勇敢而高贵的姿态面对一切磨难。其实，宗教信徒也都说自己有罪，而且罪孽深重，但区别就在于，他们能直视这些罪孽而敢于献身，而且无怨无悔。卡夫卡却不同了，他深知自己的负罪感强烈，而且越来越严重，但他没有殉道者的勇力和气度，他只能在世俗的氛围里，彷徨，痛苦，怨恨，孤独，绝望。
“确实，过分残酷的生活压制卡夫卡的成长，‘无神’的罪感则格外地销蚀他的生命和能量。这种生命能量和成长的被剥夺、被封闭，使他永远像一个孩子。这个孩子面对着自己本应有的生活和成长，将格外地渴望。的确，卡夫卡的罪感与他在父亲世界面前的不安和恐惧相对应，也与对父亲世界的潜在渴望相对应。在他身上，渴望、罪感、不安和恐惧交相混杂、彼此依存，最终形成‘恐惧—渴望—罪感—恐惧—渴望——罪感—……’的循环。”（见《地狱里的温柔 卡夫卡》，林和生著，第111-1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卡夫卡在性爱中的负罪感。当然，此处所指的“性爱”，包括单纯的肉体寻欢，以及爱情，婚姻。而我要着重说说的，就是卡夫卡没有成功的婚姻。众所周知，卡夫卡在肉体欲望和婚姻爱情态度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矛盾的人，按照现代人的观念，他似乎还有些虚伪或者是“变态”。他经常在性欲之火的熊熊燃烧下不能自制，同很多女人在床上云里雾里，逍遥快活，但事后，他立即又会感到长时间的痛苦和后悔，他以为这些性活动是肮脏和龌龊的，甚至，他还将肮脏和龌龊的污水直接泼向和他一起快乐过的女人，尽管其中有些是他几乎就要爱上的女人。对肉体的迷恋，却又视肉体为秽物的心理，必然会使他心事重重，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虽然不久后他又会在性本能的驱使下，继续在肉体上和女人媾和。于是，他在性爱方面的恐惧就滋生了他对于性与爱的罪恶感，说白了，就是为自己的不洁而感到痛苦，负罪感与日俱增。
但让他感到歉疚，觉得自己始终在犯罪的，是他不成功的婚姻。卡夫卡虽然是个表现主义作家，思想意识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但他并不是个在婚姻观念上，尤其是婚姻行为方式上的“超前者”，相反，我觉得他在这个问题上，跟普通的犹太人捷克人没什么区别，非常传统，将婚姻看得很重，从这点可以看出，他对婚姻，对成家，对拥有自己的爱情堡垒是非常渴望的。
在《致父亲》中，卡夫卡说：
“结婚、建立一个家庭、接受所有将来要来到的孩子，并爱这个不安全的世界上维护他们的生命，甚至还对他们略加引导，这些依我看来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最高境界。”
看来，婚姻确实是卡夫卡生命里最为重要的一个驿站，他的天性决定了他不可能草率地成家，或者说，他也不可能轻易就草率从事。其中有个原因就是对将来出生的孩子的教育问题，卡夫卡在这句话里虽然没有指明，但他还是因为有这个过于强大的父亲的失败的家庭教育而心有顾忌，显然，他的父亲的婚姻没有达到这个最高的境界，至于他本人来说，也只能是渴望，或者说是理论中的最高境界，他努力而为之而已。
“而且归根结蒂需要达到的也不是那种最高境界，而须达到一种离之尚远的、但却是正当的接近状态；没有必要飞到太阳上去，但应该爬到地球上一块洁净的地方，只须那里不时有太阳照耀，使人得到一些温暖即可。”
卡夫卡在这段话中，很直接地谈到他的婚姻标准，不是什么好高婺远的“最高境界”，而是一种最人性化的，最本真的婚姻模式，但有个前提，就是要洁净！这又使我们想起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诅咒，因为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极度肮脏的，龌龊的，散发着恶臭的，阴暗潮湿的……
显然，卡夫卡只是有了婚姻理论上的轮廓或雏形，却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
卡夫卡曾经同菲莉斯·鲍威尔、尤利叶·沃里切克两个女人都分别订了婚，但又都几次同她们解除了婚约。姑且不论他如此这般那般，是如何地伤害了双方，单就几次订婚又几次解除婚约，而对象又是两个看起来很无辜的女人，其过程都让人感到憋闷和费解。卡夫卡交出的理由当然是堂而皇之的，几乎是无懈可击，那就是家庭的阻挠，或者是让两个女人都无法回击的理由：文学创作是他的事业，事业第一。但毫无疑问，在选择她们的时候，卡夫卡自然也是慎重的，真诚的，但慎重和真诚却也不排除他的心血来潮和“朝令夕改”的禀性，尽管他并不完全承认。
“两位姑娘虽说都是偶然的选择，但都是选得非常好的。你竟会相信，我这个胆小的、踌躇的、多疑的人是心血来潮地决定要结婚的，比如由于被一件女上装迷住而心血来潮；这又一次证明了你对我彻头彻尾的误解。两次婚姻本来都会是理智的婚姻的，可以这么告诉你，我曾经日日夜夜地竭尽我的思维力量来考虑计划，第一次长达数年，第二次长达数月。”（见《卡夫卡集》，《致父亲》第496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仔细看来，卡夫卡虽然不承认自己纯粹是心血来潮，但至少有替自己辩解的嫌疑。不过，他还是真诚地告诉父亲，两位姑娘是好姑娘，她们对得起他，是他自己让她们失望了。这样看来，卡夫卡新的负罪感又强烈地产生了，他辜负了两个好姑娘，而婚姻对于女人来说，几乎是她们生命中的全部，是中心，是唯一，而卡夫卡则还可以在文学世界中活着，即使伤害了别人，或被别人伤害，他都可以躲在文学世界里，但女人就不同了。卡夫卡有了对两个女人的歉疚之心。但这份负罪感并没有带给两位姑娘幸福的婚姻，卡夫卡最终还是放弃了结婚的念头。那他究竟又是为了什么而不结婚呢？
“为什么我没有结婚呢？这里当然像所有地方一样，有种种障碍，但生活就是由这些障碍组成的。最重要的，可惜超脱了具体事例之外的障碍却是：我精神上实际没有结婚的能力。这一点表现在：从我决心结婚的那一瞬间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入睡，脑袋日夜炽热，生活已不成其为生活，我绝望地东倒西歪。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担忧，虽然与我的忧郁和迂腐相应地有许多忧虑伴随着我，但它们并不是关键因素，它们虽然把像蛆虫对付尸体那样的工作完成得很出色，但对我思想起着决定影响的是其他一些因素。那就是集恐惧、懦弱、自卑于一体的无所不在的压力。/我想进一步作番解释：在我的结婚尝试中，两种似乎是截然相对的因素激烈地在我与你的关系之中碰撞，比其他任何场合都更激烈。结婚当然是对最充分的自我解放和独立的担保。那样我就会有个家庭，这是我心目中人力所及的最高点，也是你所达到的最高点；那样我就与你平等了，一切旧的、新的耻辱及暴政将永远成为历史。……结婚虽是最伟大的事，并赋予人以最可敬的独立性，但它同时也与你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想从这里脱身，是某种最接近狂想的东西；几乎每一次尝试都会因而受到惩罚。”紧接着，卡夫卡又说，“但也正是这种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诱惑我去结婚。……但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将一切已发生的事情抹去，也就是说，必须把我们自己抹去。”（同上）在后面，他还谈到了恐惧，以及文学创作的对他不结婚的影响。
同时，来自家庭的反对也是卡夫卡婚姻流产的一个重要原因。他在《致父亲》中例举了他最后一次告诉父亲他的结婚意图后，他父亲是这么对他说的：
“‘他可能穿上了一件精心挑选的上装，布拉格的犹太女人是懂得这一套的，那么你当然就下决心要娶她了，而且想尽可能地快，一星期后，明天，后天。我不懂你是怎么一回事，你毕竟是个成年人了，住在城市里，却只知道看到一个女的就马上跟她结婚。难道就没其他可能性了吗？要是你害怕，我可以陪你。’”
这两桩婚事宣告失败。卡夫卡陷入了失望和痛苦之中，出于善良的本性，他感到非常对不起两位姑娘。他在1914年给菲莉斯·鲍威尔的信中，就可以看出他痛苦和歉疚的心情。
“我发现一切都完了，我也发现，如果在最后关头我能作出出人意外的自白，那么还可以挽救这个局面，可是我没有出乎意外的自白可作。我当时像今天一样地喜欢你，我看到了你的痛苦，我知道由于我的缘故你平白受了两年的苦，那是有罪责的人所无法忍受的，但我也发现，你不能够理解我的处境，我该怎么办呢？只能照我当时做的那样做：一起坐车前去，沉默不语或说一些很愚蠢的话，听着那个风趣的马车夫讲故事，怀着这是最后一次见面的感觉看着你。……我不断尝试着向你阐明我的处境，你当然也已了解了它，但你却不能与它建立活生生的关系。我心中存在着互相斗争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几乎你的愿望吻合，它在满足你的愿望方面所欠缺的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发展补足。……另一方面则只想着写作，写作是其唯一关心的，写作使最卑鄙的意念在他心中经常出现……”（见《卡夫卡集》《致菲莉斯·鲍威尔》第40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后面，卡夫卡大谈特谈了了他的处境，一是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二是通过这样的解释减轻自己的负罪感。
卡夫卡婚姻的失败除了上述的愿意之外，也许还跟他对很多事情缺乏耐心和经常性的习惯性的三心二意有密切的关系。尽管他以为“恶”最有效的诱惑手段之一就是挑战，他也挑战了，包括挑战女人的肉体，他随之也就认为“恶”犹如与女人们进行的、在床上结束的斗争，可惜作为一个男人，他却是命运和生活战斗中的失败者，牺牲品，是一个可怜虫，他以一种近乎儿戏的方式伤害了两个无辜的女人，他对生活、对爱情、对婚姻的这种态度和最后“下场”，就是因为他始终对他所从事的诸多事业没有足够的耐心，虽然文学和他的学业几乎可以排除在外。
好在卡夫卡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糊涂的，他能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迅速而清醒地认识了自身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不管是自我省察，还是一直纠缠着他的恐惧和负罪感，都使他能够深刻地解剖自己和社会。
“人类有两大主罪，所有其他罪恶均和其有关，那就是：缺乏耐心和漫不经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放逐出天堂；由于漫不经心，他们无法回去。也许只有一个主罪：缺乏耐心。由于缺乏耐心，他们被驱逐；由于缺乏耐心，他们回不去。”
这几句话其实就是卡夫卡的自我解剖和总结，以此将批判的高度上升到人类的层面上。三心二意是卡夫卡的一大标记，无论他能给自己找到多少理由和处境来解释他在婚姻上的“错误”决定，都逃不脱“三心二意”、“漫不经心”和“缺乏耐心”的影响，这也该看成是他本性之一，也是人类的罪恶之一，当然，他也不例外。
于是，卡夫卡成了他年少时期极力避免的罪犯“拉瓦荷尔”，终生背负着沉重的“罪恶”十字架，挣扎着，被打击着，被剥夺着，被折磨着，而他又极度渴望回到生活中去，在没有大风大浪的环境中幸福平安地活着。确实，卡夫卡要不是有如此沉重的负罪感，没有那么多的恐惧，谁都相信他的生活几乎没什么起落，风平浪静，幸福快活，而他极力逃脱和诅咒的家庭和布拉格，也都是他温情勃勃的宅院。但这不是完整的卡夫卡，在尘世世界支离破碎的时候，在罪恶意识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他也在极力建造着他的精神世界——他唯一的世界。为此，他有过精辟的阐述。
“除了一个精神世界之外，别的都不存在。我们称之为感性世界的东西，不过是精神世界的恶而已，而我们称之为恶者，不过是我们永恒的发展中的一个瞬间的必然。”（见卡夫卡集，《箴言》，第22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既然感性世界及其所包涵的东西都是恶，那精神世界就是卡夫卡所要阐释的“善”或“大美”？不过，我们忘不了他是卡夫卡，在他负罪感和自我分裂的强大阴影里，在魔鬼和天使统一于身心、善与恶彼此交战、现实与梦纠缠不休之时，在时间的深处，我们都能听到那个带着浓厚犹太属性的负罪者在说：
“善，在某种意义上是绝望的表现。”（同上）
我们真可以这么说，绝望，也是犹太属性之一，它与负罪意识一起，将卡夫卡带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