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试论三位藏族青年作家长篇新作的艺术成就
我的案首摆着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新作，它们是：央珍的《无性别的神》（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梅卓的《太阳部落》（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2月初版），阿来的《尘埃落定》（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3月初版、前两部作品均于1997年荣获中国作协举办的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似已有定评；阿来的《尘埃落定》的删节本抢先于《小说选刊》长篇小说增刊1997年第二辑刊出后，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也被传媒炒得很热，被看做是近年来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有人甚至断言此作“将走向世界”。三部藏族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引起文坛如此强烈的反响，这的确是当今文坛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是生活在这个共和国里各个民族共同的事业。我们文学事业的繁荣，当然要靠各个兄弟民族的共同努力。生活在青藏髙原和川西一带的藏族，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的民族，他们创造过灿烂的民族文化。在读了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新作后，我惊奇地发现，它们不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采，展现独特的文化景观，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思维，并都具有较髙的艺术质量。可以说，它们是我国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长篇风景线中的奇观。阐释它们，总结他们的经验，对于推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提高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质量，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独特的艺术风釆
艺术贵在独创。三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三部长篇小说新作最可贵之处也在于它们的艺术独创性。这三部作品犹如长在雪山上三朵娇艳的雪莲，它们采擷生活的芬芳，又扎根于藏族这古老丰富的文化沃壤，因而又各具独特的艺术风采。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被有的论者界定为“一部客观探索西藏心灵历史的小说”（见张决《神奇的命运》一文。《中国青年报》1995年9月17日），这个评论是准确的。它通过德康家族二小姐央吉卓玛的视角，通过她所看到的帕鲁庄园、贝西庄园、德康庄园三个西藏贵族庄园生活风貌和拉萨以及外地寺庙生活风貌的描写，通过央吉卓玛从童年丧父、母亲随继父到昌都当官后被寄养于亲戚家过着漂泊的生活，以致后来被送入寺院削发为尼，以及从寺院出来寻找“红汉人”这么一段生活经历的叙述，还有与之相交错的德康家族命运的描述（包括对央吉卓玛生父生母经历的简短补叙），尤其是对央吉卓玛寂寞孤苦而又时时躁动不安的心灵的解剖，勾勒出二十世纪中期西藏的生活风貌，写出西藏心灵历史，也就是写出西藏藏民族的“魂”来，让我们撩开西藏神秘的面纱，走近西藏，认识西藏。这既是作者动笔时希冀达到的目的，也是作品客观的审美效应。
央珍很懂得以小见大这个写小说的诀窍，也很善于发挥自己生活积累的优势。当代一位著名的小说家这样说过，小说，小说，就是往小里说一说。这话看起来好似戏言，其实道出了小说创作的真谛。我们也固然需要一些全景式的作品，但更需要“从小处说一说”的精美之作。因为作为虚构的小说，这种精美的作品，往往更有韵味，也更其有审美价值。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正是这种“从小处说一说”的精美之作。她写的是一个被冷落的西藏贵族小姐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是德康家族的兴衰，是一个孩子所看到的几个贵族庄园和寺院的生活风貌，但由此折射的则是二十世纪中叶西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并由此深深开掘出西藏的心灵历史，让我们远离西藏对西藏较为陌生的读者走近西藏，认识西藏，并在这种认识中产生一种不可替代的美感。有人说这部作品颇有点《红楼梦》的神韵，如果有的话，我看主要就是以小看大，以一个人的心灵史和一个家族的兴衰史折射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这一点上。
当然，由于央珍生于拉萨，长于拉萨，后来又到内地上大学，既扎根于西藏民族文化的沃壤，又受到中外文学的熏陶，因此自然有其独特的审美眼光。她对帕鲁、贝西和德康三个庄园的生活风情的描写，精致、传神，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写央吉卓玛在帕鲁庄园见到叔叔的场面和叔叔死后受到的虐待，在贝西庄园中受到姑姑的爱护和见到她表哥虐待奴隶的情景，还有在德康庄园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在私塾里所受的启蒙教育，这些描写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关于央吉卓玛家的责族生活的描写，关于热振活佛叛乱这个政治背景的描写，关于央吉卓玛进人寺院后看到的寺院生活的描写以及她母亲把她从德康庄园接囪拉萨时途经龙布藏绿湖去朝拜西藏圣湖这段经历的描写，还有接近结尾时对央吉卓玛等少年寻找“红汉人”时既神奇、猜忌又理解、崇敬的心理描写，可以说是全书中比较精彩的笔墨。这些描写，既表现了这位藏族青年女作家的生活积累，也看到她不凡的艺术才华。当然，小说中央吉卓玛及其母亲的形象，奶妈的形象，甚至着墨不多的帕鲁庄园主人，央吉的叔叔的形象，都是相当成功的。在小说文体上，《无性别的神》的散文化以及诗意化的叙述在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创造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近些年来，我把一些善于以小见大，笔墨精美的长篇小说称为长篇中的“婉约派”，诸如上海女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即是代表作。如果这么说还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央珍的《无性别的神》也是长篇“婉约派”的代表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表现生活领域和艺术表现的独特，也在于它文体上的独特和精美。
比起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来，梅卓的《太阳部落》又有一番艺术风貌。此作写的是青海高原上的伊扎部落与沃赛部落两个部落之间的世仇和恩怨，写生活在这两个藏族部落之中，尤其是生活在伊扎部落之中的一批男女之间的爱情纠葛，写他们的爱与恨。在小说中，那撼动山河、蔚为壮观的天葬仪式，那充满神奇色彩的亚塞仓城堡和城堡里的生活风情，还有各种各样的宗教仪式（例如紫衣黑靴的阿卡奂在黑色的二角石屋前祈求神灵的宗教仪式描写），那惨烈的部落之间的械斗，那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还有像桑丹卓玛与洛桑达吉在玛冬玛沟里那林子后面一个隐秘的山洞里惊心动魄的幽会和死去活来的性爱，桑丹卓玛的小女儿阿琼与沃赛部落的头人嘎嘎的奇特的爱情和嘎嘎策划的奇特的抢婚仪式，还有那位由于失去伊扎部落老千户继承权而出走浪迹江湖劫富济贫的充满侠义色彩的大侠嘉措，还有作为权力象征的那枚太阳石戒指……这些充满青海高原藏民特有的生活色彩和浓厚传奇色彩的描写是那么吸引人，读后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以这么说，浓厚的地方色彩，民族生活色彩和我国古典小说固有的传奇色彩，是《太阳部落》鲜明的艺术特色，也是它独有的艺术风采。小说中对于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的描写，对男女情爱的酣畅淋漓的描写，尤其显得突出。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颇见艺术功力。那个篡夺了伊扎部落千户继承权成为亚塞仓千户城堡新主人的索白，无论是写他篡权以及同沃赛部落争斗中的工于心计和相当凶残，还是写他的妻子耶喜的无奈和对情人桑丹卓玛的缠绵，都把一个藏族头人的形象塑造的颇为丰满立体；那位被迫离开亚塞仓千户城堡漂泊四方行侠的嘉措，虽然笔墨不多，形象也颇为鲜明；至于内柔外刚的千户夫人耶喜，美丽多情的千户情人、嘉措妻子桑丹卓玛，泼辣庸俗的女人尕金，还有雪玛、香萨、阿琼等活泼美丽命运多舛的少女，也都写得颇为鲜活。诸多人物形象的成功创造，尤其是各类型的藏民形象都在作者笔下展示他们多侧面的富于民族性的性格，是《太阳部落》另一个重要的艺术成就，也正是在这些艺术形象身上体现了它独特的艺术风采。但是，如果你细心地阅读品味这部作品，你将发现，由于作者过于注意小说故事情节的曲折和离奇，人物关系的复杂与巧合，某些生活场面和地方民族文化的奇特，而对于人物的心理描写则注意不够，对于各个人物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幵掘不够，于是显得情节过于巧，传奇色彩过于浓，这多少影响到作品的艺术质量。
阿来的《尘埃落定》被定位为一部“展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的诗化小说。有论者又把它定位为一部“以诗为史”的具有单纯性、传奇性和混沌性等特点的真正的史诗（参见《尘埃落定》的“内容说明”和洪水发于《读书人报》1998年6月3日四版的文章《以诗为史》一文）。我以为，这些看法大致不差。《尘埃落定》讲的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川康地区一个藏族土司家族兴衰的故事，也可以说写的是土司制度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瓦解衰亡的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既丰富又单纯，叙述的角度又很独特，作者用麦其土司的二少爷这个“傻子”的视角来叙述麦其土司兴衰以致瓦解的故事，时而第一人称，时而第二人称，把两种叙事人称结合的较好，因而叙述的既从容客观且时有幽默感，同时又有很强的主观行情色彩。从叙述上来说，这部小说主观汗情与客观的叙事结合的较好，也就是把内叙事与外叙事结合的较好。至于情节的安排和提炼，一方面由于作者掌握较多的素材（包括作者的生活感受这种直接的生活体验和来自民间故事和文字资料的间接生活体验），又善于用一种民间故事叙述者的语调讲述故事，因此情节显得丰富曲折，从容多变，且富于传奇色彩；另一方面，作者是位诗人，他又善于以诗为史，把情节提炼得相当单纯而且空灵。我以为，《尘埃落定》之吸引人处，首先在于长篇小说的文体创造方面，它的叙述角度，叙述人称以及叙述语调都很独特，很吸引人，它的情节也提炼得好，很吸引人。
再进一步看看《尘埃落定》内在的吸引力。说它写了“土司制度的浪漫与神秘”，说它写了土司制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瓦解和衰亡的历史，都是指的小说主题的基本指向而言。小说的主题是多义的，但就其主题的基本指向而言，主要写的是麦其土司的衰败，写了土司制度的瓦解，而这个过程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引进鸦片种植、引进贸易、引进梅毒和“红汉人”的到来等四个阶段，这大概就是土司制度瓦解过程的艺术再现，也是奴隶制度逐渐崩溃，藏族这个古老民族逐步走向现代化过程的艺术再现。这个艺术再现当然具有很独特的认识意义。至于说写出土司制度的神秘，大概指的是那种神秘的宗教色彩下的残酷权力斗争。麦其土司家族中傻子二少爷同他那位聪明孔武的哥哥之间的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看来是在作者轻松略带调佩语调的叙述中进行，却是相当残酷的；至于麦其土司同周边十八个土司之间的争权夺利的大大小小的权力斗争，有的甚至酿成规模不等的战争，就更残酷了。例如开卷处写麦其土司与汪波土司因为麦其土司管辖的某处头人的叛变，为索回叛变者和后来为争夺鸦片种子而接连爆发的战争，后来写为粮食问题在南方边界土司同麦其土司之间的斗争，尤其为麦其土司同茸贡土司的斗争与联姻，更为典型。这种权力斗争的残酷性也是土司制度的一大特色，同时也是促使它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小说中对此做了充分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示。小说中运用相当的笔墨写了麦其土司官寨里私生活的浪漫，诸如写老土司在夺取査査头人的妻子央宗后的浪漫行为，写傻子二少爷同侍女喿吉卓玛、塔纳以及后来同茸贡女土司的女儿之间的性爱和情爱，都是相当浪漫的而又是有所节制的。而写行刑人尔依父子在刑场上的行为，则既残酷而又浪漫，写刑场上的行刑写到这个程度，这么有审美价值，这在当代中国文学作品中是很少见的。当然，《尘埃落定》的艺术价值，或者说它的独特的艺术风采，也集中表现在它创造了那么多有相当高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上。麦其土司的老土司、傻子二少爷的侍女桑吉卓玛、随从索朗泽朗、行刑人小尔依、茸贡土司的女儿，还有从圣城拉萨来的那位格鲁巴新派的僧人翁波意西以及门巴喇嘛、洛嘎活佛等众多的人物形象，不仅是鲜活的，有的甚至有相当的典型意义。说到小说语言，我不仅欣赏它的诗意化，同时也很喜欢其油画的质感。在写麦其土司官寨里里外外的生活画面，小说的语言都有一种油画的质感，这更表现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非凡的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