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文将矛头直指主战的满清皇族，痛骂他们置皇上、太后这对孤儿寡母的安危不顾，败坏大局，阻碍共和，使四万万国人陷入兵燹之乱。满纸刀光剑影，字字透着血腥，直接以杀向京城，武力逼宫相要挟。
通电发出的当天，清室主战派活跃分子、宗社党骨干良弼遇刺负伤，次日不治而亡。所谓“杀一人而全局可定”，良弼遇刺后，满族亲贵纷纷逃出京城，所谓的主战派从此销声匿迹。
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书宣布退位。当天，袁世凯便剪掉了他拖在脑后的辫子，打电报给孙中山，赞扬“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公认”。
13日，孙中山履行承诺，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正式提出辞职，荐袁自代。
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全票当选。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参议院，位于南京市湖南路10号。从总统府门前的长江路，经过那条作为城市中轴线的中山路，再到湖南路要拐两个弯。总统府与参议院之间的这两个拐点，也是孙中山在南京政坛的两次重要转折。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这里选出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个半月之后，议员们又在此接受他的辞呈，选出了另一位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当年，孙中山去参议院递交《临时大总统咨参议院辞职文》的时候，他到底怀着怎样的感受与心情？大概我们永远都无法准确地体会与描述。但是，我们却从他的行为里看到了一诺千金的品格，以及忠于民主原则的精神风貌。孙中山以其博大的胸怀，服从了历史的选择，促使中国最后一个君主王朝被迫退出历史舞台，实现了南北中国的和平统一。
为了让自己的继任者袁世凯真正走上民主共和的历史轨道，孙中山在上交的辞职咨文中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已由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新总统到南京受任后，本大总统始行解职；新总统必须遵守《临时约法》。
定都南京和新总统到南京受任其实应该合并成一条，既然定都南京，新总统自然要到南京受任。孙中山的本意是想调虎离山，让袁世凯离开经营多年的北洋老巢。
关于定都问题，各方人士向来存有争论。黎元洪主张以武昌为首都，理由是武昌为首义之区，而且位于国家中部，便于沟通南北；大多数议员则倾向仍以北京为首都，因为各国公使馆都在北京，事实上已经是中国对外政治交往的中心，而且当时国库空虚，另建新都必然劳民伤财，认为还是维持旧都为好，许多同盟会会员也附和此议。所以，当参议院就定都问题进行表决时，便以压倒性多数否决了孙中山在南京另立新都的要求，支持袁世凯定都北京。结果，在黄兴勃然大怒，欲派兵动武监视复议，以及孙中山本人亲临参议院做出解释说明之后，议员们才勉强变更决议，同意以南京为首都。
为了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五人为专使前往北京。2月25日，五专使到达北京。29日起，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相继发生兵变，西方列强以保护侨民为由，派出联军进驻北京。由于事发突然，五专使认为只有迅速成立全国统一政府才能安定大局、避免外力干涉，其余一切不妨尽量迁就。对此，参议院深表认同，开会决定请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事后证明，北京兵变是袁世凯为拒绝南下策划的阴谋，没想到引起骨牌效应，使天津、保定、通州等周边地区陷入一片混乱。
定都南京的计划就这样落空了，不过《临时约法》的制定工作还算相对顺利。参议院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于3月11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取消了原来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总统成为虚位国家元首，下设总理，由总理组织责任内阁。这显然是孙中山等人所取得的一个难得的胜利。它不仅为袁世凯日后滥权设下了法律障碍，也为中国留下了第一部具有共和性质的宪法。
随着政治制度的变更，由谁出任内阁总理掌握政府实权，又成了一个新的争夺点。有人建议袁孙组合，袁为总统，孙为总理，但被孙中山拒绝。而袁世凯显然早就想好了应对《临时约法》的对策，提名唐绍仪出任首届内阁总理，立刻赢得国内外各界一致拥护。
唐绍仪与袁世凯共事多年，是袁世凯最重要的政治、外交智囊，两人一向交谊深厚。1881年，容闳主导的幼童留学计划被迫中断，唐绍仪等留美学生奉召回国。从此，唐绍仪便和袁世凯结下了不解之缘。1885年，二十五岁的唐绍仪开始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又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当时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对唐绍仪十分赏识，调到身边做西文翻译，兼任办理龙山商务委员。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唐绍仪和徐世昌一起经管营务。其后，袁世凯调任山东巡抚，唐绍仪以道员的身份又随他到了山东。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举荐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此后唐绍仪历任外务部右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奉天巡抚，邮传部尚书等职。
武昌起义后，唐绍仪作为袁世凯的全权议和代表，奔走大江南北，劳苦功高，广受赞誉，同时，他又是孙中山的香山同乡，思想开放，再加上幼年官派留美的西方背景，使他成了内阁总理的不二之选。
1912年3月25日，唐绍仪到南京向参议院提交由同盟会、北洋系、中间派联合组成的首届责任内阁名单，29日获得通过。这是中华民国第二任内阁，也是第一任责任内阁。
3月31日，孙中山在总统府出席同盟会饯别会，到会千余人。唐绍仪、汪精卫、胡汉民、徐绍桢、王芝祥及各部总、次长等陪同出席。孙中山发表演讲，重点阐述民生主义：“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
演讲结束后，孙中山设宴款待同盟会会员。席间，新内阁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感觉唐绍仪与大家政见一致，当下邀请他加入同盟会。唐绍仪一日应允，当场以孙中山、黄兴为介绍人，填表宣誓人会。之后，唐绍仪下榻总统府，与孙中山彻夜长谈，直至黎明。
从晚清到民初，正置世界风云激荡，国家命途多舛的关键时期，容闳、孙中山、唐绍仪这三位香山人，先后在南京这个曾经叫总督府现在叫总统府的地方，持续传递着改变中国历史的接力棒。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月，和当年百日维新的时间相仿，却完成了推翻满清王朝，创立中华民国的光辉使命。在他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大总统和政府官员都是为国民服务的“公仆”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实现了历史性的创举。此后，通过“议和”辞去临时大总统，彻底打破了“打天下，坐江山”的传统造反模式，实现了“天下为公”的诺言，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孙中山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
在南京执政三个月，政府匮乏资金，军费无处筹措的难堪处境，显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对经济衰败、财政枯竭的窘迫现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所以，他才感到了大力发展民生的重要性与急切性；所以，他才在即将离开总统府的临别演说上，大力宣扬自己的铁路梦和开矿梦：
……中国当取法于德（国），能令铁道延长至二十万里，则岁当可收入十万万。只此一款，已足为全国之公用而有余。英国矿租甚昂，每年所得甚巨，皆入地主之手。中国矿山属官，何不可租与人民开采以求利？使中国行国家社会政策，则地税一项，可比现在收入（增）加数十倍。
这实在是一个激动人心，同时也是超越现实的设想。4月3日，孙中山乘火车离开南京到达上海，17日出席上海商界联合欢迎会，被聘为中华实业联合会会长。第二天，应广东故乡人民的盛情邀请，乘招商局顺泰轮南下，沿途考察福州、香港、广州等地工业、铁路、港口发展情况，一路阐述民生主义。
关于孙中山的铁路梦，原香港《德臣西报》副主笔，曾先后担任过孙中山、张学良、蒋介石政治顾问的威廉·端纳，在给友人的信件里做了这样的描述：
…孙中山告诉我，他已决定尽自己的毕生精力来发展铁路。他说他几个月内还不能公开他的计划，我摇唇鼓舌磨了好一阵子，他最终……拿出一张6英尺见方的大地图，铺在地上。从这张地图完全可以看出，他对自称目前正在开创的事业并没有最基本的了解。这幅地图包括西藏、蒙古和中国西北最边远的地区。孙煞费苦心地用毛笔在各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地图上画了许多线条。孙席地而坐，向我介绍他的计划……唉，问题不在于他画的地图。如果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他画的每一条线路，即使是更多的线路都可望修建。问题在于，他竟异想天开，认为外国资本家能够提供充足的资金，在5到10年内将这些铁路建成！
我告诉他，除非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否则即使在中国几个人口稠密的省份，修建最切合实际、最有前途的铁路，也别梦想得到外国的一分钱。
孙中山的思想总是超前的。1912年6月下旬，他与上海《民立报》记者谈话时说：“苟无铁路，转运无术，而工商皆废，复何实业可图？故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这大概是“要想富，先修路”的最原始阐述。道理或许不错，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现实条件下，这项五到十年内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计划显然是过于耸人听闻了。事实上，从1912年到1927年这十五年间，中国全境修建铁路的总长度也才三千四百二十二点三八公里，而且大多集中在山海关以外的满洲。无论如何，这个关于铁路的畅想还是表达了孙中山急于振兴国民经济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宏大的远景规划。
1912年6月中旬到8月上旬，北京先后发生了两桩让舆论界一片哗然的事件：一是发生了民国以来第一次“府院冲突”（总统府与国务院），袁世凯处处专权，迫使真心推行民主共和的内阁总理唐绍仪拂袖而去，两个多年的老朋友从此决裂，第一届，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从此解体；一是黎元洪将武昌起义领导人之一、曾任武汉军政府军政部长的张振武骗至北京，被袁世凯以“蛊惑士兵、勾结土匪、图谋不轨”为名“正法”，导致南北之间又起敌意，情绪对立。
袁世凯为缓和南北之间的紧张气氛，力邀孙中山、黄兴北上商讨国是。黄兴决意留沪，孙中山在居正等人陪同下乘安平轮经天津前往北京。
天津，一座对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城市。十八年前，孙中山从这里走上了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道路，今天，他“有志竟成”，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之后，又经这里去北京商讨国是。
1912年8月24日，偏远的河北公园人头攒动，他们为一个人而来，他们为聆听一个人的演讲而来。头一天下午刚从上海到达天津的孙中山，为调和南北之间的紧张局面，这样对大家说：
近吾国颇有南北界之说，其实非南北之界线，实新旧之界线。南方人不知共和政体为何物者，尚所在皆是。盖因其无新知识，故一家中父新而子旧，子新而父旧。新旧之分家庭尚不能免，惟望吾到会同胞，随时随处，用力开通，由一家及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于数年中务使人人皆知共和之良美。至美洲十数国无不共和者，以该洲草昧之地，经白种人创造其事较易。吾国数千年之专制，一旦变为共和，其诸多障碍，固属意中事。此后仍须造成共和及赞成共和诸君子竭力维持。
这座河北公园，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1946年，公园门前的大经路被命名为中山路。2006年11月8日，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四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山公园内占地一千一百多平方米的花坛上立起一座崭新的孙中山全身铜像，黄杨簇拥，伟岸庄重。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孙女、美籍华人孙穗芳博士捐建的。为此，孙穗芳博士和子女专程从美国赶来，参加孙中山全身铜像落成仪式，并带领子女重走中山路。
从1912年孙中山在这里演讲，到1928年它被更名为中山公园；从1946年命名的中山路，到2006年落成的孙中山铜像，近百年来，孙中山“竭力维持”共和的思想、理念就这样不断流传。2008年，我在孙中山铜像的基座上又看到了他当年的演讲词，它引领我进入到民国初创时的那个纷乱年代。
那天，孙中山上午在河北公园对民众演讲，下午5时左右就抵达了北京。袁世凯为此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特别将自己的朱漆金轮马车加饰黄缎子窗幔和椅垫，派往车站相迎。同时，他还下令全城悬挂国旗，军警沿途戒备，以总统之礼把孙中山接到了迎宾馆。
孙中山此番北上，除了与袁世凯“疏通南北感情，融合党见”，“谋国利民福之政策”外，还有一项内容，就是参加国民党成立大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北京之后，同盟会总部也随之北迁，日常事务由当时在北京担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主持。唐绍仪愤然辞去内阁总理一职之后，同盟会的四位阁员——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署理工商总长王正廷也随之请辞。当时，孙中山热衷实业，主张将政权尽交袁世凯，同盟会退为在野党。这个意见受到宋教仁等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强烈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