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以来，豪强地主经济恶性膨胀，各个不同集团之间互相攘夺，这是外戚宦官斗争不已的根源。同时，专制主义皇权高度发展，为外戚与宦官代行天威，提供了可能性。特别是东汉时期除去前期的两三个皇帝外，都是年幼即位，大的十几岁，小的不过两、三岁，很容易被外戚玩于股掌，而后又被宦官包围控制。因此，东汉后期一百余年间，不断出现的外戚与宦官互相倾轧，象走马灯一样的轮流专政，绝不是偶然的。
当然，不管是谁在专政，都同样的残忍贪暴。这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同豪族地主集团所共有的阶级本性。外戚梁冀曾强掠几千民女为奴婢，所建“兔苑”方圆几十里，西域“胡商”“不知禁忌，误杀一兔”，竟牵连被杀十几人。梁冀得罪被抄家时，资产由政府官卖，得钱三十万万，大约相当于“天下租税之半”。宦官集团是以暴发户的姿态出现，常常更加贪婪。中常侍侯览曾夺占民田一百多顷，住宅三百八十一所。他的哥哥益州刺史侯参，搜括的金银锦帛等财物，装满了三百多车。在外戚、宦官轮番掠夺之下，人民饱受灾难，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不能不起来反抗了。黄巾起义发动起来以后，统治阶级自己也承认，“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义兄、子弟、婚亲、宾客，据州郡，辜榷(搜括)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至为盗贼。”这是外戚、宦官专权的必然结果。
“党锢之祸”所反映的问题
东汉后期，有一批官僚、士人因出面反对宦官专政，被罢官禁锢，甚至株连杀害。这次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斗争，历史上称为“党锢之祸”。
和帝以后，东汉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政的局面。桓帝即位后，借用宦官之力，将长期把持朝政的外戚梁翼诛灭。此后宦官集团又起来操纵朝廷大权达三十年之久。这些宦官，广树党羽，到处安插亲信，“兄弟姻戚，皆案州临郡”，而且放肆地搜括百姓，虐害士民，被形容为“与盗贼无异”。这不仅加深了人民的痛苦，激起了人民强烈的反抗，而且引起大地主出身的官僚以及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不满。官僚们痛恨宦官垄断政权，影响到他们的禄位；一般士人也怨恨宦官广植亲私，而妨碍了他们的仕途。尤其使他们恐惧的是，宦官的残暴黑暗统治，加深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会严重威胁封建秩序，造成整个政权的覆亡。为了自身的利禄，也为了拯救阶级统治的危机，他们要求改变宦官专权的局面。
当时，在首都洛阳的太学，有太学生三万人，是反对宦官集团的重要阵地。太学生们以郭泰、贾彪为首，利用太学，“晶覈公卿，裁量执政”，讨论政治，抨击宦官，造出强大的舆论声势。这种风气，被称为“清议”。太学生的活动，得到朝野上下的官僚、士人的支持，官僚们也借重太学生的力量，以反对宦官。宦官们对此恨之入骨，诬称这些官僚与太学生结为朋党，图谋不轨，准备严厉打击压制。于是，造成了前后两次“党钢之祸”。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168年，(即桓帝延熹九年。)当时司隶校尉(负责纠察京师百宫及附近各郡官吏)李膺，敢于不避权贵，裁治不法，很受“清议”的推重。以前，曾因大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当县令时，贪残无道，甚至虐杀孕妇，后来逃藏于张让家的活动柱子里，李膺便亲率部下，“破柱取朔”，按法杀掉了。因此，李膺与宦官结了仇，但他的声名却更高了。太学生标榜他为“天下楷模李无礼”。读书人能被他容接的，都引以为荣，名为“登龙门”。一时成了反对宦官乱政的核心人物。到公元166年，宦官党羽张成教唆儿子杀人，被李膺逮捕归案杀掉。宦官集团借端反扑，指使人上书诬告李膺等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联系)，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在宦官蛊惑之下，桓帝大为震怒，通告各郡国，逮捕“党人”，罗列罪名，布告天下。李膺被捕后，牵连陈实等二百多人，包括一些太学生，都被下狱严讯。有在逃的，也要悬赏搜捕。一时之间，逮人的“使者四出，相望于道，”搞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安。过了一年，经过尚书霍谞(xū须)和外戚窦武的力争，桓帝意有所解，这批人才被赦归乡里，但是还要禁锢本地，终身不许作官。
第二次党锢之祸，开始于公元169年(灵帝建宁二年)，一直延续了十余年，株连之广，也超过了前一次。大宦官侯览依仗权势，残害百姓，强抢民女，侵夺大量田宅。当时的山阳督邮张俭上书，告发侯览家族的罪恶，请杀侯览，同时将其强取的资产就地没收。侯览后来便唆使一个张俭同乡人，上告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连结为党，图危社稷。朝廷借此大捕党入，连同过去的著名党人李膺、杜密、范滂(páng旁)等，也一并构陷在内，一共“百余人，皆死狱中”。张俭则被迫逃往塞北避祸。后来在各地被诬为“党人”而“死、徙、废、禁”的，达六、七百人。
公元172年，窦太后死，有人在皇宫门口贴反宦官标语：“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大卿(大官)皆尸禄(白吃饭)，无有忠言者，”揭露宦官专政的黑暗。被触痛的宦官集团，又滥施淫威，四出搜捕太学生一千多人。公元176年，宦官集团为了彻底镇压党人，怂恿汉灵帝下诏：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以至五服之内的亲属，一律免官禁锢。宦官集团罪恶黑手的打击面，扩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使第二次党锢之祸，达到了最高潮。
“党锢之祸”，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从斗争的双方看，各自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宦官代表依权仗势而成暴富的新豪强；站在对立面的官僚，则多是久享声望的地方大族；太学生们则为依靠正途求取仕进的一般地主。在这场冲突中，另一部分豪强地主势力代表的外戚集团，出于争夺中枢大权的需要，也有时支持党人。这是外戚与宦官长期斗争的继续，因而把局势搅得更复杂了。
虽然这是一场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但就当时来说，宦官集团长期的黑暗统治，已成社会矛盾激化的焦点。所以，一部分官僚和太学生，敢于揭露他们，反对他们，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民愿望的。其中一些代表人物，如李膺、范滂等人，其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也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他们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他们反对宦官专政，不但作用有限，而且根本目的是要挽救封建统治危机。
正因如此，当黄巾起义爆发以后，汉灵帝便接受宦官吕强的建议，为防止党人与张角的农民军联合，主动“大赦党人，诛徒之家，皆归故郡”。而这些党人，也由于阶级利益的制约，自动站到朝廷一边，有的还直接参加镇压起义，成了屠杀农民的刽子手。
东汉时羌族人民所进行的反抗斗争
羌族的历史源流很早，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他们的记录。
汉代的羌族分布地区非常广阔，大体以西海郡(今青海)为中心，南到蜀郡、广汉郡(今四川西北部)，东边到扶风(今陕西西部)，北边到陇西、天水(今甘肃一带)，西北则邻接西域。汉代时期的羌族，大部分过着游牧生活，与汉族杂居地区，有一部分从事农耕。羌族不但没有统一的政权，而且族类种属非常杂乱，各支之间互不统属，分合无定。他们是汉政权统治下的一个重要兄弟民族。
东汉初，汉朝把羌人徙置在天水、陇西、扶风三郡(今陕西、甘肃一带)。内迁的羌族人民与汉族人民杂居在一起，从事农业生产，两族相互交往与融合，对于汉羌两族的民族团结和羌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东汉的郡县官吏和地方豪强却肆无忌惮地虐待羌人，残酷地搜括、侵凌和奴役羌人。东汉统治者的压迫，激起了羌族人民不断地举行武装反抗。其中大规模斗争，共有三次。
公元107年(安帝永初元年)的夏天，汉安帝派遣骑都尉王弘强迫征发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的羌人随征西域。羌人害怕远征无还期，走到酒泉时便相率逃散。汉政府命令各郡县发兵邀击逃散的羌人，捣毁沿途羌人的房屋村落。羌族人民忍无可忍，被迫起而反抗。他们没有武器，“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多次打败汉朝的地方部队。这年的冬天，东汉王朝派遣车骑将军邓骘(zhī之)，征西校尉任尚率兵五万前往镇压，也被芜人击败。羌族人民在斗争中，逐步联合起来，组成了强大的武装力量，“众遂大盛”。于是开始向汉朝反攻，东指赵、魏(今山西、河南境)，南入益州(今四川大部分、贵州小部分)，攻杀汉中太守，打得“朝廷不能制”，东汉政权一时十分被动。
在羌族人民斗争高潮中，东汉的地方官吏强迫当地汉族人民内迁，以避羌人锋芒，防止汉、羌人民联合斗争。汉族人民与羌人长期和平相处，因此，“百姓恋土，不乐去旧”，不肯迁动。东汉政府下令，“刈(割)其禾稼，发彻(拆)室屋，夷(平)营壁，破(坏)积聚”，强制人民迁往内地，造成了流离失散，大量死亡。汉族人民在杜琦、杜季贡等人领导下，发动起义，与羌族人民互相呼应，并肩而战，共同打击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直到118年，东汉政府才把羌汉人民的联合斗争，完全镇压下去。但是，已经糜耗军费达二百四十余亿，致使“府帑空竭”，严重削弱了东汉政权。
公元140年，羌族人民第二次大规模斗争爆发。前一年，东汉王朝委派马贤为弘农太守，来机为并州刺史，刘秉为凉州刺史。这三个人“天性虐刻”，到任之后，“多所扰发”，引起羌族人民的反抗。公元140年(永和五年)夏，且冻、付难两部羌人首先发难，一鼓作气攻下金城。接着与西塞、湟中诸部羌人联合，大规模地进攻三辅，攻杀郡县长吏。汉朝派遣马贤率领五六千骑兵前去镇压，在射姑山被打得溃不成军，马贤和他的两个儿子全都战死了。同时，羌族人民各部，分头攻打陇西、关中、北地等各地，烧园陵，杀官吏，此伏彼起，声势很大。东汉王朝每次都企图用武力镇压起义，但在羌族人民的强大攻势面前，汉军屡战屡败。当时内地又连年发生农民起义，东汉统治者内外交困，不得已只好对羌人采取剿抚并行的办法。羌人起义斗争直到永嘉元年(公元145年)，一直持续多年，才被镇压下去。东汉政府又耗费了八十余亿的战费。
羌族人民在公元159年，又掀起了第三次反抗斗争高潮。烧当等部羌人联合进攻陇右，后来，其他各部羌人先后起来响应，到处“覆没营坞”，打击东汉统治。东汉政府派遣段颎、胡闳等人，进行残酷镇压。羌族人民坚持斗争十几年，才最后失败。
东汉时期，羌人的反抗斗争前后共持续了五六十年。东汉统治者对羌人的残酷镇压和战争破坏，使西北地区残破不堪，人口也大大减少。但是，尽管统治者进行了长期的大规模镇压，却始终没有能磨灭羌族人民的反抗斗志。公元184年(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之后，先零羌立即联合枪罕、河关等地的汉族人民响应黄巾起义，为推翻东汉统治者而并肩作战。
蔡伦造纸
我们这里所说的纸，是从现代所用纸即植物纤维纸的涵义说的。考古发现，这种纸最迟在西汉初年(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到公元前一世纪中叶)已经被我国劳动人民发明并且使用了。
从本世纪以来，西汉时期造的植物纤维纸，不断地被考古工作者所发现。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汉代烽燧遗址中发掘出了一张西汉宣帝时(公元前73年到公元前49年)的纸。1973年~1974年，在甘肃省额济纳旗地区发掘出一张不晚于宣帝时期的麻纸。1957年5月，在陕西省西安灞桥一座古汉墓中更发掘出了西汉早期的纸，被称作“灞桥纸”。科学工作者鉴定，“灞桥纸”是用大麻和苎麻等原料制成的，其时间不晚于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科学工作者还进一步研究推断，当时劳动人民制造这种纸，就其制造的主要工序看，已经具备了现代造纸的基本流程。“灞桥纸”是目前考古发掘出来的我国最早的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
这些西汉纸，大多数都还比较粗糙，纸的表面有较多的未被打散的麻筋。纤维组织松散，分布也不均匀，因而不利于书写。发掘出来的这些西汉纸面上也确实没有文字。显然，这时还是我国造纸术的萌芽和开始阶段。
到了东汉时期，造纸技术进步很大，纸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曾经不断发掘出一些东汉时期造的纸。如1901年，先后在新疆和甘肃敦煌发现两张东汉纸；1942年在内蒙古额纳河东汉的烽燧遗址中，又发现一张东汉纸；1959年在新疆民丰县也发现一张东汉纸；到1974年，在甘肃武威县一座东汉墓中，更发掘出一批东汉纸。这些纸比起西汉纸有着明显的进步，大多数纸的上面都有书写的字迹，有的是书信、诗抄，也有的是日常文书。可见，这时的纸已经比较普遍地被人们用作为书写的材料了。东汉时期，不仅中原地区使用纸，而且传布到了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地区。另外，也不仅限于上层统治者使用，而是连民间也比较广泛的使用起来了。可以说，东汉是造纸技术已经比较成熟的时期了。
脍炙人口的“蔡伦造纸”的故事，恰好出现在这个时期并不是偶然的。所谓“蔡伦造纸”，其实说的是蔡伦在劳动人民发明和发展造纸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造纸工艺的事迹。
蔡伦，字敬仲，东汉时期桂阳(今湖南耒阳县)人。他从小时候就入宫做太监，到和帝时被提升为中常侍，掌管宫内的杂事，并参与一些机要大事的谋划。后来，他又增加了尚方令的官职，负责皇宫内的手工作坊，专门为皇帝制造刀、剑和其他玩好器物。他监造的刀、剑“莫不精工坚密”，成为后世制造刀、剑效法的榜样。就是在蔡伦担任尚方令官职期间，他广泛地研究了民间的造纸经验，创造性地使用树皮、麻头、旧布、旧鱼网等植物纤维为原料造纸，把造纸技术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公元105年(和帝永兴元年)，蔡伦把他监造的第一批纸献给了和帝，受到了和帝的称赞。从此，全国都采用蔡伦的方法造纸。由于蔡伦曾被封侯，所以，人们把这种纸称作“蔡侯纸”。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造纸原料，使用一些废旧麻织品和树皮造纸，就为纸的大规模生产和推广使用开辟了道路。
纸在发明和推广使用以后，就逐渐地取代了笨重的木简和昂贵的缣帛，成了我国人民的主要书写工具。纸既轻便又便宜，不但利于人们书写、携带和装订成书，而且给以后印刷术的发明准备了条件。造纸术的发明对于文化的保存、交流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在我国人民已经普遍使用纸的时候，欧洲还在使用昂贵的羊皮和质地非常脆的纸草做书写材料，世界其它地方也没有纸，在书写材料上都还处在非常落后的状态。公元七世纪时，我国的造纸术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八世纪传入阿拉伯，后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十四世纪初叶，欧洲人才开始使用破布造纸，但已经晚于中国一千四百多年了。因此，造纸术作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的贡献，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
张衡在天文历算方面所作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