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后的15年间，是西方文化大举涌人中国并广为传播的时期，一批知识分子翻译、出版、奔走呼号．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思想极为深刻的冲击与震撼。
几千年来的中华老大帝国，不得不审视自己了。
一种可以品味的现象是：在本世纪初如此汹涌浩荡的西风东渐的形势下，以梁启超为首的广大学人却始终未曾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他们欢呼西学的同时，冷静而客观地认为中学既有封建落后必须扬弃者，也有博大精深应该继承者。
其时，在中国学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主张是“中西并重”。
究其原因，当时的提倡西学之士如梁启超、黄遵宪、严复等等，无不是精通中国旧学的饱学之士，因为精通便深知其害也深知其利。自然不会读了莎士比亚就回过头来骂李白、杜甫不会写诗；也不会若狂妄小子中国的旧学读的不过三五页，到西国走了一圈便狂言大出以为世界之大除西学以外，概无别学。
学问深广，胸怀也要坦荡得多。
困惑梁启超的并不是这些理念上的问题，而是：社会腐败，民智未开。或者可以极而言之，在一个人的素质实在低劣，而官吏、政权已经腐败到不可救药的社会中，外来的西学非但不能救治，且随时会变样；而传统中的精粹自然早被权贵宰割以为己用，蒙尘以为废墟。
梁启超曾经参与了鼓动、说服皇帝自上而下“诏定变法”的全过程，并为之欣喜若狂过，后来--这后来很快一百天而已--便是搜捕、逃亡、砍头。
梁启超终于挣脱康有为的束缚，不再把希望寄托于光绪皇帝，而是把目光由最上转移到最下，这一转移便转移出了无限风光：倘若大众就这样穷困、愚昧、麻木，社会如何变革？
新民说由此应运而生。
新民之说，也是新民之梦。
这是一个好梦、美梦、大梦。它使亿万民众感到焕然一新，这个“新”不是剪掉辫子便可得到的，也不是换下龙袍就算完成的，是由表及里彻头彻尾的新，新思想、新观念、新语言，然后是新政体、新国家、新社会，谈何容易啊！
梁启超为此所作的努力，对“新民”的探讨之精深，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第一人。
从中学而西学，从最上到最下，至情至性的梁启超在《新民说》的《论私德》中不胜嘘唏道：
五年以来，海外之新思想，随列强侵略之势力以入中国，始为一二人倡之，继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蔑尽旧学也，以旧学之简单而不适应于时势也，而思所以补助之，且广陈众义，促思想自由之发达，以求学者之自择。而不意此久经腐败之社会，遂非文明学说所遽能移植。于是自由之说人，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人，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人，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人，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人，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
梁启超所论之痛切之鞭辟入里，不仅当时，百年而后仍可读之咏之思之再三。
这是一个东方迷海啊！
孤灯苦案，梁启超明明白白地做着一个如此诱人，又如此烦人的大梦，并且精心编织、设计，要使这梦成为现实。
这便是《新民说》的构架。
从《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和《释新民主义》到“优胜劣败”论，公德与国家思想、进取冒险，到自由、自治、进步乃至尚武、私德、民气等等，新民的形象、内涵、体魄、精神都详尽备至了。
梁启超抿一口茶，叹一口气。
常常是这样，这一口气吐出便是黎明了。
窗外传来东京一天开始时的躁动，车声人声渐次消散于梦乡，梁启超要睡觉了。
梦中的梁启超甚少安静。他会梦见各种各样的人，新朋旧友纷至沓来。或者一杯清茶，或者一壶老酒，有时在谭嗣同住的会馆里，有时挤坐于夏穗卿的斗室中，有时与李鸿章、张之洞对坐，有时和孙中山、章太炎论争，总是离不开一个话题：何为新民主义？中国到底是应革命还是改良？
谭嗣同到阴曹地府走了一圈后，对奈何桥感慨最深，常常没头没脑地对梁启超说：“卓如兄，这就叫无可奈何！”
梁启超告之诀别后的一切，谭嗣同黯然答道：
“或许流血和逃亡都救不了中国。”
．
梁启超：“新民之道如何？”
谭嗣同：“愿闻其详。”
梁启超：“新吾国，先新吾民，百日维新惨败是民不新之故也。”
谭嗣同：“妙哉！卓如兄，你的留存，可谓天意，新民之论当是吾邦吾土自强之唯一出路，任重道远至深且巨，兄当自珍。只是东瀛寂寞好友星散何人陪你饮酒呢？”
梁启超正欲呼酒，谭嗣同不见了，举杯的是夏穗卿，似比以往更加清瘦。
梁启超大喜，夏穗卿却只是站着，不发一言，所有的情谊全在这酒杯中了，这是无声的品尝，苦也，闷也，孤独也，与至友分享之，分享便足够了，还说什么呢？
但，梁启超又想起了夏穗卿的“一灯静如鹭”，他看见夏穗卿提起了一只脚，作一鹭独立状，静极、闲极、空极。在梁启超的朋友中，夏穗卿是最为卓尔不群的一个，他实实在在是个才学超群者，却又总是沉默着。他无人可比的学问专长是古代史，尤其是史前的人类史。大约太沉迷于史前的辉煌吧？如此辉煌尚且无史记之，后人复何言？夏穗卿对佛学的研究--“近世认识‘唯识学’价值的人，要算他头一个。”佛大矣，不二法门。拈花一笑，岂可言传？
于是便沉默着。
沉默是无还是有？
梁启超苦笑着，如同很多做梦的人清醒地想到过这不过是个梦，梁启超还是自叹道：
“我是说得太多了，你是说得太少了。”
不料，夏穗卿听得此言便有妙语吐出：
“今世正需能言之人。”
“兄乃隔世乎？”
“史前人也，应作鬼看。”
“鬼也善饮？”
“唯杯中物，神、人、鬼皆可相通。”
“此话怎讲？”
“神，非百代之神；人，也非只一世之人；鬼，可为一时之鬼。善饮而畅饮者，酣畅淋漓，酒仙也；．不善饮而强饮者，闷头大喝，酒鬼也；一酒如线，神鬼人、人神鬼、鬼神人，皆可得而观之。及至醒来，人模人样，仙境不再，鬼门远去，肉身桔朽，思想陈腐：无非是强权恶吏巧取豪夺人世间，便默然，呼酒再饮，快哉！”
梁启超拍案：“好一段绝妙哲思！”
如此便醒来，故人已经远去了。
倒是亏得梦中人的提醒，梁启超埋头写《新民说》已经有几天不饮酒了。便起身温酒，温的是日本清酒，这清酒味醇而不烈，类似于江南的米酒。倘若自斟小改，一次半斤；如是对酌，一两斤也不至酩酊。
饮罢微醺，便又磨墨，梁启超与这一方端砚有时会对视良久。
梁启超问：“尔可认得我？”
端砚答：“我被研磨久矣！”
梁启超：“尔痛乎？”
端砚：“切肤焉有不痛之理？”
梁启超：“惭愧！惭愧！”
端砚：“不必。汝磨我，我亦磨汝；汝磨我肤，我磨汝心。”
梁启超：“如此相研相磨，所：勾何来？”
端砚：“岂不闻‘今世正需能言之人’？”
梁启超：“此乃穗卿所言！”
端砚：“我听见了。”
梁启超大骇，原来又是一梦。
清酒尚有余温。
“新民啊新民！”梁启超大喊一声。
所有的梦都会匆匆而去。
更多的时候，仍然是口中自言自语，笔下滔滔不绝，隔着大洋呼唤放国故土、吾乡吾民。
梁启超写《新民说》，先要窃得火来，照亮了自己及同道，然后再举高，照彻中国社会的大群，紫禁城的幽深仿佛是一个巨大而漫长的黑洞，任何一点亮光都会被黑暗从容吞噬。这就需得持久，火也持久人也持久，不免会灼伤了举火者，甚至连手臂也如火把一样燃烧了，谁敢做布鲁诺？
然后是造形，造出新民之形，那不是大体勾勒，而是有形、有相、有灵、有肉、有血气、有精神、有体魄、有目光。
这一切的最为至要的综合便是国民素质。
因而，梁启超的思考、撰述便为时人、后人留下了已经证明是不朽的警示及思想：
拿破仑，旷世之名将也，苟授以旗绿之惰兵，则不能敌黑蛮；哥伦
布，航海之大家也，苟乘以朽木之胶船，则不能渡溪址。
从“变法”到“新民”，梁启超认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改革前途，从根本上讲应取决于国民的素质，有了一代新的国民，何愁没有新制度、新政府、新国家呢？当然历史的演进往往不是坐待有了“新民”之后才会出现一系列的剧变，但无论何时以“新民”的造就为国家、社会前途之依归，当是无可怀疑的精辟见地。
对于舍本逐末的各种政见，在经历了维新运动失败所带来的深重的沮丧之后，梁启超已经把锐利的目光和笔触投向了大社会和大人群上，而不仅仅是个别当国人物的思想与作为，相比之下，甚至连治国方略也不是最为重要的了。
梁启超认为：
天下之论政术者多矣，动曰某甲误国，某乙殃民，某之事件，政府之失机，某之制度，官吏之溺职。若是者，吾固不敢谓为非然也。虽然，政府何自成？官吏何自出？斯岂非来自民间者耶？某甲某乙者，非国民之一体耶？久矣。夫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合。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其又奚尤？
一日，梁启超约蔡锷到寓中小坐，想说说那几个奇怪的梦，昼夜命笔不知寒暑，可也有孤独阵阵袭来，人都是人啊！这时候，梁启超身边总有蔡锷陪伴着，得意门生在侧，加上蔡松坡又能格外领会梁启超的思想、意图，自也是融融一乐。
私下里相见时，梁启超是不拘师生之礼的，总是直呼：“松坡，你看这一段文字如何？”又因蔡锷系湖南人好吃辣，虽能炒得一手好菜，只是辣得涕泪直流，不过因为时间久了，梁启超居然也能吃。据梁启超认为，湖南菜下饭是一流的，但用来沽酒便不太文雅，因而便自己动手做两个下酒菜。好在日本不缺生猛海鲜，三鲜一品煲，咸鱼鸡粒豆腐煲，再加上蔡锷的水晶腊肉，便可小饮一番了。
说起那梦，蔡锷以为，总是为《新民说》所激动，竞至夜不能寐了。
梁启超点点头：“心里实在好苦。”
蔡锷看着消瘦的恩师，一时语塞。都说《新民丛报》一纸风云，又有几人知道那是梁启超从写到编到校对，乃至版式、题头事必亲自操持之下的心血之果！
“先生实在太累，务必节减，有什么杂役跑腿，只管唤我去。我们这些先生门下的平时说起，总为不能替先生分担而惭愧。”
梁启超：“好好读书，日后当是你们中流砥柱了。”
蔡锷换了一个让梁启超可以忘记一切的话题：“先生之‘新民’一说，是不是出于《大学》
‘作新民’语？”
粱启超如数家珍：“《大学》所引源自《尚书-康诰》，宋大儒朱熹注释为：
‘鼓之舞之’、
‘自新之民也’。”
蔡锷：“弟子以为先生的《新民说》百世而后仍将不朽。”
梁启超：“一世尚且不易，何求百世。再者，古人今人论及‘新民’在前，今天做学问的无非是借用他人再予发挥，断不敢贪天之功为己有也。”
蔡锷：“今人是谁？”
梁启超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严复。
这两个人，在晚清文坛上均有才子之称。相比而言，梁启超涉猎更广，也更有影响；严复博学严谨，自翻译《天演论》之后名声鹊起。两人有交往也有争论，恃才傲物恐怕也都在所难免。但私下里互相各有敬畏，并视为同道。
梁启超告诉蔡锷，严复翻译解释的“自然选择”、“优胜劣汰”，不仅被用来说明自然界物种的进化规律，并曾作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于百日维新前后被寻求改造中国的有识之士视为圭臬。家国、民族均在天宇之下与自然界中。如果不是自强不息，便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能作为劣等民族苟延残喘着。严复在推动《天演论》同时，率先提出了“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主张。
梁启超对蔡锷叮咛道：“尔日后应有作为，但务须记住：身与身相并而有我身，家与家相接而有我家，国与国相崎而有我国。为文为人为救国匡政千秋大业，岂是英雄好汉一人可为？至于才具大小．学养厚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不足为外人道也。”
蔡锷深深一点头：“敢问吾师，新民主义所要者为何？”
梁启超：“所谓新民，其前提是吾四万万国民尽弃恶习之旧，而图面目一新。筒言之，一是淬历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蔡锷：“民不聊生，遍地狼烟，苛政酷吏，国将不国，哪来‘本有’而可‘淬万’呢？”
梁启超：“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几千载矣，因何而立？这可以‘立’者且历经千享风雨仍能‘立’者，便是‘本有’而应‘淬历’者。日：文化、精神、古之大雪所传留的思想云云。何为‘淬历’呢？蒙尘太久太重风蛀雨蚀，或者已然变形，戈者呼之不出，便以今世今日今人之思想淬历之，使其明而锐。”
稍顿，梁启超又道：“至于采补、．科学、民生、三权鼎立等等，西哲所云皆是各国各民族自强自立之道，汇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不及，概而括之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源。”
蔡锷治学有一股湖南人的犟劲，或是提出问题，或是追根溯源，务期明白精通。梁启超把蔡锷视为高足，谓“松坡日后可成大事者便仰仗于他的认真执著”。
在蔡锷的想象中，不久之将来，随梁启超回国，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光，但《新民说》倘若精研不足，则大政方略无从可出，因此只要有机会便死钻牛角尖，把一个个问题全堆到梁启超面前，只为了做一个合格的门生。
比如新与旧，蔡锷就好生困惑。记得在湖南时务学堂时，岳麓山下橘子洲头，这一些满心向往维新，却又饱读了一肚子旧学的青年人便争论过：守旧便一定是反动吗？
自追随梁启超来到日本后，这个弹丸小国给人的感觉是一种类似“杂糅”的味道：它有传统的一切，从和服、生鱼片、寿司到语言；它有最新进的思想，从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到马克思。它固守自己，又贪婪地吸收一切于已有益的理论或科技，转眼之间便打上了日本的标签。“明治维新”之后，日本走出了幕府政治的死胡同，政治、经济都呈现出生气，但日本的教科书上却充满了忧患意识，毫无志得意满之气。日本的中小学生被告知，日本是个小国，没有资源，日本人一天不拼命干活便没有饭吃。日本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就是在这种充斥着忧患意识的危机教育下长大的。
“我们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总得守住一点什么。”蔡锷说。
梁启超：“直言守旧又如何？中华民族自有宏大高尚完美之物，吾人当珍之惜之而万勿能丢弃。况且新与旧之间有时并非势不两立，恰恰一脉贯之。比如草木岁岁有新芽。新芽可爱也，旧根可恨乎？再比如一口井，井老矣，却息息有新泉之涌。新旧之间岂非相得益彰？夫新芽新泉岂自外来者耶？旧的也是新的，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旧也。濯之拭之，发其光晶；锻之炼之，成其体段；培之浚之，厚其本源；继长增高，日征月迈，国民之精神便保存、发达。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
蔡锷举杯：“弟子明白了，敬先生一杯。”
梁启超正欲举杯，却发现高谈阔论间，这一杯清酒早已冰凉了。蔡锷见状赶紧起身，把先生的酒重新倒进那一把锡壶，再用热水温好，捧到梁启超手中。
“本当满饮此杯，但话还没有说完，且浅尝之。”梁启超总是谈兴胜过酒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