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书目说起
茅盾文学奖评奖办公室于一个多月前公布了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书目，共有二十六部于1999年至2002年四年间所出版（发表）的长篇小说进人这个“书目”。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开评于2003年秋，至今已跨越三个年头，从初评结果出来至今也有整整十六个多月。应该说，这二十六部进入终评的备选作品，是经过反复筛选讨论确定的，它大体反映了1999年至2002年四年间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平。当然，由于种种原因，遗珠之憾是有的；而进人这个书目的个别作品，艺术质量平平，但不知为什么最后还是入了围，个中原委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说明白。这当然也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终评结果还要过些时候才能揭晓，但从已公布的二十六部终评备选书目中，也大体可以看出跨越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四年中我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概况，看出它的成就与问题。这便是本文将要展开的主要话题。
“弘扬主旋律，倡导多样化”的口号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被提出，随后便同“二为”、“双百”等方针一起成为指导文艺创作、繁荣文艺创作的方针与政策。当然，当代长篇小说创作也必须遵循这一方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家、艺术家们在艺术生产中的实践，人们对“弘扬主旋律，倡导多样化”这一方针政策的认识逐渐在深化，因而在创作实践中也得到了更好更全面的贯彻。这一点，也在世纪之交的长篇小说创作中体现出来。
首先是关于“主旋律”的认识。原来人们提到“主旋律”时，大都着眼于题材，认为只有表现当代生活中重大题材的才算是“主旋律”，这种认识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表层片面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创作实践的深入，人们认识到“主旋律”主要还是指的是作品的主题和基本思想倾向，也即作品的基调。反映当代重大生活的作品，只要能表现出其时代精神和诸如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催人奋进的思想，当然是弘扬了主旋律的；而其他题材的作品，例如历史题材或家族题材，只要是表现了与时代精神相通的思想，表现了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或开掘出善良美好的人性的，也应看作是主旋律作品。在备选的二十六部长篇小说中，固然有像周梅森的《绝对权力》，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关仁山的《天髙地厚》等一眼便可以认出的主旋律作品；而像叶广苓的《采桑子》和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这样开掘民族文化积淀，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家族小说，还有像熊召政的《张居正》这样描述四百多年前称为“万历新政”的那场改革运动，成功创造封建社会改革家形象的历史小说，也应列入主旋律作品之列；至于说像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朱秀海的《音乐会》，马晓丽的《楚河汉界》等被称为军事文学的作品，由于表现战争或和平时期革命军人的军旅生活和他们的斗争生涯，表现了他们的英雄主义，自然是主旋律作品了。关键还在于对主旋律认识的深入，还在于各类主旋律作品在创作实践中对“弘扬主旋律”方针认识的深入和作品艺术质量的提高。我们看到，表现当代生活中重大事件的主旋律作品，已经从原来那种大都从某种理念出发进行创作而转为从生活出发进行创作，对作品反复进行打磨，于是艺术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且以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为例。这部全景式反映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和高速发展的史诗性作品，由于表现了生活的复杂性和斗争的尖锐性，并塑造了邝健童这么一个性格鲜明又具有某种悲剧色彩的新型改革家的形象，使之在反映改革开放的同类作品中有了明显的突破，既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厚重感，又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和艺术新鲜感，这样的作品受到广泛的好评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检视同类作品，无论是写反腐斗争的《绝对权力》，还是全景式反映中国农村近代史三十年历史变革的《天髙地厚》，总是让人感到厚重有余，灵气不足，缺乏一种艺术的灵性，而且不同程度存在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这可能正是这类作品存在的共同的问题。
浏览进人备选书目的二十六部作品，除了发现人们对“弘扬主旋律”的认识正在深化以及时代的主旋律在不同题材的作品中，得到进一步弘扬外，还惊喜地发现无论就题材开拓抑或艺术创新来看，长篇小说创作正在出现多样化的局面。女作家潘婧的《抒情年代》无疑首先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一部相当富于艺术个性的作品，她描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北京一小部分特殊的青年在“革命”造成的社会缝隙中穿行的经历，作者的自省意识，作品浓重的抒情意味和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风格还有那散文随笔性的叙述手法，都引起人们强烈的阅读兴趣。这部作品已荣获2000一2002年度上海长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此次列人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书目当然是顺理成章的。此外，像莫言活龙活现讲述百年前发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描述一桩骇人听闻的酷刑和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叙述笔调和结构形式相当独特的《植香刑》；麦家讲述一个数学天才和中国破译密码的一个特工人员的鲜为人知的命运故事，充满神秘色彩的《解密》；张一弓以一个孩童的视角叙述一个家族动人的故事，因主观叙事而充满诗情的《远去的驿站》；黄国荣用生活化的叙述写出的乡村生活史诗《乡谣》；朱秀海在《音乐会》中对一个抗联女战士、朝鲜义士遗孤英子展开充分细腻心理描写，尤其是利用她的幻听而展开的关于战争场面的声音犹如一场交响音乐会的描写；铁凝在《大浴女》中对人性的复杂化进行的深人的开掘，等等，都充分展示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在题材开掘以及艺术创新上多姿多彩的可喜局面，尤其是艺术的个性化和新鲜感，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自从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即历史的新时期开始以来，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一直处于繁荣状态；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描写清代帝后生活的清宫题材长篇小说如雨后春笋，尤其令人瞩目。长篇小说中的历史题材作品虽然大都具有比较稳定的质量，不少作品由于改编为影视作品，也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歌颂帝王，美化皇权，无原则地拔高帝王形象的唯心史观，不尊重历史真实，甚至无根据地戏说历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已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中造成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也大大影响作品的艺术质量。
在进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书目的二十六部作品中，属于历史题材的只有熊召政的《张居正》一部。这表明，《张居正》是经过严格筛选而进入备选书目的。然而正是这部描述明代中后期“万历新政”改革过程的四卷本长篇小说，用它的创作实践廓清了历史小说创作中的混乱思想，代表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新成就与新水平。
从作者创作准备和创作目标的确立可以看出正确的唯物史观的表现。作者在《让历史复活》一文中这样写道：“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见《（张居正）评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第263页）熊召政正是从这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出发，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搜集有关史料，构思写成这么一部表现封建社会改革家的政治生涯和悲剧命运的历史小说长卷，他的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梳理史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赋予他正确的历史观，保证了这一长篇巨著的成功。当然，我们更可以从张居正这一形象的塑造中看到作者的正确历史观。小说从隆庆六年春内阁髙拱、张居正斗法写起，直至是年隆庆“驾崩”，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继位，张居正登上首辅宝座，在取得李太后和小皇帝的支持及“内相”冯保的配合下，不畏艰险，厉行改革，裁汰冗官，整饬吏治，整顿驿递，清丈田亩，据田征税，实施“一条鞭”新法，抑制贵戚豪强，惩治贪官，排斥清流，终于使日见衰败的大明王朝出现中兴的局面。通过这一连串改革措施和改革进程的描述，表现出张居正的忧患意识、政治魄力和政治智慧，也表现出其虽“毁家殉国”在所不惜的决心，塑造出一个被称为“铁面宰相”的改革家的形象。同时，也写出张居正晚年功成名遂之后，居功自傲，沉迷权力，纵欲伤身，重用小人的一面，写出他的悲剧结局。这样，张居正的形象就比较丰满、比较立体了。
关于历史小说创作中的历史真实问题，《张居正》的作者也从创作实践及其上升到理论的总结中给予正确的回答。在熊召政看来，所谓历史真实，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某些言行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某种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的真实，而这种历史氛围的真实，他以为应包括典章制度的真实。风俗民情的真实和文化的真实等三个方面（参见《让历史复活》一文，见《（张居正）评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第263页、我们看到，在《张居正》中，从典章制度，官职服饰到奏章诏书，诗词唱和，人物对话，都是经过充分考证力求符合四百多年前明代中后期的历史真实的，尤其是民俗风情，人物言辞和思维方式，更是力求符合文化的真实，从而营构一种真实的历史氛围。惟其如此，这部小说才能真实地再现和复活了四百多年前“万历新政”那段历史，写活了从皇帝、太后、宰相、太监到文武百官、歌女游侠等百余个人物形象。
由此看来，《张居正》这部历史小说的面世，不仅仅为我们奉献了一部历史小说精品，更重要的是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历史小说创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其意义不可不谓大焉！
浏览进入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书目二十六部作品，我们还发现以下一些问题值得一议。
首先，关于女性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问题。二十六部入选作品中，出于女作家之手的有八部，占二十六部作品将近三分之一。如果说，在这之前，女性作家只是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与散文创作中与男性作家平分秋色的话，那么，从展示世纪之交长篇小说创作发展态势的这个备选书目来看，女性作家也将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同男性作家平分秋色并显示出其不凡的实力了。从女作家的这八部入选的作品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色：首先，女作家们大都不热衷于作宏大的叙事，不善于建构史诗规模的架构，而是善于以小见大。例如叶广芩在《采喿子》中所作的家族叙事，通过满清贵族后裔金家兄妹十四人的生活经历，命运遭遇为中心，去表现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潘婧的《抒情年代》善于通过“文革”时期北京一部分知识青年的生活遭际的一个侧面去表现那个风风雨雨的年代。这都是一些善于以小见大的范例。其次，女作家们都善于对人物内心世界做比较深入的开掘，人物内心描写也比较细腻，这从铁凝的《大浴女》，张洁的《无字》，孙惠芬的《敢马山庄》等作品中都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再次，女作家的语言或简洁明净，富于抒情韵味；或委婉温润，细腻动人；在艺术创新上也往往走在男作家的前面。由此可见，长篇小说创作中女作家的兴起，将给当代长篇小说增添不少艺术的新质，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关于长篇小说创作与影视创作“套种”问题。把长篇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或是写出影视作品后，再据之翻改为长篇小说，这种一个题材两种处理的文学现象人们俗称为“套种”。近十几年来，长篇小说与影视创作“套种”的现象屡见不鲜，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入选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终评备选书目的二十六部作品中，有不少是已经或正在准备“套种”的。例如徐责祥的《历史的天空》，周梅森的《绝对权利》等作品，早已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已经或正在热播，而吕雷、赵洪的《大江沉重》，熊召政的《张居正》等作品，正在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准备投拍。这种“联姻”或“套种”现象，做得好是可以获得双赢的效果的：长篇小说成为改编的对象，可为影视作品提供较好的文学基础；长篇小说又借助影视的播出，扩大其社会影响，带动其发行。但这种双蠃情况，往往仅限于先写出长篇小说而后据之改编为影视作品者，而凡是先拍成影视作品再据之翻写成长篇小说者往往不成功。因为长篇小说与影视作品在叙事技巧和建构艺术整体等方面毕竟有相当大的差异。
最后，说几句关于人选书目的作者年龄段的问题。有人问，为什么二十六部作品的作者除宗璞年龄较大外，其余大都在40岁至60岁之间，也就是以中年作家居主要优势，而七十年代出生或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作家却不能荣登此榜。这个现象其实很容易理解。长篇小说创作是需要较充分的生活积累和艺术积累的，也是一种比较艰苦比较持久的劳动过程，因此，有经验又有体力的中年作家成为长篇小说创作的中坚就不是什么不可理解的事了。八十年代后出生的一些少年作家，虽然一出手也写了一些长篇小说，也有出版并引起相当轰动的，但要进人这一档次，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从茅盾先生于1981年辞世前捐出他积蓄的部分稿费设立“茅盾文学奖”，从1982年春首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开评，至今已将近四分之一世纪，茅盾文学奖也已连续评了六届，评出了数十部获奖作品和一百多部供终评备选的作品。虽然每届评奖都不可能尽善尽美，遗珠之憾以及评奖工作中的缺憾是难以避免的，但应该承认这么一个事实，茅盾文学奖的设立以及六届茅盾文学奖的举办，对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横跨三个年度的工作和推出的二十六部备选作品，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2005年3月6日写于北京亚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