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了康熙十六年，平叛战争已经基本上渡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而到了最为关键的决战胜负的时刻。康熙那时也不过仅有二十四岁，学问长进得非常快，所以急需补充水平更高，才品兼优的学子儒臣入直南书房，并赐第内廷，以备随时能够咨询应对。到了十月十八日，选定侍讲学士张英在内供奉，食正四品俸，而且传谕二人：“在内供奉，当谨慎勤劳，后必优用，勿得干预外事。”这时入直南书房的三名文人，均于皇城内赐第。张英、高士奇赐居西安门内，励杜讷赐第厚载门。
这可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开端，从此汉官赐第皇城之内开始了。
入直南书房之内廷翰林，不仅仅要辅导皇帝读书、写字，讲求学问，时备顾问，而且还要代拟谕旨，编辑书籍经典。南书房在交流民族文化、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英，江南桐城人，康熙六年进士，选庶吉士。十二年七月，以翰林院编修充日讲起居注官。入直南书房后，便成了皇亲的亲密顾问。张英每天“辰而人，终戌而退”，“退或复宣召，辍食趋宫门，慎密恪勤。上益器之，幸南苑及巡行四方，必以英从。一时制诰，多出其手”；皇帝赞他“日侍左右，恪恭匪懈，勤慎可嘉”。
高士奇，浙江钱塘人。从事“书写密谕及编辑讲章、诗文”等，甚至也参与起草诏书，自称“有时召余至内殿草制，或月上乃归。”
继张英、高士奇之后，康熙帝在十七年间三月二十八日“召翰林院掌院学士陈廷敬，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读王士桢入侍内廷。”此后至康熙二十七年之前，陆续入直的还有张玉书、孙在丰、朱彝尊、徐乾学、王鸿绪、陈元龙、戴梓等人。以上十五人中，除励杜讷、陈廷敬（山西）、王士祯（山东）三人为北方人外，其余均是南方人。
凡人直者，无论官职尊卑，也不管原来是不是翰林院的学员，都授予翰林职衔，称南书房翰林。南书房翰林在清廷有着独特的意义，这一意义在于：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职制，惟有南书房几乎全部都是汉人。康熙与人直诸臣吟诗作画，钓鱼赏花，剖析经义，研讨时政，与同堂师友没有什么不同，感情特别的融洽。他向沈荃学习书法，沈亦悉心指教，直言“每侍圣祖书，下笔即指其弊，兼析其由”。康熙听了不仅不恼火，反而“深喜其忠益”。一直到沈荃离开了南书房都有好几年了，他仍经常将他召入殿内，优礼有加，并且还将临慕字体拿来给他看，请求他指正。对高士奇，康熙也特别欣赏他的才智敏捷，“好学能文”，吟诗、书画，无所不能，无事不晓，每当出巡狩猎时一定命令亲近侍卫并马扈从，高士奇也的确了解皇帝的意图，处事面对总让皇上特别满意。有一次康熙狩猎时，因马蹶险些坠地，心中颇为不快。高士奇闻知，便故意把自己弄得满身泥污，“趋入侍侧”。康熙很奇怪，问其故。高士奇谎称：“臣适落马附积潴中，衣未及浣也。”帝听后大笑说：你们南人竟至如此懦弱，“适朕马屡蹶，竟未坠骑也”。与高士奇相比，康熙觉得自己仍不失为勇武之君，自尊心得到了满足，那不快的情绪骤然没了踪影，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与高士奇简直就像是同堂师友。
对入直者，康熙以师友之情倍加信任，不次擢用。张英入直还不到三年，便被提名提升为翰林院学士兼礼部侍郎，后晋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仍管詹事府事。桐城张氏由此日益显赫，“以科第世其家，四世皆为讲官”，子孙五人人直南书房。励杜讷以诸生受知，人直后赐博学鸿词科，授编修，迁侍讲，转外吏后任光禄寺少卿、宗人府府丞、左副都御史、刑部侍郎等职。自他发迹后，也是“子孙继起，四世皆人翰林”，三人人直南书房。其他人直者，亦有不少人成为达官显贵。
康熙对这些文人学士还真是护爱有加，入直诸臣如果有什么不对，首先，他总是设法曲予保全，大学士熊赐履，于十五年因票拟错误欲诿咎另一大学士杜立德，“改写草签，复私取嚼毁，失大臣体，革职”，由此让熊赐履侨居江宁。后来，康熙念及他的才能及其对自己事业的显著贡献，初次南巡至江宁，曾亲切召对，御书经义斋匾额以赐。
又在二十七年前六月，复起礼部尚书，仍直径筵，后调吏部。还有一例，也是发生在这一年，法司逮向湖广巡抚张某，审问其贪污行贿一事，供词当中涉及到了陈廷敬、徐乾学、王鸿绪、高士奇等学士，康熙听到了这件事，急忙降谕，千万不可以株连，只需依法处置张某等牢实人犯，其他的就别去管了。为这件事，这四个人都感到没有颜面出入朝廷了，分别疏请致仕，康熙也了解到继续留任他们确实会有很大的难处，也就只好以原官解任了，但是却仍领修书一事，“其修书总裁等项，著照旧管理”。
徐乾学等人回籍之后，地方官仍复找茬。江苏巡抚郑端上疏劾徐乾学纵子行诈，王鸿绪竟染赃银，有玷大臣名节，“乞敕部严议”。康熙览奏，降谕制止道：“近见诸臣彼此倾轧，伐异党同，私怨相寻，牵连报复，虽业已解职投闲，仍复吹求不已，株连逮于子弟，颠覆及于身家。”“朕于此等背公误国之人，深切痛恨。自今以往，内处大小诸臣，宜各端心术，尽蠲私忿，共矢公忠。倘有执迷不悟，复踵前非，朕将穷极根株，悉坐以朋党之罪。”此时，王鸿绪等已被逮捕，等待审讯，因诏书下达而获释。
康熙这种对文人学士的近乎枉法的“溺爱”，保护的不仅仅是直之师友，安邦治国之栋材，更是他统治的基石。康熙懂得，汉民族的文化源远流长，这些深得奥妙的人是社会的精英，尽管他们也有不少毛病的存在。社会上的一些势力恨这些文人学士，也怕文人学士，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些人往往趁人之危，而落井下石，以卖好求欢于上，轻易地将文人学士作为了廉价的牺牲品，他洞察秋毫，尽力给予其保护，可谓是明智之举。
7．科举考试，汉族第一
康熙尊孔崇儒的政治目的就是：牢笼志士，驱策其才。
人才难得！从清王朝以武立国，至康熙削于三藩之乱，到西征蔼尔丹，无不以武力取胜，然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和政治的安定，可以说尚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战争的结束是和平建设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文治就变得特别重要。康熙既然选择了以儒学治国，就需要选择实施文治的人才，即在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儒生了。如此，也就需要毫不怀疑地继承其父的做法，进一步开放科举考试，以八股取士。
关于科举考试的意义，康熙在十七年有一段寄托深长的话语：“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机之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之典学。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谕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求贤右文之意，尔部即通行传谕。”
大意是说，自古以来，凡有盛世文治，必定有学问渊博的人，振兴文化，阐发治世思想并总结历史，创作精美的诗文，为后世留下了可以借鉴的著作。至于，说到我本人，也在极其繁忙的国务中挤出一点时间，涉及文墨之事，总想将经典理论用于实践。本朝定国以来，奉行儒道之学，重视培养人才，以我国地域之大，难道没有学问渊博、文学瑰丽的杰出之士和古代的贤哲相比吗？
正因为这种求才的决心和渴望，于是就采取一系列措施，真抓实干地选拔人才，以多种形式，全方位地展开了一场觅人才的运动。康熙帝的这种运动与后世的政治运动不同，不搞一阵风，而是长抓不懈，持之以恒，贯穿全朝，对人才的重视和尊重，也是后世所不及。
但这并不是说，康熙帝对人才的选拔方式完美无缺。
事实上，有人事就有弊端，康熙皇帝网罗人才所采用的选才方式——无论是考试的形式还是官员推荐的形式，都会有意无意地伴生一些漏洞和缺陷。比如八股取士本身就是有缺陷的，官员推荐也可能任用私人，或者结党营私。
但这些问题是当时的时代无法避免的，康熙皇帝的可贵处在于他对可能存在的问题有预见性。
十二年，康熙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有针对性对吏部和礼部官员作了一番训谕，说：“致治之道，首重人才。储养之源，由于学校。必衡鉴得人厘剔有法，乃能革除积弊，遴拔真才，以文治之盛。近闻直隶各省学差，沿袭陋规盘废职业，考试不公，以臻真才沦弃，文治不光。今应作何整饬，差遣何官，及磨勘考核之法何以尽善？务期永革弊端。着九卿、科道会同详确议奏。”这说明他对现有的考试方式并不满意，也希望研究制定出一套尽善的考试方法。并要求九卿、科道一起拿出方案。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由于时代的局限和视野的局限，尽善的方案是很难产生的，充其量只能作些修补工作而已，这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正是对人才的清醒认识和热切渴求，又以某种有效的政治手段配合，康熙搜罗人才的活动才得以有效地展开。
8．纂修《明史》，迎合汉官
明晓人才之重要者就是大智者，康熙帝就是大智者，他不仅开科鸿博，而且还要亲闻考卷。他曾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朕将亲试录用。”
为了进一步笼络汉族士大夫，康熙帝在十七年的正月决定特开博学鸿儒科，选拔才华出众的人，开局纂修《明史》。
“博学鸿儒科”是康熙皇帝总结我国古代科举制度而新创立的特别科目，我国古代科举制度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演变的过程。
两汉时，是举荐与考试相结合，设有贤良方正、直言敢谏、文学等诸科，由丞相、列侯、州郡推荐，皇帝临轩亲试录取。至隋唐，科目渐多，其中惟有隋炀帝大业二年始设之进士科最难。它“凭文取人，专主章句”，五十岁考取即算幸运，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谣。至唐玄宗开元十九年，又创博学宏词科，宋继之。至元明清，科举仍以进士科为主，并专以八股文取士。
基于这些，所以康熙帝一方面沿袭常规之科举旧制，网罗汉族士子；另一方面又通过荐举之法，享文清名节之士出仕任职。然而一般荐者“实应者寡”，必须抓住有利的时机，采取特殊办法，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
康熙十五年五月以后，平叛战争形势发生了巨大的转机，陕西、福建、广东、江西等各个战场相继获取了胜利，各路大军都聚集到了湖南，目的是为了歼灭逆首吴三桂，此时，明朝遗老复辟故国的最后幻想已经破灭了。考虑到这种形势或许对那些“气节之士”能有所触动，康熙帝便借机再次向他们伸出了友谊之手，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宣布特开博学鸿儒科。
博学鸿儒科，又叫做博学宏词科，与唐宋“博学宏词科”名称一致，是想借用它的名字以此加重此科的地位，不同的是这次做法比较灵活，基本上采用了两汉时期荐举与考试相结合的方法。同时，将宏词改成鸿儒自然有它的深远意义，因为“鸿儒”系硕学能之大儒，从本身来看就是一个极尽荣誉尊崇的称呼。康熙帝对此降谕，宣称：“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大学士李蔚等遵旨荐举一百七十余人。各地名流学者、怀才不遇之士，皆在被荐之列。因丁忧、病故等因陆续至京者一百五十人左右。康熙帝推迟考期，每月每人给俸银三两、米三斗，至试后止，以使研练词赋，无饥寒之虞。
十八年三月初一那天，康熙帝钦试内外诸臣荐举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试题二首：《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考试结束之后，由吏部把试卷收上来，再由翰林院统一封口，最后甫呈送给皇帝，第二天，康熙帝到了霸州，带着大家的试卷一一批阅，后来又把它们交给了阅官大学士李蔚、杜立德、冯溥和翰林院学院学士叶方蔼公阅，并同他们一起商议录取的人选、康熙帝经过精心的考虑，凡是所必取之人，即使作诗出了韵，或者说用语犯了违不得，一律曲加通融，不作计较。浙江萧山毛奇龄卷中有“天倾于北，岂炼石之可补”语，康熙未挑剔其政治含意，仅问：“娲皇补天事信乎？”溥答：“赋主铺张，古籍宜可用。”于是毛被取中。无锡布衣严绳孙，系明朝尚书严一鹏之孙，试日借口目疾，仅赋一诗。但因皇帝平素知其姓字。特谕阁臣：“史局不可无此人”，遂取为二等。最后取中一等彭孙迁等二十名，二等李来泰等三十名，一时名儒秀颜多与其选。
入选之博学鸿儒，经过反复地斟酌商议，最后决定从优俱以翰林用，根据其现任，候补，已仕，来仕等情况，分别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务，另据康熙谕旨，在与试未中者间，择年高之布衣处士陕西孙枝蔚等七人，及来京后因年老未与御试的太原傅山、定兴杜越，亦特旨：“俱着授内阁中书”，以宠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