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一九九一年底认识了张逊。那天我找Z出版社的何炬设计装修图纸，那时候我开始学写小说，但从事的主要工作是搞装修，而真正的职业却是某中学的美术老师。一有业务了就请病假，走出校门偷偷摸摸地做装修业务，没业务可做就缩在学校里教学生画画。晚上却正襟危坐于桌前写一点小说。那时候我的生活方式多样化，也就焦头烂额的。当年张逊还在Z出版社当编辑，和我的朋友何炬关系不错。何炬是个很聪明又很随和的人。“我的家门，何顿，装修老板。你以后屋里搞装修，就找他。“他把张逊介绍给我说，“张逊，我们社的编辑，很有才华。硕士毕业生，考上了博士，但他没去读。”
我当时对他生出了几分钦佩。
后来我们一起吃饭，聊了一个中午。那餐中饭是我请客，因为我当时很想让何炬为我设计一套一百万的酒店装修图纸。顺便说一句，那笔业务没有做成，因为投标只是个形式。
一九九五年我和张逊再次相遇，是在黄泥街的金山书社。那是冬天，他穿着很讲究的皮大衣，脖子上系一条漂亮的羊毛围巾，一眼望上去就是一副老板相。那时我已放弃搞装修，专门在家写小说。我走进金山书社，想看看有什么新书。一抬头看见了他，我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了我。他对我笑。假如一个你不认识的男人对你笑，你就会想他是谁？我一下没想出他来，但他想起了我。他说：“不记得了？”
我抱歉地笑笑。
“我是张逊。”
我还是没想起张逊是谁，我只是说“哦”。他再次指出：“在何炬那里……”
假如一个人对你指出这么多，你还没想起对方是谁，那就只好把你送进精神
病院治疗了。我想起何炬说的考上了博士却没去读的张逊。“你好你好你好。”我非常抱歉，“主要是你出现的场合不对，就一时没把你同我记忆里那个侃侃而谈的张逊对上号。”
他笑了。我们握手，彼此赏识的样子。“我看了你的大作《我们像葵花》，”他说，“冯建军、李跃进和张小英……”
我最怕别人谈论我的小说，慌忙说：“那要不得，没写好。”
“写得蛮好，我非常喜欢，我是用两个晚上读完的。”他盯着我，“如今我不看小说了，能让我一口气把小说看下去还真不简单。”
看来我做了一个不简单的人。
我们彼此客套了一番。接着他把一位非常漂亮的女人介绍给我说：“我妻子徐红，你的忠实读者。你的《我们像葵花》就是她看完后，推荐我看的。”
我非常羡慕他有这么漂亮的老婆。
从那天起，我们就有了一些接触。两年后，他曾经想给我出文集，条件是要把《我们像葵花》和《就这么回事》收编进我的文集，我要他自己同华凌文库和华艺出版社联系，因为两本书的大陆版权都不在我手中。后来不知怎么回事，这事被他搁在一旁了。一九九八年八月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他当时已移居北京。他约我到在长沙很有些名气的华天酒店喝茶，我去了。闲聊中，他问我愿不愿意写电视剧本，我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腾不出精力来。他说如果我愿意替他改电视连续剧，他就给我六千元一集。这确实让我动心，但考虑到要接受导演的蹂躏——他今天要这样改，隔两天又要那样改，觉得麻烦，就放弃了。
一年多后，我忽然听人说张逊死了，死于车祸，但那个朋友说他也是听说的。隔了两天，我有机会去北京，在宾馆住下后，我拿出电话本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忽然就看见电话本上记着张逊在北京的住宅号码。我拨了这个号码，接电话的是他老婆。我说我找张逊，对方愣了下问我是谁，我告诉她我是何顿。她说。“张逊死了有一个多月了。”
我说对不起，我不晓得。她说没关系，我刚准备挂电话，她忽然问我在哪里。我说我在北京，她说：“我还正想找你呢。”
她又说：“我在检查我丈夫的遗物时，发现他有很多日记，简直有百多万字，二十几本。我考虑了很久……如果，当然，你感兴趣的话，日记对我是一堆废纸，也许对你有点用。我是在我丈夫死后，才发现他有好几个情大……”
她说了很多。我们在电话里谈了一个小时。我离开北京前，我们见了面。她仍很漂亮。她把张逊的日记一股脑儿交给了我。日记没她形容的那么多，只有十七本，也不是百多万字，大约六七十万字。我得承认，张逊的字写得很漂亮；另外，张逊写日记就同写小说一样，这是因为他曾经也想当作家，我在他的日记里，读到他曾经为写小说而深深苦恼过；其次，日记的内容很生动，由于他压根儿没打算拿出来示人，有些地方写得就很露骨，黄得一塌糊涂。我考虑到发表的原因，作了些选择和删节。下面就是我摘录的张逊的部分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