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芬嫁入聂家的时候，聂家老太爷不过算是个知县，跟炙手可热的曾家完全不能相比。聂家对这个新媳妇自然是不敢怠慢。但曾纪芬完全没有千金小姐的作派，还把勤奋、俭朴的家风带到了聂家。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俭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三百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一月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了功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
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承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亲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教育子孙读书明理
曾氏名言
凡人多重子女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译文：时人都想让子女做大官，但是我不希望如此，只希望他们能够做读书明理的君子。
曾国藩特别重视诸弟和子侄们的读书学习。他认为读书可以改变人的气质，是一个人立业成才的根本，也是家庭兴旺的基础。同治四年，侄儿曾继瑞考试取得了好成绩。他十分高兴，写信给曾国荃和曾国潢道：“继瑞侄取得县案首，喜慰无以。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世家之招牌，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他对于四个弟弟的学习可谓煞费苦心，通过书信往来给予悉心指点。不论是谁，有了成绩他给予充分的肯定，不足他也毫不客气地指出。曾国藩在做京官时，先后把曾国荃、曾国潢、曾国华接到京师学习，时时督促他们专心向学。对女婿的读书，曾国藩也十分重视关心。他曾把女婿接到军营中，督导他们读书用功。
对于学习的目的，曾国藩不同于一般官僚认识。他反复要求子弟好好读书，好好做人，不求升官发财，不以优越的地位自居，重在真才实学，自立自强。他说：“凡人多重子女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他教导曾纪泽、曾纪鸿：“尔曹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做官。”“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曾国藩不主张子弟为了升官发财而读书，但要求他们树立远大的志向，争取成为有用之才。他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他亲选了33位古代着名人物，要求曾纪泽将其绘成肖像，挂在房间里，日夕观摩，立志向他们学习。
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为了成就君子之道，而非寻求功名利禄。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曾国藩的小儿子曾纪鸿刚过九岁，曾国藩便给他写了这样一封信：“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可也。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唯学做圣贤，全由自己做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他的这种家教其实警示着不计其数“望子成龙”的家长：“龙”并非仅指大官、富豪，而是正人君子。
关于怎样读书的问题，曾纪泽、曾纪鸿兄弟受到了曾国藩细致、严格而又亲切的训导。诸如怎样读经典书籍，怎样读制艺文字，怎样作诗写字等，都有具体的指导。在学习的内容上，他不愿儿子汲汲功名，在科举的道路上埋首穷经，陷在八股文的圈子里走不出来；而希望他们广泛涉猎各方面的知识，并鼓励他们学习、了解西方科技知识。1858年9月，曾国藩跟曾纪泽谈话，他总结了自己做学问的情况，认为平生不懂天文算学是一大耻辱，要求曾纪泽吸取教训，雪此耻辱。
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曾纪泽从20岁起，在学习其他知识的同时，下苦功涉猎科学技术知识。如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等，他都用心钻研过。
子孙贫富，各有命定
曾氏名言
子孙之贫富，各有命定。
译文：子孙的贫富，各有各的命运。
曾国藩不主张留大笔财产给子孙后代。他在1866年7月6日《致澄弟》书中说：“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年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是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想着掠取的期望，有动荡的时候也可以避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
可怜天下父母心。做父母的，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得比自己好的，也都想给儿女们能留些什么。有的留钱，有的留权，有的留名。曾国藩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他认为做父母的，要想儿女真正有出息，就不应该给儿女留下太多的银钱。
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做官的人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们自己明白不能依靠长辈，一天不勤劳就会有饥寒之患。这样子弟们就会渐渐勤劳，知道要想办法自立了。”
在给两个儿子的信中，他告诫说：“银钱田产，最容易助长人的骄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也断不可买田。你们兄弟努力读书，绝不怕没有饭吃。”
曾国藩是一个“阅历数十年，对于人世间的穷通得失思之烂熟”的智者。他总结了一个规律：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他说：“大约世家子弟，钱不可多，衣不可多。事虽至小，关系颇大。”因为，钱多就易骄横，就容易奢侈，就容易淫逸，就容易放荡，最后必然导致家败名裂。
终其一生，曾国藩都严格坚持不给子女留余财的原则。他曾经明确规定，嫁女儿的嫁妆不能超过二百两白银。曾国荃听说这件事以后，不敢相信，说：“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如此。于是他再三感叹，以为实在不够，便又赠送了四百两。嫁女如此，娶媳妇亦如此。咸丰十年，他派人送家信和二百两银子回家，以其中的一百两作为曾纪泽的婚事之用，另一百两作为侄儿的婚事之用。那么大的一个官，办个喜事用一百两，确实是太难得了。
在给弟弟的信中，曾国藩有这样一段话：“听说林文忠公（即林则徐）三个儿子分家的时候，各人只得六千串钱。林公为总督巡抚二十年，而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亮节，实不可及。我们这些人做官，就应该效法这样的作风。”这也是曾国藩的心声。
不过，虽然不留钱财给后人，但曾国藩非常重视接济自己的亲戚。
曾国藩在京为官的时候，曾经从俸禄中省下来一千两银子寄给了家里。
他详细地开了一个单子，说明这一千两银子的用处，其中有四百两是馈赠族人和亲戚的。在给家里的信中，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要拿出接近一半的钱周济亲戚族人：“我之所以十分重视馈赠，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家的气运太盛，不能不格外小心，这是持盈保泰的办法。一旦旧债还清，就会好处太全，恐怕反而会盈极生亏。留有债务没有还清，就会感到美中不足，家庭中也就会时时提醒自己了。第二个原因，是家里的亲戚们都很贫困，而且上了年纪。现在不周济他们，他们的日子不知该怎么过呢。家中的债务，虽然现在先不还，以后总是能还上的；馈赠自己的亲友，现在不做，恐怕以后后悔都来不及了。”
曾国藩说，不要说这些赠送是他的主意，而要说是父母和祖父的主张，这样才符合恩出于上的情理。曾国藩的父亲收到信后，认为这是很好的美德，所以完全按照曾国藩所开的单子馈赠了亲友。
曾国藩一生节俭。他去世的时候，也确实没有给后代留下什么财产。但他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曾家后来人才辈出，与此有很大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