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所有对卡夫卡感兴趣的研读者，都不可能绕开一个对于卡夫卡来说极为重要的现象：社会人生中的异化现象。尽管卡夫卡在他的创作中并没有提出过这个后来被西方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津津乐道的概念，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深入研究过普遍存在于西方社会生活中的异化现象，并以自己的创作深刻地揭示和批判了这种现象。其实，“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文学创作者大抵不会“先入为主”地以理论来作为自己创作的“指路人”，倘若真的以理论作为先导到后开始创作，那对创作实在是一种“伤害”或“轻蔑”，当然，我也并不否认文艺理论对于文艺创作极为重要的意义。在欧洲，当异化这个概念被提出来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表现了异化主题，同时，也很快引起了文学家们对于这个概念以及更细腻更深邃地表现异化现实的强大兴趣，在德国尤其如此。在西方国家纷纷进入工业文明，资本高度发达，物质利益成为人们追逐的主要目标的时候，人格的分裂，人性的堕落，道德的低下等客观现实就日益突出。也许，任何一个历史阶段，在物质告诉发展的时期，都会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人心产生重大的冲击，即使在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同样会使人产生一种“异化”心理，而实际情形就是，这种异化心理越来越在年轻人当作存在，我就在网上看到过某名人博客上记载的一个事实，一个女子对人，在这个世界，她唯一不想做的，就是不想做人！这句话几乎概括了当代中国年轻人最经典最大的一种心理。于是，这女人就养了大量的宠物，成天和这些动物在一起，而和人的交道则越来越少了。尽管这种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意义，那女子也不是绝对地要和动物相处一辈子，更不是要“异化”成动物，以次和她心爱的宠物们成为“一体”，但我们不能对这样的个别现象掉以轻心，至少年轻的一代已经有了异化意识最初的征兆：拒绝接受现实，拒绝进入世界！
尽管学术界早就对“异化”概念进行过深入的讨论和归纳，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概念没有定论。西方人最早认为，异化，就是一个人或一群人，不接受世界，或者世界不接受他或他们。这个概念采用的是选择性的方式，是怎么，或者怎么，二择一，取其一个就可以成为概念的核心。其实，“异化”概念最完整的，就按当初西方人的逻辑来看，应该是“一个人或一群人拒绝世界，世界也拒绝他或他们”，似乎这样的关系才能将“异化”说得更透彻，更有社会意义。翻译家、学者叶廷芳说：“关于‘异化’概念……总的来说，它是一种异己的、制约着人类生存的、陌生而神秘的超验力量。”（见《卡夫卡集》 《卡夫卡的人格结构（代序）》（叶廷芳）第4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我个人觉得这个说法虽然也不完全具有说服力，但还是比较中肯的。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卡夫卡是一个失落了身份的漂泊者，他自己也说，他是误入这个世界里来的，他天性孤僻却在外在表现方式上与众人无二，他孤独，恐惧……在卡夫卡的密友雅诺施，曾经这么形象生动地描绘过卡夫卡：“弗兰茨·卡夫卡张开双臂，又像瘫痪的翅膀那样无可奈何地垂下。”这是我们极为熟悉的卡夫卡形象，也像雅诺施所记载的那样，是一直寒鸦——一只卡夫卡鸟，走投无路，前景黯淡，孤独寂寞，疾病缠身。而他对世界本性的认识，大抵就是由于他的这种独特的存在方式使然的。或许，没有谁比卡夫卡更能清楚地意识到，一切可能使他感到自己卑污、怯懦、自私、无聊、寂寞、敏感、多疑、无助、淫亵、羞愧、不安的东西，以及让自己获得虚荣的创作和由此而来的褒贬，都会使他感到害怕和永久的畏惧，这种强大的畏惧心理和不被人接受，而自己也无法真正进入世界的现实，让他开始寻找一种表现他内心感受和体验的文学形式，当然，他比常人更深刻地看到了社会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异化心理，抓住这种心理，他开始了虚构。这种虚构的成功，得益于他对自己和社会的罪孽研究得非常透彻，对存在性不安的实质性内涵也把握得比较准确。一个善于研究最和恶的作家，势必比那些只能追逐阳光、粉饰生活和唱赞歌的文人更有出息，更具有哲学的渗透力。他从自己的身份和处境着手，认识到自己（包括作品中通过主人公代表的自己）没有自己的世界，声音，色彩，地位和背景，他仅仅是一个被掠夺或剥夺得干干净净的局外人，人们接触他，犹如在触抹空气，而他的一切，实际都作为抽象的符号或意念而存在，其实那已经不能称为存在的“存在”了。他失去了家园，祖国，民族，父母兄弟姐妹，亲戚朋友，失去了爱情和婚姻，也就永世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和姓氏以及种族的传承，也就是说，所有作为高级灵长类动物存在的人的一切，如真善美假恶丑，他都没有。他就是卡夫卡。即使我们不必将他说得如此玄乎，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一切都是只在证明他自己，他唯一的证明就是他自己。而作为作家，作为不幸中最不幸的犹太民族之一，他感受到了别人很难感受到的东西：
“作家总要比社会上的普通人小得多，弱得多。因此，他对人世间生活的艰辛比其他人感受得更深切、更强烈。”（见《卡夫卡对我说》 雅努施）
或许，用瓦根巴赫在他的《卡夫卡传》中说的那句话来形容卡夫卡，也许更准确，那就是：“他好象是唯一的裸体者，站在穿衣服的人群中间。”而后来与他关系密切的密伦娜也有过诸如此类的说法：“他对生活的看法跟别人是全然不同的。首先他认为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局、打字机——这些都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它们确实如此，只是我们这些旁人看不到这一点罢了），它们在他眼里是些最令人惊异的谜……他没有藏身之地，连他头上的屋檐也都不存在。因此，在我们有保障的事情，在他那里，却没有任何保障。他仿佛是一个一丝不挂的人，处于衣冠楚楚的人们之中。”
这似乎为我们找到卡夫卡热衷于“异化”描写的最根本动机。
既然他不能融入世界，他那自然就充当着“局外人”的角色。不管是孤独异常，还是误入了这个繁杂的世界，他都与世界无关，这样的结果虽然并不让他感到美妙，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看世界的角度与众不同，看问题的方法与众不同，他比任何自诩是世界公民和主宰的人更清醒，更睿智，也更哲学化。我们已经说过，卡夫卡身上的哲学家身份并不弱于他的作家身份。同时，他由于孤独，便很少能受到心灵的干扰，便于静心研究社会。第三，由于对生存环境的恐惧和严重不安，使他在恐惧和不安中反复地分析造成他恐惧和不安的各种现状等因素。第四，他天性多疑，又敏感，尽管对于常人来说，这两种情形并不见得就是好事，但对于一个喜欢思索和观照人生的作家来说，多疑，使他觉得自己和世界的问题确实很多，需要思考，梳理，而敏感，又使他的思考获得更多的信息。第五，“作为一个在成人堆中流浪的孩子”，他能更深刻地看到成人世界的本质。这些都决定了作为“局外人”的卡夫卡所独有的魅力，并促使他们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的《变形记》。
某日清晨，格里高尔一觉醒来，竟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他无法让自己跟平常一样，轻松穿衣起床。但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主人公在片刻的诧异之后，觉得这样是正常的，而且他觉得他以前的东西都没有变，房间与原来没什么两样，衣料样品仍在桌上摆着，墙上挂的仍是他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画，桌子上摆着前天放上去的衣料样品……这些东西他都是熟悉的，而且现在虽然身子不能动弹了，但他完全能清楚地看见他们，甚至可以触摸到他们，这使他觉得安心。在考虑到自己作为甲虫下不了床这个现实，他在接下来要做的，要想的，就是如何尽快适应目前这种处境。唯一使他担心的是他的上司会不会因为他没有上班而大发雷霆，他是绝对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于是，他再次尝试能不能像以前那样起床，结果却是让他懊丧的：现在他已经不是往常那个格里高尔了，而是一只大甲虫，除了还能动动脑子想想以往的事，睁着眼睛看看眼前的场景，他根本就动弹不了。最后，这个变成大甲虫的格列高尔在邻居，亲人，甚至跟他关系最好的妹妹都相继厌恶和抛弃了他，他也就在寂寞和孤独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卡夫卡将一个正常的人写成了一只甲虫，完全遵循的就是“异化”的基本现实，既尊重了现实，有最基本的逻辑，也尊重了小说创作的虚构原则。小说就是通过这种看起来荒诞，其实极为正常的的现实，用一种“假设”或“偶然中的必然”手法和关系，揭示了卡夫卡心目中的生存境况。在格里高尔发现自己成为一只甲虫时，以为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他的世界根本没有改变，而且决定尽快适应这种生活，确实让人深思。而后来他悲惨的遭遇和可悲的死亡结局，同样使人深思。这里面除了有社会现实本身的原因之外，也有当事人本身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社会现实的复杂和艰险，人际关系的冷漠，日益繁重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使现代人感到不堪重负，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当这些压力和烦躁在某一个时刻无法得到真正的、彻底的释放的时候，他们心灵的防御就土崩瓦解了，这也是“非人性化”和“异化”的最根本来源；另一方面，由于害怕寂寞，孤独，被社会淘汰或贫穷，人们又拼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的青春和身体，但当压力一拨接一拨地袭来时，他们又无法承受，拼命地躲避，恐惧，烦躁，郁闷，甚至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更多的人则慢慢地在各种环境学会了适应，只要生存的环境和条件没有变，他们就适应下去，生活下去，不管世界仍然是那么的凶险和无情。这是所有现代人共同面临的话题和困境，卡夫卡的作品，正是借助这个困境而进行创作的。他极为深刻地指出了人们最终的命运：无论是正常化的人，还是这种看起来很怪异其实也是“存在”的异化现象，都是人们共有的命运，人们没有温情，只有彼此的冷漠，没有爱，只有利益，没有闲适，只有日复一日的奔波忙碌，没有家园，只有空虚，没有归宿，只有漂泊，没有亲人，只有“甲虫”，没有尊严的生存，只有低贱的死亡，一句话，他们最终都会在永恒的孤独里焦虑，无所适从，乃至绝望，最后被家庭，社会和人类抛弃。由此看来，格里高尔的困境和悲惨结局，也正是现代社会真实写真和人类基本的“命运形态”。卡夫卡抓住这个“偶然”的变异，写出了一种必然的社会现实，也就是写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基本生存状态，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社会意义。所以，当格里高尔及其家人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甲虫的事实之后，其表现都并不是极端的惊诧和恐慌，甚至那一点微妙的惊讶似乎都是“装”出来的，他们共同默许了这个事实的存在，承认了这个世界的某种合理性，似乎早就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虽然人们对这一人的表现感到不解，其实在当事人的意识里，这种“变形”是符合逻辑的，正常的，因为生存就是这样。既然“人”不能“人性”化地在世界上生存，那就只有变成“甲虫”；既然人与人之间已经完全变成金钱关系，，即使是亲人，也是如此，那作为“人”挣扎在人的世界里，又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一层关系来开，《变形记》确实将主题上升到了国家、阶级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高度上去了。当邻居，家人，乃至作者影射的社会中的人，都不把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当人看的时候，反过来，从格里高尔繁荣角度，那些还披着人皮的人，其实也同样沦为“非人”了，因为作为人的基本前提他们都丧失了，他们也是“异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牺牲品。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变形”也可以看成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陌生感”的一种潜在因素，或者说是一个象征或隐喻，也可以说是卡夫卡自己内在心理和生活状态在“变形”中的呈现。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卡夫卡和格里高尔来谈谈这个问题。
卡夫卡虽然因为与家庭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渴望逃出家庭，逃离父亲，甚至是母亲，逃离布拉格，但综观卡夫卡短暂的一生，他几乎都没有真正离开过家庭，即使有短暂的时间离开过“带爪子的小母亲”布拉格，但总的来说，他的身心大多停留在布拉格和他父亲的那个家中，而他觉得这样活来，也没有什么不妥。他一方面猛烈批判他那个家庭，另一方面又经常到家中吃饭。而家里的人，包括他最大的“对手”的父亲，面对他的懦弱和偶尔的“挑战”，以及大部分时间在家中生活，都觉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仿佛卡夫卡家族和洛维家族的习性就是这样的：必要的商业和金钱关系，勤劳，神经质，不安，但又有一点正义感。可以说，卡夫卡的行为有“赖”的成分，家人的行为既有亲情的一面，也有冷漠和金钱关系决定一切的一面。这个格里高尔的景况并无大多的差异。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在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大甲虫之后，先是吃了一惊，却很快地平静下来，接受了目前这个现实，他觉得他的世界和以前一样，没有变化，而且，他都尽力尽快地适应这个事实，尽管后来还是忍不住独自在屋子里关着的郁闷和痛苦，但他总觉得可以和亲人们在一起，可以享受基本的生存元素，这和卡夫卡的情形多么一致。而格里高尔的家人虽然也因他变成了虫子而感到不可思议，但他们也认定了这个现实，觉得这是正常的，符合生活逻辑的，至少在开始，他们并没有厌恶和完全抛弃他。但他在日复一日的痛苦和苦闷中，渐渐也感觉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废物”的可悲事实，也可能意识到自己之所以变成虫子，完全是在于自己对于生活的无从把握，无法适应世界，懦弱，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先于“离开”了家庭和社会的。而最后他在悄无声息中死去，与卡夫卡自己长期以来的感受、预测和最后的结局，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又是多么的一致。显然，我更愿意在这里将格里高尔看成是卡夫卡——那个早已变成虫子，将自己关闭自己的甲壳里，孤独地漂泊了一生，最后在绝望中离开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