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读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
王安忆的长篇新作《长恨歌》（《钟山》1995年二三四期连载），是写大上海的。当然，王安忆笔下的大上海与茅盾在《子夜》中所描写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大上海，周而复在《上海的早晨》中所写的五十年代的大上海以及俞天白在《大上海沉默》中所写的八十年代的大上海都不相同，她是通过王琦瑶这么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坎坷而平凡的一生，通过与王琦瑶有关联的种种上海弄堂人物，写出大上海从四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中期的历史变迁，描摹出大上海几代市民的众生相，更重要的是通过王琦瑶们写出大上海里小市民的“魂”来。因此，可以说，《长恨歌》是二十世纪末写大上海的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是认识大上海的一部不可或缺的书，也是一部独具审美价值的书。
大上海的特点就是大。它的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从哪一个角落切入都可以写出一本大书来。比如三十年代的股票交易所，五十年代的对私改造，八十年代的失落，九十年代的崛起，杨树浦的工人新村的新工房，沪西形形色色的花园洋房，都可以写出有声有色的大书来。然而，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却没有从大的历史事件和上海一些政治性的场面切人，而是选择了大上海的底色一弄堂，作为她的小说的切入口，选择了“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的一生作为小说的骨架，有意淡化了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大上海风云变幻的政治背景，而是娓娓动听地向读者倾诉她对上海的理解和认识，诉说王琦瑶们平凡琐碎的生活故事，从而构成一幅幅具有浓郁上海弄堂特有韵味的风俗画，写出上海市民的生存状况、心理状态和文化积淀，也就是写出他们的“魂”来。这可以说是《长恨歌》最大的长处和特色。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写上海一定要像王安忆这么写，人们当然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照它，也可以写上海的各种各样的人，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像王安忆在《长恨歌》里这么写，写像淮海路中段附近平安里这样弄堂里的王琦瑶以及同她有所关联的种种小市民，是抓住了大上海某些要领的。这样写，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作为中西文化交汇点（也就是殖民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处）的大上海，更逼近上海的真实。
在读《长恨歌》之中或读完《长恨歌》掩卷遐思的时候，我常常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在王琦瑶四十多年的人生之旅中，虽然经历了种种的政治风云，她的命运也可以说大起大落，从当年红极一时的“上海小姐”到后来蛰居于平安里靠为人打针为生的护士，境遇可以说变化不小，但王琦瑶还是王琦瑶。她的日子还是过的那么精细，那么从容。无论是四十年代出人社交场所，五十年代在平安里与严师母、毛毛娘舅（康明逊）、萨沙一起打牌、搓麻将、喝下午茶，围炉夜话，以致八十年代同薇薇辈参加舞会，旅游和开“派对”，都表现出了一种上海市民的生活节奏、生活情趣和生活韵味。上海市民自然有其对生活的理解和把握，这在王琦瑶们的身上相当充分地体现出来。这种跨越时代的生活状态和生活韵味是什么？我以为这正是带有某种文化沉积的上海市民的生活基调和生活情趣，也就是他们生活的“魂”。写出上海市民的这种生活中的”魂”，正是王安忆对上海市民生活最重要的发现，也是《长恨歌》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与此相关的，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对弄堂的生活氛围的描写是令人叫绝的。无论是在开篇处对弄堂的建筑及其生活韵味工笔式的描绘，还是后来对平安里生活氛围写意式的涂抹，抑或是第三部中在写到王琦瑶的女儿薇薇及其女友时对淮海路中段生活情趣的阐述，都是相当精确的，有韵味的。这种环境描写，用一种传统的文学观念来说，是为刻画王琦瑶等一批几代弄堂人物创造了很好的氛围和底色，同时，它又独具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读到这些段落的文字时，我常常犹如回到三十多年前曾经生活过的上海，置身于平安里或淮海中路，同作者一起在品味那种上海独有的弄堂生活风味。
当然，《长恨歌》最重要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还在于创造了“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王琦瑶以及同她相关联的几代弄堂人物，也就是大上海小市民@群像。王琦瑶从艺术上来说可以说是上海市民的“这一个”，也就是上海弄堂人物的典型形象，她既是贯穿全书的传奇人物，又是作者落墨最多着意刻画的重要人物。她四十多年的生活遭际是坎坷的，大起大落的，也是平凡琐碎的。四十年代末，她豆蔻年华，出人片场，竞选“上海小姐”，当了李大经的外室，成了养在“爱丽丝公寓”中的金丝鸟，可谓红极一时。上海解放了，她先在外婆的娘家邬桥住了一阵，后来又回到上海，住进了平安里的三十九号三楼。“到护士教习所学了三个月，得了一张注射执照，便在平安里口挂了牌子”，靠为人打针为生。从此开始了她在平安里蛰居的漫长岁月。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她同平安里的熟人严师母以及康明逊、萨沙等牌友在一起度过一段平凡而热闹的日子，同康明逊和萨沙都有过一段感情的纠葛。后来，又与四十年代时热烈追求她的程先生相逢，又有过一段新的生活故事。七十年代末，“文革”之后，她那没有明确父亲的女儿薇蔽成长起来了，她的身边又来了一批新的朋友，像张永红、张永红的男友长脚，还有那位老克腊。他们出入舞会，在家中开“派对”，又过起相当红火的日子来。尤其是当薇薇随其丈夫可林出国陪读后，王琦瑶一面是孤独失落，一面又要抓住逝去的时光，追求虚浮的热闹和温馨，结果是死于非命。从王琦瑶这个简单的人生履历表中大体可以看出她的生存状态。
当然，作为一个“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作者不仅写出她的人生经历和生存状态，更重要的写出她的心理状态和生活情调，在这方面，作者是不吝惜笔墨的，在不少的地方，对她那种矛盾的心理是做了泼墨描写的。尽管这种描写相当含蓄，但也是相当酣畅的。当然，王琦瑶艺术创造上的成功也得力于她同与之关联的众多的弄堂人物的相互映衬。在众多的陪衬人物中，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两度出场的程先生，同王琦瑶形影不离后又因醋意分开想和资本家家庭划淸界限的蒋丽莉，五十年代在平安里住过的大学毕业不服从分配回到上海吃定息的小开康明逊和革命烈士的后代混血儿萨沙，还有八十年代出现的典型的淮海中路女孩张永红，还有老克腊和长脚，这些都是上海弄堂里才有的人物，也都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人物。
从艺术风格来说，《长恨歌》可以说是属于长篇小说中的“婉约派”。作者的笔致从容细腻，描摹事物精巧有韵味，这都是构成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婉约派”风格的重要因素。如果稍为进一步分析，这种风格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结构上，作者以王琦瑶四十多年的人生生活经历为主线，把同她相关的各种人物的生活故事串起来，形成一种“长线串珠式”的结构形式。这种结构读来有如如歌的行板，具有行云流水之美。
叙述语式上，作者善于在叙述中进行描写和议论，尤其善于把对上海的理解通过叙述的形式诉说出来，显得娓娓动听和从容有致。作者笔墨的老到都体现在这种有特色的叙述之中。
环境描写上，如前文所述，关于弄堂生活氛围的细致有韵味的描写，也是构成这部小说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
关于《长恨歌》的艺术风格，似可专文论述，绝非这篇短短的导读能够胜任，就此打住吧！
1995年岁末于北京亚运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