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秀残酷镇压了赤眉起义军后，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但是，当时全国还有一些地主阶级分子乘机建立的地方割据势力。其中力量较大的有：在东方割据青州十二郡的张步；在北方割据渔阳等郡的彭宠；在西方割据天水等郡的隗嚣；在西南割据益州全部的公孙述，在尔后十年的兼并战争中，刘秀先后消灭了这些封建割据者，到公元36年，统一了全国。由于刘秀重建的王朝定都洛阳，史称东汉。
刘秀是个大豪族，他统治的重要支柱，是南阳豪强集团。但是，东汉政权是在绿林、赤眉大规模农民起义之后建立起来的。为了巩固新王朝的封建统治，在不妨碍豪强利益的限度以内，刘秀不得不采取一些缓和社会阶级矛盾的政治经济措施。
首先，刘秀顺应农民起义中许多奴婢已经获得解放的形势，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先后下了九道释放奴婢和禁止随意杀害奴婢的命令，使西汉后期以来严重的奴婢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他还下诏书，免罪徒为庶民。奴婢的解放和罪徒的赦免，给社会增加了大批劳动力，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其次，刘秀被迫减轻了对农民的赋税征收。公元30年，他废除了什一税制，恢复了三十税一的制度。当时，不少农民在起义中，杀死或赶跑地主，夺回一小块土地，并且不向政府交纳赋税。东汉初年，农民在起义中获得的一部分成果，得到了保留。
此外，刘秀削弱了官位最高的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加强了皇帝身边的尚书的权力，进一步把中央的权力集中在皇帝手里。这样，利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巩固，减少割据战乱，促进了社会的安定。
刘秀采取的这些政治、经济措施，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这是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结果。经过东汉初期七、八十年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大量的荒地得到了开垦。到了汉和帝时候，政府簿籍上记载的垦田数增加到了七亿三千多万亩，社会经济有了相当发展。
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情况
豪强地主，是指地主阶级中，占有大量土地，享有政治特权，有的还拥有私人武装，能够“武断(横行)乡曲(本地区)”，而且世代传袭，具有特殊身分地位的豪族大姓。东汉时期是豪强地主发展的重要时期。
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大封功臣三百六十五人，加上外戚四十五人，这些人与宗室王族合在一起，形成了势力极大的政治集团，也就是东汉时期豪强地主的核心。东汉王室的嫁娶，大体不出这个集团的范围；重要的官职也基本上从中选取。其中，许多家族由于有世袭特权，往往一门数侯，累世尊贵显达。例如邓禹家族，先后便有二十九人封侯，二人称公;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余充任侍中、将、大夫、郎、谒者等一般官职的，更是多不胜数。弘农杨氏，自杨震、杨秉，杨赐到杨彪，四代都作太尉，汝南袁家，从袁安到袁隗四世中就有五人作三公。东汉朝廷的重要官职，事实上被这些名门望族所世袭垄断了。
豪强大族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疯狂地兼并和掠夺土地，不断扩充自己的经济力量。伏波将军马援的儿子马防兄弟，各有奴婢一千多人，“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济南安王康有奴婢一千四百人，也占有私田八百顷之多。汉章帝时，外戚窦宪居然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章帝责骂窦宪说：“今贵主尚见枉夺，何况小人(百姓)哉?”可见农民的土地被肆意兼并，在当时是很普遍的。正因如此，豪强地主的经济实力迅速膨胀。东汉后期质帝、桓帝时的外戚梁冀，强取数千良人为奴婢，他强占的林苑，竟然跨州连郡，方圆有上千里!同时，也有一些富商大贾和土生土长的地主，凭借自己的资财，交通王侯、官府，不但购置、掠占大量田地，并在政治上取得一定权势，成为地方豪强。这也是豪强地主的组成部分。
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又有各种经济的特权，影响到政府的赋役收入。在封建政权和豪强地主之间，也就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早在东汉初年，刘秀就曾下诏“度田”，检查垦田与户口实数。豪强霸占大量土地，州郡官不敢查问。特别在京城和刘秀老家南阳一带，更是如此。大臣反映“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所以尽管明明知道“田亩逾制”，谁也不敢过问。在郡国大姓反对之下，刘秀只好向豪强地主屈服，不再查田核户。刘秀尚且如此，后来的皇帝更无所作为。豪强地主的势力，更加发展。
豪强地主之间，也存在矛盾，并反映为不同政治集团的冲突，特别是宦官与外戚之间的斗争。到东汉后期，这一斗争愈演愈烈，造成社会的长期动乱。加上封建王朝横征暴敛，豪强地主虎噬狼吞，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农村和城市的经济都受到严重破坏，出现了“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无民者，不可胜数”的局面。很多被抛出土地而走投无路的农民，被迫投附到豪强地主门下，充当佃客、徒附、部曲。豪强地主乘势而动，依靠掌握的政治经济实力，利用血缘关系，不断扩大占有土地和劳动力，形成遍布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为一体的坞堡庄园。在这种情况下，皇权继续衰落，商品经济进一步萎缩，豪强地主的以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特点的大庄园经济，便迅速发展起来。
所谓坞堡庄园，一般来说，中心是豪强地主居住的“连栋数百”的深宅大院，庄子的边围筑有高墙，深沟环绕，庄墙里高耸着守望料敌的望楼。庄内分布着地主的仓楼、谷囷(囤)、地窖；还有蚕室、织室、麹(曲)室、碓(磨)房；养牲畜的马厩、牛棚、猪羊圈；还有一些中小型的手工作坊，以及地主经营的店铺、质铺(当铺)等。庄子的四周便是地主占据的成片膏田沃土。田野里稀稀拉拉散布着依附农民的小茅草屋，和庄子上的高堂大室形成鲜明的对照。
这样的大庄园，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地主在庄园里经营的土地上，拥有自成系统的水利设施，种植着各种谷物、瓜、果、菜蔬，此外，还广植林木以及桑、麻、竹、漆、蓝(染料)、药材等经济作物，畜养着大批猪马牛羊。地主经营的手工业，能够织布、染色、裁缝；酿制酒、醋、酱、贻(糖)；打造各种农具和兵器。地主的生活需要，几乎不必外求。例如西汉末、东汉初樊宏的庄园：“广开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这是相当典型的自给自足的大庄园。地主吃、穿、用之外，有所剩余，也会到市场上出卖一部分，不过数量很小。有的地主资产雄厚，或者到城镇上开设馆舍商铺，或者制备车船，役用宾客，带着货物周流四方，去经商营利。这种大地主又兼为大商人了。
每一个大庄园，外有高墙深沟，内有碉堡望楼，都是一个军事据点。庄主豢养着大批“刺客、敢死士”，作为自己的打手。地主还强制依附农民组成“家兵”，或称“部曲”，平时巡逻、守卫，必要时拉出去打仗。有的豪强地主，拥有大量“家兵”队伍，如：袁术的“家兵”，即有二、三万之众。这种地主武装，是豪强地主大庄园经济的产物，它主要是用来压制农民，准备镇压农民起义的。东汉末年，各个坞堡互相联结，成了镇压黄巾军的主要武装力量。但是，在豪族日益强大的历史条件下，它也很容易转化为割据武装，与日渐削弱的中央政权对抗。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推其原委，正在于此。
地主大庄园的生产事业，全靠依附农民的劳动。这种依附农民，一般称为“宾客”，有些是外地或外姓投附来的，又叫“荫户”、“徒附”，由于需要一面种地，一面当“家兵”，也叫“部曲”。他们对于豪强地主有很深的隶属关系。有些同族的贫弱农户，还多一层血缘关系的束缚。依附农民身份低下，不但自身被固定在土地上，而且世代相袭，被迫“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虽然他们逃避了封建王朝的苛税重役，但受到豪强地主的压迫更为沉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全听豪强地主的摆布。他们实际上是农奴的身份。
大庄园里的豪强地主，过的是极其奢侈糜烂的生活，和依附农民的悲惨生活形成鲜明对照。就在灾荒连年的时候，他们“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zhòu宙，好酒)，败而不可饮”，肆意挥霍农民的血汗。因此，随着豪族地主经济的发展，阶级矛盾也不断发展而尖锐化。先是出现大批逃离土地的流民，进而聚集起来，形成此伏彼起的流民起义。经过逐渐酝酿，终于在东汉末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这正是农民阶级对豪族地主经济恶性发展的反抗运动。
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各地的豪强地主。但是，有些强大的地方豪强，却也借着配合政府镇压农民军的时机，大肆扩充地主武装，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互相攻伐，长期混战，给人民造成了更大的苦难。
外戚、宦官之争
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王朝后期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统治权力的斗争。
外戚是指皇帝的母族、妻族，即太后、皇后的家系。东汉时期，皇室的嫁娶，不出世家大族，外戚又常是其中最有势力的家族。所以，外戚集中地代表了上层豪强地主的政治利益。当年幼的皇帝即位，母后临朝时，她照例委任自己的父兄处理政事，让他们担任大将军并参录尚书事等要职，总揽军政大权。而外戚一旦攫取到最高统治权力，便父子兄弟一门数侯，宗族宾客遍布州郡，贪婪地搜括财货，鱼肉百姓。
宦官是宫廷中侍奉皇帝及其后妃的人。这些人大都出身微贱，不过是供帝王役使的家奴。但东汉和帝之后，多为女后临朝，把秦时设置的专管侍从皇帝，出入宫廷，应对顾问的“侍中”、“常侍”等官职，改为宦官充任。这样一来，他们因为能经常接近皇帝，传达诏令，掌理文书，实际上掌握了很大权力。特别是当幼小皇帝成年之后，要亲自执政，必然与专权的外戚集团发生矛盾。皇帝想恢复权力，只有依靠这些身边最亲近的宦官，去发动宫廷政变。宦官在翦除外戚势力的斗争中立了功，自会受到皇帝信用，以致权势日重。这批暴发户，一旦控制了最高统治权力，同样广树党羽，提拔自己的家人亲戚，网罗一批下层豪强和失意官僚，派到外地做官。外戚宦官之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层豪强和下层豪强，中央皇权和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
公元88年，汉章帝死，和帝即位，东汉的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就从这时开始。和帝年仅十岁，窦太后临朝听政，依靠他的哥哥大将军窦宪掌权，窦家一门兄弟，并居要职。当时窦宪“威权震朝廷”，他想要办什么事情，只消指令太尉启奏，对内再和太后知会一声，“事无不从”，朝臣们也就无不望风承旨。东汉以来，外戚能这样全面控制朝廷，还是初见。过了几年，和帝稍大，对这种情况十分不满，决心加以铲除。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逼迫窦宪兄弟自杀，窦家宗族宾客全部免官治罪。郑众因功封侯，官居大长秋，宦官从此开始直接参与政事。这是外戚、宦官之间的第一次交锋。
和帝死后，邓太后立生下一百多天还在襁褓中的殇帝即位。殇帝二岁夭折，再立十三岁的安帝。邓太后临朝，邓骘兄弟又出面把持朝政。邓太后一死，乳母王圣、宦官李闰等，便与安帝合谋废逐邓氏。安帝起用皇后的哥哥阎显等掌管枢要，形成外戚、宦官共同把持政权的局面。这说明宦官集团在排斥旧的外戚集团时，可能与新的外戚集团达成妥协，至少可暂时相安无事，但随着时日推移，新的冲突无可避免。
公元125年，安帝死于巡游途中。皇后，阎显秘不发丧，他们赶回京城，定策扶立幼童北乡侯为帝，由阎太后临朝。阎显得势后，就把原来安帝宠信的宦官下狱处死，独揽了大权。但是，不几个月，北乡侯病死，另一批宦官孙程等十九人杀阎显，拥立被废的太子十一岁的济阴王做皇帝(顺帝)。这十九人都被封为列侯，宦官势力反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公元144年，顺帝死，只有二岁的冲帝即位，梁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梁冀掌权。公元146年冲帝又死，梁冀主谋选立八岁的质帝。梁冀也象其他专权的外戚一样“侈暴滋甚”，把小皇帝也不放在眼里。质帝少而聪慧，知道梁冀骄横，曾当着群臣说了一句“跋扈将军”，就被梁冀毒死，临死时要口水喝，梁冀也不让给。质帝死后，梁冀又利用权势，把正准备和自己妹妹结婚的蠡吾侯立为皇帝，是为桓帝。从此，梁冀权力越来越大，朝廷大小政事，都由他独断。甚至皇帝的宫卫近侍，都是他安插的亲信，皇帝的一言一动，他能“纤微必知”，加以严密监管。在梁冀专政的二十多年中，外戚的势力可以说是发展到了顶峰。梁家一门，前后有七人封侯，三人做皇后，还出了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女眷中也有七人食邑称君，这是前所未闻的事。另外，族中还有三人娶公主为妻，担任各级军官的多至五十七人。当时官吏升迁调动，都要先到梁家谢恩，然后才敢到尚书堂办手续。公元159年，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先后死了，他失去了靠山。桓帝早就怀怒在心，趁机与宦官合谋，发兵攻围梁冀，迫其自杀。其他梁氏中外宗亲，“无少长皆弃市(杀后示众)”。一时“穷极满盛”的梁氏外戚集团，遭到致命打击，“百姓莫不称庆”。
但是，从此以后，东汉的朝政却又长期转入宦官手中。宦官单超等五人，由于除梁有功，同日封侯。连小黄门刘善、赵忠等八人，也被破例封为乡侯。这些人还兼做朝官，娶姬妾，蓄养子，并得以养子传爵袭封。他们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作威作福，横行乡里，“搜括百姓，与盗贼无异”。左悺、具瑗、徐璜、唐衡四人被民间称为“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两堕，两可，办事没有一定准则，恣意横行)。宦官专政，至此达于高潮，而朝政也因此混乱到了极点。
公元167年桓帝死后，十二岁的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太后兄大将军窦武掌朝政。窦武和太傅陈蕃图谋诛灭宦官，但宦官集团已经怙势日久，根深难拔。窦武、陈蕃还没动作，事机就泄漏了。宦官曹节、王甫等，劫太后、挟灵帝，发兵攻杀窦、陈。这一次，双方公然阙下对阵，宫内宫外，乱杀乱砍，堂堂国都，一片嚣乱，这正是当时朝政混乱至极的象征图景。在混乱中，宦竖们稳握朝纲，连皇帝也变成手中的傀儡，任其摆布了。以致灵帝竟多次不知羞耻的声称：“张常侍(张让)是我的父亲，赵常侍(赵忠)是我的母亲”。连主奴关系也被颠倒了。公元189年灵帝死，十四岁的皇子刘辩继位，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密谋召边将董卓进京，谋杀宦官。结果，宦官提前下手，矫太后诏，诳杀了何进。与何进同谋的士族豪强袁绍发兵进攻，尽杀大小宦官两千多人。董卓从凉州赶来，又赶走袁绍，废少帝，杀何太后，另立汉献帝。从此，地方军阀主宰了政权。随着皇权的衰落，寄附其上的外戚、宦官，也就自然瓦解，同归于尽。但是，腐朽黑暗的东汉王朝，也只剩下一个躯壳，名存而实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