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在我正式写作十年以后，当我44岁的时候，完成了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红处方》。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踌躇，自己要不要写长篇小说？因为它对人的精神和体力，都是一场马拉松。我是个青年时代遭过苦的人，对所有长途跋涉的行动，都要三思而后行。我甚至想过是不是一辈子不写长篇小说？因为有好几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写完长篇后撒手人寰，使我在敬佩的同时，惊悸不止。最后还是决定写，因为我心中的这个故事，像一颗泡过水的黄豆，不断膨胀着，呼唤着我。
写作也像做衣服，先要有材料。鲁迅先生所说，宁可将小说素材压成速写，不可将作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讲的便是量体裁衣的规则。在我对生活感受的储存里，有许多材料，它们像一些彩色的布头，每当我打开包袱皮，就闪烁着翻滚着跳到眼前，拼命表现自己，希望早些进入笔下。我总是慢慢地审视着它们，估摸着自己裁剪缝纫的技艺，不敢贸然动手。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数次因了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泾渭分明地浮现。
这就是我在戒毒医院的身感神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二十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
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是一个视责任为天职的人。
我决定写这部长篇小说。前期准备完成以后，接下来的具体问题就是——在哪里写呢？古话说，大隐隐于市。我不是高人，没法在北京高分贝的声波中定下心来。便向领导告了假，到了我母亲居住的地方。那是北方的一座小城，并不是我父母的故乡，但他们离休后一直住在那里。父亲最后的时光在那里度过，安息在那片土地上。幽静的院落被一种深沉的暮气萦绕，使我的心境浸入一种生命晚期的苍凉。
母亲问我选在家中哪一间房屋写作，按她的意思，是将我安顿在一间大大的朝阳房屋，那是整所住宅中最豁亮的地方。我迟疑着，想象中我未曾落笔的小说，似是一种更为凝重的调子。我最后选定了父亲生前的卧室。自老人仙逝以后，房门紧闭，一种极端的整洁和肃穆凝结在每一立方厘米的空气中。推开门来，是父亲巨大的遗像，关切地俯视着我。正是冬天，母亲说，这屋冷啊。我说，不怕。我希望自己在写作的全过程中，始终感到微微的寒意，它督我努力，促我警醒。
写作长篇小说，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可怕。在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像工厂的工人一般准时，每天以大约5000字的匀速推进着。有不少时候，我很想写得更多一些，汹涌的思绪，仿佛要代替我的手指敲击计算机键盘，欲罢不能。但我克制住自己的激情，强行中止写作，去和妈妈聊天。这不但是写作控制力的需要，更因为我既为人子，居在家中，和母亲的交流就是非常重要的大事。母亲从不问我写的是什么，只是偶尔推开我的房门，不发出任何声响地静静看着我，许久许久。我知道这种探望对她是何等重要，就隐忍了很长时间，但有一天终于耐不住了，对她说，妈，您不能时不时地这样瞧着我。您对我太重要了，您一推门，我的心思就立刻集中到您身上，事实上停止了写作。我没法锻炼出对您的出现置若罔闻的能力……
从此母亲不再看我，只是与我约定了每日三餐的时间，到了吃饭的钟点，要我自动走出那间紧闭的屋子，坐到饭厅。偶尔我会沉浸在写作的惯性中，忘了时辰，母亲会极轻地敲敲门。我恍然大悟地跑出去，才发现母亲守在餐桌旁，菜已凉，粥已冷，馒头不再冒气，面条凝成一坨……我怪她为什么不自己先吃一点，她总是说，你爸爸在的时候，我也总是等他一起吃。
于是母女相对无言。以后的日子，我再不敢丝毫贻误吃饭。
打印出的稿纸越积越厚了，母亲有一次对我说，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我说，布是怎样织出来的，我没见过啊。
母亲说，织布女人，要想织出上等的好布来，就得钻到一间像地窖样的房子里，每日早早地进屋，晚晚地才出来，不能叫人打搅，也不跟别人说话。
我说，布难道也像冬储大白菜似的，需遮风避雨不见光吗？
母亲说，地窖里土气潮湿，布丝不易断，织出的布才平整。人心绪不一样，手下的劲道也是不同的。气力有大小，布的松紧也就不相同。人若是能坚持一天不说话，心里的那口气是饱满均匀的，绵绵长长地吐出来，织的布才会像潭水一般光滑。
我凛然一惊。
母亲的话里有许多深刻的道理，可惜我听到它的时候，生平的第一匹长布，已是疙疙瘩瘩地快要织完了。
好在我以后还会不断地织下去，穷毕生精力，争取织出一幅好布，以告慰无微不至关怀我的母亲，告慰父亲九天之上的英灵。
1996.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