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我们家的门第鼎盛，但是对于家庭的礼节之类的事，却没有认真注意。纵观历史上那些长久的世家，男子要注意耕读这两件事，妇女要注意纺织和酒食这两件事。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夭，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她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自从嫁入曾家门，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
一个家族能够兴盛不衰、人才辈出，离不开好的家族传统。大致而言，官宦人家的子弟多骄逸，颐指气使、盛气凌人而不肯实干，因而很难有大的作为；商贾人家的子弟多奢侈，往往沉湎于享乐之中，乃至饱暖思淫欲，也很难振作精神，干一番事业；工农人家的子弟由于社会地位低微，生活范围狭窄，虽多朴实却被限制了眼界；读书人家庭虽知书明理、眼界较宽，却往往缺少吃苦耐劳的品德。比较下来，似乎只有半耕半读或半工半读家庭的子弟比较有出息。由此看来，家庭对后代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曾门家教有着良好的传统，有记录可查的可上溯七代。到曾国藩的父祖辈，事例更多起来。他的父亲曾麟书承继家教，是曾国藩常常挂在嘴边的。
曾国藩认为，耕读之家，最能维持长久。耕，代表生产基业；读，代表基本教育。在过去的家庭中，除极少数的例外，每个青年子弟总要读三五年的书，即便是一般女子也至少要读一两年的书。正由于此，中国文化在世界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基于这样的认识，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既继承了其家族的传统，特别是其祖父的家训，又融入了自己的见解，其内容可用八句话和八个字来概括。
八句话即八本堂。咸丰十年二月，正是曾国藩反攻为守的大战初期，他却一面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一面作书寄至家中，名其所着曰“八本堂”：
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这八句话，是曾国藩从经历、学识等各方面得来的妙谛，也就是其家庭教育的根本。曾国藩终生行之不懈，也教导其子弟终生行之不懈。
八个字即“书（勤读书）、蔬（种蔬菜）、鱼（养鱼）、猪（喂猪）、早（早起）、扫（打扫）、考（祭祀）、宝（善待亲族邻里）”
八字家规。后人曾戏称其为治家的“八宝饭”。一个家庭有了这个“八宝饭”，真是得了吃不完、用不尽的聚宝盆，可以传至世世子弟，以至无穷也。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以“八本堂”为经，以“八宝饭”为纬，经纬连贯，脉络相通，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治家理论体系。因此，曾氏家书、家训流行于民间，甚为广泛，相当于一部优秀的家庭教科书。
除“八本堂”、“八宝饭”之外，曾国藩的家训还有“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
曾国藩不仅告诫甚严，而且还规定功课，按时检验。但若只是教诫子弟、妇女，而自己不能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则会收效甚微。曾国藩一生最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他能说能做，说了便做，不说也做，言传身教皆是典范。因此，曾氏后人才会人才辈出，各领风骚。
教育子孙勤苦节约
曾氏名言
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节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译文：不管是大户人家还是小户人家，士农工商各种人，只要能够做到勤俭节约，这种人家没有家业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那么没有家业不衰败的。
作为晚清朝廷寄予厚望的重臣，曾国藩统领湘军，辅佐国政，发扬湖湘文化，有着多方面的成就，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之誉。曾国藩十分重视对后代的指导，虽然日理万机，但一有时间，就会给子女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探讨学业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曾国藩十分清楚“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虽然后来官越做越大，但一直要求家人生活俭朴，远离奢华。他自己常说：“余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盖子孙若贤，则不靠父辈，亦能自觅衣食；子孙若不贤，则多积一钱，必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以银钱予后人。”他在京城时，见到的世家子弟都一味奢侈腐化、挥霍无度，因此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女来北京居住。他让他们住在老家，门外也不能挂“相府”、“侯府”的匾。
他对女儿的要求也同样严格。在家书中他告诫几个女儿：“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他自己的生活也相当简朴。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子时，从来不把它吐掉，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子里的米吃了，再把谷壳吐掉。
据曾国藩的后代回忆，曾国藩的原配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乡下老家，生活俭朴，甚至有些贫窘。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除了“俭”，曾国藩对子女家人的另一条要求是“勤”。他敦促家人坚持每日工作，并多次为全家人都拟定了严格的工作计划：“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女子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难能可贵的是，处于清末社会的曾国藩有很多超越时代的远见卓识。比如他就明明白白地对子女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他对他的学生李鸿章解释自己的苦心：“儿女有出息，给钱有何用？儿女没出息，给钱又有何用？”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是“穷养儿，富养女”。曾国藩对儿子的要求相当严格，对几个女儿甚至媳妇也一点儿不含糊；不但每日要求她们做女红，而且每日每人该完成多少，都有详细的规定，还教导她们读书识字。在他的教导下，曾家的女性中出国留学者有之，取得博士学位者有之。她们在很多领域做出了贡献，和曾家的男人们相比毫不逊色。
1875年，幸运的满女曾纪芬嫁入了湖南衡山的聂家。她带去的嫁妆里面有一份十分特殊的“功课单”。这是她父亲曾国藩为家里的每个女眷规定每日应该完成的工作，内容是：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中饭后做针线刺绣之类（细工）；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粗工）。
曾纪芬出生在北京，是曾国藩最小的一个女儿，湖南人称之为“满女”。曾国藩非常喜欢这个满女。曾纪芬12岁时，曾国藩给她看相，然后很满意地对夫人说：“满女是阿弥陀佛相。”曾国藩看得很准，曾纪芬果然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最为长寿多福，最后成为夫家聂氏家族的精神领袖。
虽然贵为一等侯爵的女儿，但在父亲严格的家教下，曾纪芬从来没有享受过贵族小姐的奢侈富贵。有一次全家去南京的时候，曾纪芬穿了一件蓝呢夹袄，配了一条缀青花边的黄绸裤。这条黄绸裤还是她去世的嫂嫂贺夫人留下来的。结果她父亲看见之后，马上教训她太奢侈。曾纪芬连忙换了一条绿色的裤子。这条绿裤也是贺夫人留下来，曾纪芬的三姐穿过后再给她的。
曾国藩对家人都十分严厉，只有对曾纪芬不一样。曾纪芬小时候头上生了虱子，只能把头发剪得很短，直到11岁，才开始留长发。当时女孩子流行的发式是梳一个抓髻。梳法是先用铁丝做成一个架子，再把头发绕在架子上面。曾纪芬觉得很好看，也想照着梳一个。但是她把铁架子做得太大了，小小的脑袋上顶着个大抓髻，看上去十分滑稽。曾国藩看见了就打趣她说：“赶快叫木匠来，把门框改大一些！”
疼爱归疼爱，曾国藩对满女的督教和其他子女一样严格。曾纪芬17岁的时候，曾国藩当时正好担任两江总督，政务繁忙，但仍旧亲自为她制定每天的“功课单”，还规定必须按期检查功课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