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谈《钟鼓楼》艺术探索的得失
刘心武的长篇处女作《钟鼓楼》问世以来，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人们称道它艺术视角独特，艺术结构新颖，主题思想多义，艺术形象别致，还有审美功能的开拓，等等。但也有人挑出它的不少艺术缺陷，诸如游离于人物和情节之外的风俗掌故介绍过繁，显得有点卖弄；人物写得过多，作品的枝枝杈杈过多，显得过于满和杂；结构虽然新颖，却缺乏整体性，显得有点散；哲理性的议论过多，而且有点浅，等等。乍看起来，艺术上的独创性与艺术上的某些缺陷好似不可并存的。人们在审美活动中往往容易产生这么两个偏向：如果是独创的，必然是完美的：如果看到其艺术上的某个缺陷，又容易贬低其艺术整体的独创的艺术价值。在《钟鼓楼》的评价中，也存在着两种偏向。其实独创的，并不一定完美的：惟其要开辟一条艺术创造的新路，肯定有懈可击，必然不成熟，而不成熟往往又是通往成熟的必经之道。因此，大可不必在看到和肯定《钟鼓楼》的艺术独创性的同时讳言它的艺术缺陷。
一、关于“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
就艺术整体而言，《钟鼓楼》的艺术独创性就集中地体现在“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追求上。
《清明上河图》是宋代画家张择端创作的著名的长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汴京的繁盛和各种市井风尚习俗的描写，但更重要的是可以看到审美趣味的变化：由山水转向人物，由高雅转向世俗，由抒情转向叙事，转向一种融合人物活动与风尚习俗的生动描写，表现出一种市民意识，等等，在中国绘画史上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北京作家群中有不少作家向往清明上河图式的美学境界。邓友梅率先亮出这种旗号，写出了《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等作品。刘心武继邓友梅之后，又在长篇小说《钟鼓楼》的创作中作这种追求。当然，刘心武的追求有他自己的特点。邓友梅展示的大多是逝去岁月中的八旗子弟的生活，刘心武在《钟鼓楼》中展示的却是八十年代北京市民缤纷和流动的生活图景，具有若干新的审美特征。
首先，它极力创造北京市民阶层芸芸众生的群像，表现一种八十年代的北京市民意识，写出了它的蜕变过程，从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市民文学的艺术天地。作品描绘了钟鼓楼下一条小胡同中的一个四合院里九户人家以及同他们有关联的形形色色的八十年代北京市民的群像。老一辈的，如爱吹牛的海老太太，拾废纸、酷爱京剧的胡爷爷，工人出身的荀兴旺，当过喇嘛的薛永全，丐帮出身的卢胜七等等。青年一代的，如由中西文化撞击产生新的思想火花而力图摆脱市民地位的荀磊，不断接受新的生活信息刺激而奋发向上的薜纪徽，善良正直的路喜纯，对名利淡然处之的海西宾，属于“浅思维”型新郎薜纪跃和新娘潘秀娅，处于低消费的生活习惯和心理状态中的梁福民和郝玉兰夫妇，浑身沾满旧习气的卢宝桑以及小偷姚向东等等。还有一些人，是由于各种不同的生活遭际而加入这个小市民行列的，例如某局长张奇林一家，“性格右派”詹丽颖，京剧演员澹台智珠，温顺的编辑韩一潭，持有受到非议爱情道德观的穆櫻，等等。众多的小市民或准小市民或临时小市民的群像，大都写得栩栩如生。刘心武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一直是重视写芸芸众生的命运并倾注他全部同情的，从《班主任》、《如意》到《立体交叉桥》，莫不如此。到了《钟鼓楼》，可以说是比较集中展示了北京小市民阶层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水平，职业特征，居住区域，生活方式，总体状况的稳定性等七个方面归纳了他们的特点，作品塑造的小市民群像则体现了这些特点。当然，刘心武并不是为了写小市民而写小市民，不是为了猎奇而写小市民，而是认识到“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的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髙，就不能不研究他们，观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为此，作品不仅写他们身上的善良美好的东西，也揭示他们“一肚子垃圾”和“可厌可鄙的气息”，还描写了作为正在蜕变的新的一代小市民的典型。刘心武创造的小市民群像虽然有点多而杂，有些人物也许是多余的，但是其独创的艺术成就却是不可抹煞的。
其次，关于北京八十年代都市风情的描写以及有关历史拿故的介绍，也表现出作者很有特色的美学追求。刘心武在《钟鼓楼》中，选择了北京北城钟鼓楼下这个小市民比较集中的地区，展示了富有历史体征和时代色彩的市井风情画，作为塑造小市民群像的背景。其中，关于钟鼓楼建筑以及报时制度沿革的介绍，关于北京丐帮的历史演变的介绍，关于薛家婚宴的描绘，都因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性格相融合，而具有民俗学意义。当然，也有一些风俗描写，游离于人物活动，只是一种静态的介绍，显得有些堆砌，例如关于北京四合院建筑特点的冗长的介绍等，不免给人一种卖弄之感，虽有民俗学的价值，却未必具有美学价值。
二、关于“橘瓣式”的结构
《钟鼓楼》采用了一种作者称之为“橘瓣式”的新颖的结构形式。
这种结构形式，不像一般长篇小说传统的结构方法那样，采用的是纵向展示的叙事形式，而是别出心裁地采用横向切入的方法，在时间的流程中截取了1982年12月12日白天的十二个小时（小说中用的是从“辰”到“申”等六个时辰作为章名久又选取了一个住着九户人家的四合院这么狭小的空间，来展开北京当代小市民的生活画面。这容量不大的时间和空间里却容下了四合院里九户人家几十个人的生活和命运。李準的《黄河东流去》，叙述七户难民的流浪生活，采用的是“连环式”的结构形式，大致是借鉴于《水浒》并加以改造的。而《钟鼓楼》中所叙说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故事，例如詹丽颖故事，澹台智珠的故事，韩一潭的故事，海西宾的故事等等，拆开来也是一篇篇相当完整的短篇，也就是一瓣瓣“橘瓣”，但作者却用薜家婚宴为主线，以北京小市民共同命运作为一种“向心力”，把这些故事组织在一个相当狭小的时间和空间里，形成一种在一定的横截面切入而向四面辐射的新型结构形式，就显得更紧凑，更有立体感，也更富于创造性。这种新型结构有这么一些特点：它是一种将传统的叙事结构和新型的心理结构统一在一起的交叉性的结构形式，便于表现当代缤纷复杂的都市生活，也便于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突出人物在结构中的位置，因而具有更大的艺水容量。这种结构形式也可能预示长篇小说结构发展的一种趋向，这种结构形式，同长篇小说情节淡化，心理描写和思辨色彩加强的趋向是一致的。表面上看来，全篇没有什么完整的故事和丰富的情节，其实这个大结构所容纳的若干小结构，即各人物的故事，情节又是相当生动的，整体的情节淡化和局部的情节生动辩证地统一在一起。这种结构形式，也打破了传统的按照生活原貌进行结构的局限，作者可以更自由地剪裁生活，按照自己的艺术意图加以重新组合，以便形成一种更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境界。长篇小说结构形式应该有所突破，有所创造，刘心武在《钟鼓楼》中的这种艺术尝试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是，在肯定这种结构形式独创性的同时，也应看到它的缺陷。这种结构形式表示出作者的过多的随意性，而不够注意结构的艺术的完整性。表面看来，若干人物的活动和他们的生活历史的回叙，组织在一个相当小的时间和空间里，显得相当紧凑，具有“形不散”的特点；深究起来，就会发现，作者赖以黏合这些形形色色故事的内在“向心力”是不够的，而作者在结构上的随意性又相当突出。这表现在薜家婚宴这一中心事件难以统帅这么多的故事，写的人物和故事过多，枝杈过多，又很难都很好地容纳到这个结构中来。例如张奇林一家的故事以及同他们相关联的技术情报站长庞奇衫的故事，穆櫻的故事，老编辑韩一潭的故事以及同他相关联的若干文学新秀的故事，都表现出一种同主体结构的离心倾向，因此也就出现若干“神散”的问题。作为一种新的艺术探索中出现的问题，我们既不能过分苛责，也不能忽视。
三、关于历史感的表现
今年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重视表现历史感的趋向，不少有为的作家在考察现实生活时，探求生活流程的来潮去向，把历史与现实交叉起来。这是使作品内容显得更加厚实的一种因素，也是长篇小说创作现实主义深化的重要表现。
《钟鼓楼》同样重视历史感的开掘和表现。刘心武在作品卷首的题词中写道：“谨将此呈献：在流逝的时间中，已经和即将产生历史感的人们。”作者把古老的钟鼓楼作为岁月悠悠的象征，作为流动的历史的见证。我以为，作品的历史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关于北京小市民阶层及市民意识形成蜕变的历史考察。作者以历史审视的眼光，写荀磊、路喜纯、薜纪徽辈的奋发和新生，写卢宝桑身上残留的旧东西和“一肚子垃圾”，写姚向东的犯罪，写薜家婚宴上的种种表现以及雷达表的风波，写京剧演员澹台智珠的家庭生活的某些不和谐音和事业上的艰难进取，等等，这些描写由于把现实生活与历史演进交错起来，由于作者把历史的哲理思考化为鲜明的有血有肉的形象表现出来，具有相当深厚的历史感。
《钟鼓楼》的历史感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作者对时间、空间、历史命运的哲理的阐述。在终卷处，作者借张奇林夫妇关于时间、空间的改革，借“同代人恳谈会”所发表的一些见解，颇为新鲜，也对读者所启迪。但是由于这些哲理大都是用议论的形式表现出来，没有化为艺术形象，而且给人一种故作高深并不髙深的感觉，因此，不能说是成功的。不少人读了《钟鼓楼》之后，都有这么一种感觉：开头“楔子”过于造作，结尾处的议论又有点故弄玄虚，画蛇添足。这种感觉还是有根据的。
1985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