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6日5∶30，美国制造的第一颗试验性的原子弹“瘦子”在新墨西哥爆炸成功。此时正在参加波茨坦会议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得知原子弹试验成功，非常高兴。对他来说，原子弹既是一种军事武器，可以用来对付日本；同时原子弹也是一种外交武器，可以用来抑制苏联。在8月2日从波茨坦回国途中，杜鲁门决定立即对日本投掷原子弹。
关于对日本使用原子弹问题在美国朝野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物理学家西拉德首先提出反对。他说：“我期望的是美国先于德国拥有原子弹。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希特勒不仅没有原子弹，而且已经垮台。剩下的日本不可能拥有原子弹，因此我们绝不能单方面使用原子弹，因为原子弹的杀伤力太大。”主持原子弹实验的科学家也说，即使不依靠原子弹，对日战争显然也即将结束。而他们要考虑的是，原子弹在未来的文明中将代表什么。
但是，杜鲁门和美国政府想尽早迫使日本投降，也想以此来抑制苏联。于是他们决定在日本的广岛、长崎等4个城市中选择一个目标投掷原子弹。
1945年8月6日8时刚过，3架美军B－29轰炸机进入广岛上空。在这3架飞机中，有1架已经装上了一颗名叫“胖子”的5吨重的原子弹。9∶14，这架轰炸机上的自动装置被打开，1分钟后，原子弹从打开的舱门落入空中。45秒钟后，原子弹在离地600米的空中爆炸，顷刻之间，广岛市沦为一片火海。原子弹爆炸的强烈光波，使成千上万人的双目失明；10亿度的高温，把一切都化为灰烬；冲击波形成的狂风，又把所有的建筑物摧毁殆尽。当时广岛人口为34万多人，靠近爆炸中心的人大部分死亡，当日共死亡79000余人，负伤和失踪人数为51000人；全市76000幢建筑物全被毁坏的有50000幢，严重毁坏的有22000幢。
第二天，杜鲁门总统在电台中向日本广播，他在电台讲话中宣布：“16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向日军重要基地广岛投放了一颗原子弹，这颗原子弹的威力比20000吨TNT炸药的威力还大。它的爆炸力相当于英国‘大满贯’爆炸力的2000多倍，是世界战争史上迄今为止所使用过的最大的炸弹。”杜鲁门还说：“如果他们日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无条件投降，他们的毁灭将自空中而降。”
杜鲁门发表讲话之后，日军参谋本部组成了以原子能权威人士参加的调查委员会赴广岛，证实美国确实投放了原子弹，于是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天皇。
但是，广岛的悲剧并未使日本当局醒悟过来，他们仍在作垂死挣扎。1945年8月9日上午11∶30，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男孩”。结果使这座城市遭到了同广岛一样的破坏。
日本无条件投降
随着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与此同时，苏联也在8日出兵对日作战，对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全线攻击，日军全线崩溃。日本政府终于在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
美国投掷的原子弹虽然对促使日本投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全力抗击下，日本法西斯失败的命运早已是注定了的，这点连美国战略轰炸团在报告中也承认。丘吉尔曾说：“如果认为原子弹决定了日本的命运，那将是一个错误。”相反，由于原子弹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因而核武器和核战争遭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签降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和陆军参谋长梅津美治郎大将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俯首签字。
日本的头号战犯东条英机，在美国宪兵去抓他的时候，曾试图开枪自杀以逃避责任，但是子弹却没打中心脏，终于给抢救活了下来。不久，在东京国际法庭上，他受到正义的审判，最后被送上了绞刑台绞死了，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算结束了。爱好和平的人民将永远记取这个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反对任何人奴役和压迫其他民族的企图，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在战争中献身的人们。
东京大审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以失败而告终；同年9月2日，日本天皇发表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太平洋战争宣告结束。世界和平来临了。
为了惩罚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拉开了审判战犯的序幕。
1946年5月3日上午东京时间11∶30，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开庭。开庭前，全体法官一致宣誓：
“我们郑重保证：我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必定秉公执行我们的司法任务，绝无恐惧、偏袒、私爱。”
“静”随着法庭内一声威严的喊声，全体肃然。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院长、本次审判庭的庭长韦勃爵士率10国法官刚一露面，法庭内又一声高喊：“全体起立”顿时，摄影机、照相机的闪光灯一片闪烁，法官们依次登上了审判台。
审判庭的组成是按中、美、英、苏等次序排列的，坐在庭长韦勃左边的是中国大法官，坐在庭长右边的是前美国陆军军部少将检察长克莱麦尔法官，其他8位法官分别是：英国最高法院法官派特立克，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委员、少将法官扎里亚诺夫，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麦克杜格尔，法国一级检察官柏纳特，荷兰乌得勒支市法院法官、乌得勒支市大学教授洛林，新西兰最高法院法官诺斯克洛夫特，印度加尔各答高等法院法官、大学教授帕尔，菲律宾最高法院法官加拉尼拉。
法庭内除上述11名法官外，还有相关国家的11名检察官和庞大的律师辩护团。
法庭内气氛森严。随着“带被告”一声传号，在法庭上的人，无论是法官、检察官、辩护人员、翻译人员，还是旁听者，其目光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到被告身上，28名日本甲级战犯，他们有的披着和服，有的穿着军装，一个个脸色苍白，神情沮丧，强作镇静而又无可奈何地走向各自的被告席。
甲级战犯，又称A级战犯，是指犯有共谋侵略他国，以战争破坏或威胁世界和平；违反战争法规及战争惯例；违反人道等行为的战争罪犯。甲级战犯大多是握有重权的战争狂人。日本战败投降后，到1945年12月中旬，被盟军最高统帅部指定的日本甲级战犯嫌疑犯共有110名之多，其中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罪行特大的28名战犯受到了公开审判。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坂垣征四郎、桥本欣五郎、俊六、梅津美治郎、荒木贞夫、平诏淇一郎、广田弘毅、星野直树、木户幸一、木村兵太郎、贺屋兴宜、小矶国昭、松冈详右、永野修身、南次郎、武藤章、大以周明、冈敬纯、大岛浩、估滕贤了、岛田繁太郎、重光葵、白鸟敏夫、东乡茂德、铃木贞一。其中前8人都是侵略中国的元凶，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如东条英机接任首相的当天，就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公然宣布：侵占整个中国，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是日本“帝国既定之国策”。土肥原贤二是制造“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事件的祸首之一。松井石根1937年任日本侵略上海之派遣军司令官，曾先后指挥侵略上海的战争和“南京大屠杀”。梅津美治郎是分割中国华北的《何梅协定》的制定者。坂垣征四郎则是“平型关大战”和“台儿庄大战”的日军指挥官……
审判开始了，检察长美国人季南首先起诉，他说：“……根据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宣言》，9月2日日本投降书和本法庭的宪章，经由下面署名的、赋有代表其各自政府参加对首要战犯进行侦查和起诉的适当全权的代表，现在对上述全体人犯，就下列所指范围，即破坏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就参与实现经法庭宪章加以定义的各种罪行的共同计划或阴谋，提起控诉……”
紧接着，各国检察官开始分阶段举证。
首先是中国阶段的举证。中国检察官向哲浚列举了大量的如山般的铁证，揭露了侵华日军的累累罪行。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直接的物质损失难以计数，约有2000多万中国同胞惨死在侵略者的刀枪之下。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比德国法西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单纯用毒气屠杀，更加惨绝人寰，他们砍头、劈脑、切腹、水溺、火烧、挖心、砍去四肢、割生殖器、刺穿阴户或肛门等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令人恐怖震惊……
在国际法庭调查期间，许多中国证人以亲身的经历揭露和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任长德用身上的刀伤证实了他所亲眼见到的日军用四挺重机枪扫射2000多中国难民的暴行，他的回忆使得法庭官员和旁听者都深为震动。对“南京大屠杀”最后的判决书指出：“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同时，“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其他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实际上，总数达30万之多。中国末代皇帝、“伪满洲国”的日本傀儡溥仪，也被传唤到庭讲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