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潮流涌动着，企图撞开一扇又一扇关闭的门窗时，这诸多潮流的一种便是翻译大潮。系统的引进西方文明始于此时，一连串的新名词在当时的中国被视为最“摩登”者，困顿几千年的这个老大封建社会，一经呼吸到新鲜空气，便开始晕眩，但年轻人却雀跃，因为从根本而言，属于老人的只有历史，唯年轻人才享有未来。
梁启超首先是自己吮吸着这一切新的思想和文化。在日本，他的文化素养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他感觉到：一个塑造新民的时代到来了！
严格地说，也只有孩子和年轻人才有资格、才有可能成为新民。因为他们渴望变化、善于吸收。～般而言，思想退化的老人总是坚硬着自己的花岗岩脑袋，视改革与进步为洪水猛兽。
梁启超用自己的笔触撰文介绍的欧美、日本的思想家、经济家、政治家、文化名人有50多位，这些人几可概括世界文化名流的佼佼者，再加上梁启超投入的情感、优美流畅的文笔，由此产生的极大的感染力，无第二人可比。
约略言之，梁启超把这样一些陌生的名字连带陌生的思想，送进了中国的千万读者的脑海中，如：
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柏拉图、霍布士、斯宾诺莎、瓦特、牛顿、富兰克林等等，包括在欧美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梁启超也以自己的理解在《新民丛报》上作了评述。
梁启超写的《卢梭学案》为海内外的中国人拍案叫绝，梁启超对卢梭情有独钟的重要原因是卢梭的《民约论》吸引了他。
《卢梭学案》开头，梁启超便以石破天惊之笔写道：
呜呼！自古达识先觉，出其万斛血泪，为世界众生开无前之利益。千百年后，读其书，想其丰采，一世之人为膜拜赞叹，香花祝而神明视。而当其生也，举国欲识，颠连困苦，乃至谋一箪一粥而不可得。谬辱横死，以终其身者，何可胜道！
梁启超于1902年写作了《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极有见地地指出了培限认识论的研究方法，在于两途，一为物观，二为心观。物以观之不足，则心以观艺；心以观之不满，则物以观之；以物观心，以心观物；心物并存，有抑有扬；物分离，水断泉枯。如是如是。
梁启超从培根那里得到的最大启发，便是：
人欲求学。只能就造化自然之迹而按验之，不能凭空自有所创造。若
恃其智慧以臆度事理，则智慧即为迷谬之根源。
人生活在一个十分适合于发生错觉的地球上，而且这些错觉往往是美丽的，可惜美丽的也是错误的。为了拯救这些美丽，于是便有了神话和童话，但与严格的事物本源却风马牛不相及。
地球上的人都以为自己处在地球的中心。每当夜晚仰望星空时都以为月亮是发光的。
“戴青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青；戴黄眼镜者，所见物一切皆黄。”但这并不是物的原色，道理大致相同。
从培根那里知道，人类的启蒙是无止境的，地球上的人有多少知道，地球本应称作“水球”？又有多少人明白一根草一棵树对于人类生命的重要意义？
培根之学贵在观察、实验，谓：静观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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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还联想到朱子理学，“其论精透圆满，不让培根”。差别在于：朱子“略言其理”，而培根“详言其法”。朱子长于心性之论，培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
梁启超认为：“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
由培根而笛卡尔，读者刚刚为之耳目一新的人物与理论，又有更新的层层深入了，梁启超说：
故实验与推测常相随，弃其一而取其一，无有是处。吾知当培根从事于实验之顷，固不能离悬测，但其不以此教人，则论理之缺点也。故原本数学以定物理之说，不能不有待于笛卡尔矣。
对梁启超来说，解释康德似应比较困难一些，不过看来在梁启超笔下并无难事。被梁启超称为“近世第一大哲”的康德及其哲学，在梁启超从道德和智慧两含方面的形象、生动地叙述之下，便风度不凡地走进了中国。
梁启超是以不能不动人的文笔，描述不能不动人的康德的：
康德之时代，实德意志国民最消沉之时代也，民族傲慢，无所统一。政权往往被压于异族之手，而大哲乃出乎其间。
这是一种极为有趣的现象：升平年代所多的是轻歌曼舞，待到曲终人散，这年代赢完结了；外族入侵，支离破碎，民不聊生时，人们才有了思想的渴望，于是乃有大哲出。
德国且不说，至少在中国，直到本世纪末，说起哲学仍然是陌生的，如同梁启超在近100年前指出的那样，“以为哲学之理论，于政治上毫无关系”。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传播，仍然是艰难的，倘若谁要用今天的电视覆盖率或流行歌的速压来印证文化的蒸蒸日上，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梁启超的文字还告诉我们，18世纪末叶，世界思想潮流曾经混沌、污浊，在世纪爿的心态之下，“伪维新思想者，风靡一世”。所谓直觉主义、快乐主义，滔滔于天下。鸯极追求的崇高与光荣，演化成了“骄奢淫逸放纵悖戾之恶德”，并且“横行泛滥”。
正是康德所处的这个年代，以及康德寄身的国度，那种污浊与消沉之下，一大哲的思想丝丝缕缕地把暗夜撕出裂缝来，“学界光明，始放一线”，从这裂缝里塞出去，那一线光明所指，却使国民“憬然自觉我族之能力精神至伟且大”，阻止德意志民族思想与文化的进一步沉沦。
力挽狂澜的，是康德，200年前的康德。
以梁启超之论观之，一个大时代的另一剖面，清晰地展示开了：强权统治下的一切，或衰或荣或统一或分裂，都是表象；思想的艰难地爬行，精神的崇高地攀升，却是维系一个民族的真正的脊梁。
一个时代应有一个时代的康德，一个民族应有一个民族的康德，而今康德安在哉？
梁启超用散淡的文笔论述康德的纯性智慧时，无法抗拒地把读者带进了一个智慧的境界，并恰到好处地与佛经相印证，使人不禁击节。
对康德的哲学而言，纯性智慧的探讨是至关重要的，当人们对智慧的各种作用不甚了然时，又怎么谈得上去深究事物的本原呢？而且任一事物的本原都由各种现象围绕着、包裹着，也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同时具有现象和本相。人耳闻目睹某一事物时，便以“看见了”、“听见了”为准：或者有人反诘：“你听见了？…‘你看见了？”等等，这时候认知的危险便出现了，因为人所闻所见的无不都是现象，离开本相还很远。
智慧的要义，即是：入木三分地捕捉本相。
五官与智慧的结合而生知觉，“非我随物，乃物随我也”。
梁启超说《楞严经》云：“‘譬彼病目，见空中华，空实无华，由目病故。是故云有，即其义也，其谓由我五官及我智慧两相结构而能知物。五官者《楞严经》所谓前五识也，智慧者所谓第六识也”。
当色、香、昧、大、小、轻、重、坚、脆诸般感觉纷至沓来，智慧便迅即地实行整理、联结，或存或弃“能结此等纷杂感觉，令各就绪”，于是“有思想故，有议论故，斯有学问”。
学问是借助智慧从纷杂零乱中走出来的。
学问也是经过由表及里地层层剥离之后得来的。
有大学问的必有大智慧。
依康德之议，智慧在很大程度上是联结、分离、综合的能力，“使复杂者始得单一，使零碎者有连续性，智慧之力，如是如是。”
梁启超进而认为：“是故感：觉，惟对外物，有能受性。而彼思念，复能进取，总万为一，思之云者，综合而已。”
再往深处叙述，智慧之所以能变无序的感觉为有序，“其作用有三，一日视听之作用，二日考察之作用，三曰推理之作用。”
智慧又是言之无尽的，因为人的感觉除外物之外，还有内心感觉，而内心世界是最为奇幻莫测，妙不可言的。
视听作用作为智慧的第一作用的重要性，梁启超告诉读者，在康德看来，它是可以“主宇宙间各事物”的。如仰空见日，是由太阳的各种现象感觉于观察者的眼帘，经过智慧的综合“乃自向空中画一圆线日；此日体也。”倘若不是智慧，没有智慧，“则诸种感觉，飞扬流离，：不可捉搦，而所谓‘日’之一观念，不可得起。”
由是观之，智慧的作用“必有赖于‘空间…。
“空间”又是作何解呢？梁启超比喻说，空间如画工的纸张，感觉如画工之材料，智慧或视听之力，“则画工之意匠也”。
对于智慧来说，它不仅面对属于外部事物的感觉，然后在一定的空间内以意贯之匠之；它还要把持、架构内心感觉的如梦如幻，因而智慧的作用又离不开时间，因着时间“而入之于永劫之中者也”。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乏时空观，梁启超解释说，空间时间为佛典通用译语，“空间以横言，时间以竖言，横尽虚空，竖尽永劫，即其义也。”再往前追溯、中国古代称空间为宇--上下四方；称时间为宙--古往今来；宇宙之名便由此得来。
康德对空间和时间之于智慧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性的强调，使无依无傍的人类的感觉有所归依了，即展示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中；而同时此种归依，仍然是思接古今，穷极八方的，“惟我之智慧，借此以为感觉力之范围而已。”
一定的范围和一定的界限，是梁启超论述康德之学的基础，在谈到智慧的第二作用即考察作用时，梁启超指出，实验或实验主义是有局限的，“学固以实验为本，而所谓实验者，自有一定之界。…‘若贸然自以为能讲求庶物之本相者，非复学术之界矣。”
梁启超论康德时常常结合佛教经典，既是互为援引，又加深了读者的印象，试图在西方哲学和东方佛教之间找出共同点，并探索内在联系方面，梁启超一样是功不可没的。
康德认为世间散乱庶物，实质是相倚相存为一体的。梁启超引《华严经》谓，众生垢我不能独净，众生苦我不能独乐，殊途同归，“一体故也”。
曾经在时空之中叱咤风云的梁启超，消失于这个时空之后，他的精神、思想及文化活动，却是真正的走向不朽了。
谓予不信，请从图书馆里翻出以前的《新民丛报》，从那些已经发黄、古旧甚至残破的纸张上，你仍然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清新的气息，因为实际上在时隔近一个世纪后，中国人中的极大多数仍然不知道梁启超当年满腔热情地解释及评说过的一些人物，如亚里士多德、康德、孟德斯鸠等等。在那时被称为新学说、新思想、新理论的相当一部分仍不算过时，文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前进的步伐是如此艰难！
这是梁启超的悲哀呢，还是一个民族的不幸？
无论如何，梁启超是竭尽全力的了。
后人很难想象，在本世纪初叶社会动荡不安，而自己又流亡海外的情况下，梁启超以一支笔，奉献给中国读者的是如此丰厚。举凡西方有大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几乎无一遗漏。而对希腊的古典学术、美国的经济学说、法国的民主政治理论、德国的哲学流派等等，又都有生动的描绘和叙述。即便是欧美蔚然兴起的社会主义理论，梁启超也不遗余力地解说，他同样敏锐地预感到“社会主义为今日世界一最大问题”，他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也”，他认真研究过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史，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迷信”，它的出现以及为一般的平民百姓所欢迎，是因为其目的“在救自由竞争之弊”。他在“死战革命党”时，嘲笑孙中山等人“未识社会主义之为何物”而自诩为社会主义理论家。
曾有论者称：在1905年前后，谁也无法否认梁启超的社会主义知识是最丰富的，他倾心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国家学说，但并不摒斥社会主义运动，并一样认真研究、解说。
这就是梁启超在文化上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
谁能比得上他的大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