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如此铁证面前，这些一贯狡猾阴险毒辣的战争狂人，在口供中仍竭力抵赖，掩盖事实，试图混淆视听。尽管如此，但审判基本上还是朝着正义的方向发展。法庭出示了4336件文件证据，先后共有109名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作证，整个审判前后历时31个月，这些审判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审判期之所以拖得这般长，一是案情本身庞大复杂；二是被告百般抵赖，不配合法庭；三是语言翻译困难，更重要的则是辩护律师故意节外生枝、拖延时间。每一位被告都有美日律师各一名，他们十分嚣张。究其原因一则是当时美苏两国为着柏林封锁危机而对峙，剑拔驽张，各不相让，似乎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发生。被告和律师当时都抱有幻想，以为一旦国际阵营发生变化，日本势必能得到美国重视，而战犯们或许还可以受到美军重用。二则是法庭采用的英美法系规定的“国家律师制”，使律师在庭上享有与检察官同等的权利。故此，战胜国美国的律师便有恃无恐，东拖西扯，不着边际地询问证人，使得证人无法向法庭正常提供证言，一直到1948年11月4日法庭才开始宣判。判决书长达1800页，庭长宣读了8天才结束。28名被告中，有3人生病，另有3人或因精神病或因死亡均未出庭，因此只有22名被告默坐在被告席上，听取韦勃大法官宣读的判决书的日文翻译。
1948年11月12日下午1时30分，法庭宣告判决。
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绞刑处死。
判处荒木贞夫、桥木欣五郎、俊六、平诏淇一郎、星野直树、木户幸一、小矶国昭、南次郎、冈敬纯、大岛浩、岛田繁太郎、贺屋兴宜、佐藤贤了、铃木贞一、白鸟敏夫、梅津美治郎16人无期徒刑。
判处东乡茂德有期徒刑12年。
判处重光葵有期徒刑7年。
松冈详右和永野修身在审判期间死亡，因而“免予起诉”，大以周明因精神病而中止审判。
判决书正式宣告后，战犯们仍旧贼心不死，企图捞一根救命稻草，在辩护律师授意下，正式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被驳回。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在日本巢鸭监狱被绞刑处死，行刑过程仅用了35分钟。盟军总部对这次行刑发表了如下公告：
“在开始绞刑前20分钟，四个被处死的日本战犯由卫队保护自监狱中引入一层楼上附设的秘密的小佛堂中，由和尚为他们作最后祈祷后，即在保护下走入刑室至刑台上。在各战犯走入刑室时，一一验明正身。刑室的入口处在证人席的前面，证人在战犯进入之前莅临。各战犯验明正身后，即步上13级刑台，面对着各证人。各战犯站在刑台之上，即被蒙上黑罩，接着又被套上绳子。总行刑向监刑官敬礼及报告执行死刑准备就绪之后，就发号执行。此时为午夜后一分半钟，也就是各战犯进入刑室后一分钟。土肥原于12时7分半钟死去，东条英机于12时10分半钟死去，武藤章于12时11分半钟死去，松井于12时13分钟死去。第二批于12时15分进入刑场，一切程序如前，在12时26分执行。坂垣于12时32分半死去，广田于12时34分半死去，木村于12时35分死去。”
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这些双手沾满了世界各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恶贯满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东京大审判绝非战胜国对战败国的简单报复，更不同于私人间的复仇，它是正义的人民对邪恶的敌人的审判，是世界爱好和平者对战争狂人的回击，它是一次正义的审判。东京大审判，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落下了帷幕。
日军慰安妇
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不得不提日军慰安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队曾从国内征召一批所谓“从军慰安妇”，到战场上满足官兵的性欲。所谓“从军慰安妇”，又称“女子挺身队”，实际上就是军妓。1938年底，侵华日军攻占中国的首都南京，他们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犯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罪行。
这一惨案同时也使日本军方认识到，所谓军纪严明并不可恃。联想到2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日军在西伯利亚肆意强暴妇女，结果有1／7的官兵染上性病，无法服役。所以，战争中官兵的性欲问题非解决不可，伤害敌国妇女事小，但损耗军力事大，因此“军妓制度”势在必行。
为此，日本陆军省高级官员向北支方面军和中国派遣军参谋长下发了有关征集慰安妇的通知，要求以日军和警察为主参与征集慰安妇的工作。1944年原陆军中山警备队总部驻扎在中国拟就的《军人俱乐部慰安所使用规定》中说，部队要负责对慰安所的监督以及经营管理和对慰安妇的卫生管理等。
刚开始时日军并不敢明目张胆地强征慰安妇，同时，为了避免刺激中国人的抗日情绪，曾规定军妓不应由中国女性担任。
这样，军方只好暗中找了一些商人、流氓在日本本土招募妓女去做慰安妇。万一东窗事发，军方可以把责任推给他们。
另外，在财务上也是做得不落痕迹。日本政府发动民众购买国债，所得资金以“临时军事费”名义拨给远征军，按规定不必列入结算报告，也不需收据销账，正好供“从军慰安妇”之用。
因此，军妓制度开始实行之初，随军慰安妇大部分是日本的妓女，包括一部分朝鲜人。但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随着战场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日趋残酷，朝鲜妇女的人数就大大超过了日本人，同时，也增加了部分中国人和菲律宾人。
日本军方也日益直接插手慰安所的监督、管理和慰安妇的卫生管理工作，打破了原有的限制。
据估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共有大约10万～20万妇女大多是朝鲜人被迫充当随军慰安妇。随军慰安所的设置遍及战场各地，在中国的大陆和台湾、菲律宾、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均有。可以说，只要是日本侵略魔爪所到之处，无不设有慰安所。
“从军慰安妇”是日本战时的一大“发明”，也是世界历史大事中的一大污点。
联合国的建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不尽的灾难，爱好和平的人士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和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以维护世界和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为协调各个反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政策和行动，在苏联的支持下，共同草拟了一个有关各国应该遵守的宣言。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个参战国在美国白宫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该宣言宣布：“各签字国保证运用本国的全部军事、经济及其他资源的力量与法西斯国家作战到底，各签字国互相援助，不与敌国单独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
当时，《联合国家宣言》虽是战时针对法西斯国家的，但为以后联合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43年10月19日－30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以及一些高级参谋人员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会议期间，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受权与三国外长共同签署了《中苏美英四国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四国提出了建立联合国的基本想法和原则，即：“他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不论其大小，均可加入为成员国，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样，中、苏、美、英也就成了建立联合国的发起国。
1944年8月－10月，中苏美英四国代表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根据莫斯科宣言的精神，讨论了“关于建立普通性国际组织的建议案”。会议建议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名称为“联合国家”，对这一组织的机构，建议：①建立全体成员大会，由全体成员国代表组成；②设立安全理事会，由中苏美英法5个常任理事国和大会选出的6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③秘书处为联合国的常设机构，秘书长为秘书处的领导人；④国际法院为联合国司法机构。
1945年2月，在苏联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丘吉尔同意斯大林提出的在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的表决权问题上，主张一票否决制，即在常任理事国表决时，只要有一个国家反对，表决就是无效的建议。会后，三方约定同年4月间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国家代表。大会讨论成立联合国事宜。
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大厅开幕，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了会议。联合国大会历时两个月，会议一致通过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院规约》。6月25日，联合国成立大会签字仪式在旧金山举行。50个国家的153名代表在印有中、俄、英、法、西五种文字的宪章文本上签字，中国代表团首先签字。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宪章日”，简称“联合国日”。
联合国的建立是为了完成两大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妥善处理国际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问题。联合国是作为各主权国家的联盟而建立的，它的宪章明确规定，这个组织不得“干预基本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范围内的事项。联合国的第一个任务——维护和平与安全——主要交给安全理事会执行。所有实质性问题的决议必须以5个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和两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同意票）通过。安理会拥有解决国际争端的广泛权力。它可以采用诸如调解或仲裁之类的和平方式，也可以强行实施经济或政治制裁。如果这些措施解决不了问题，安理会还有权“通过海、陆、空部队来采取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所必需的行动”。为此，宪章规定成立一支由各会员国提供人员和装备的“国际治安部队”。
联合国的第二个任务——反饥饿、反疾病和反愚昧——交给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执行。这个理事会制定了种种计划，目的是要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挨饿的人提供较多的食物，治愈占世界人口1／8的患疟疾的人，拯救占儿童总数40％的、不满一岁就已死去的婴儿，教育占世界成年人总数一半的、不会读书写字的文盲。为了达到这些目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立了许多专门机构，其中包括国际劳工组织、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今天，联合国在各种非政治性活动方面十分成功。在处理国际事务的过程中，联合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主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