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一直努力要将中国引上宪政、法治的正常轨道，一贯坚定地主张责任内阁制。他既有倔强的进取精神，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深刻的宪政思想，而且，始终对局势的发展有着清醒而准确的把握。早在同盟会成立初期，他就这样说：“破坏容易，建设难，我看同志们从事破坏一途的太多，对于建设，很不注意，将来要组织共和国，不是玩笑的事！什么临时约法、永久宪法，都须乘此功夫，研究一番才好！”武昌起义成功后，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在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民主进程面临倒退的困难时期，他毅然挺身而出，敢当大任，“毁党造党”，将同盟会这个组织武装暴动的革命党，改造成了新型的、富有建设性的普通政党，准备用“政党政治”或“政党内阁”来限制袁世凯所代表的反动势力，进而实现真正的共和民主。
1912年8月25日下午1时许，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促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五政党合并组成中国国民党，于北京湖广会馆隆重举行成立大会。2008年夏天，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前夕，我在另一种热烈欢庆的气氛笼罩下，来到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
位于虎坊桥附近的湖广会馆经过不断修葺、翻新，整体上仍然保持着明清建筑的凝重与端庄。让人感到有点不伦不类的是，它如今还挂上了一块“北京戏曲博物馆”的招牌，使我这次走向历史的访问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与曾经在这里发生的那些重大历史事件比较起来，那块招牌实在有点轻佻，也有点过于戏剧化了。或许是由于收费的关系，除了我之外，没看到有别人来这里参观。穿过门廊，看到两条曲径，一条通向文昌阁，一条通向大戏楼。我直奔大戏楼。中国国民党成立大会就在这座大戏楼举行，孙中山曾经站在大戏楼的舞台上演讲致辞。他说：“今五党合并，兄弟切望诸群同心合志，破除党界，勿争意见，勿较前功，服从党纲，修明党德，合五党之力量气魄，以促民国之进行。”
那天，我置身于幽暗寂静的戏楼大厅，望着那空空荡荡的舞台，耳边仿佛总在回响着孙中山当年慷慨激昂的话语和一阵阵欢呼、掌声。
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当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八人当选为理事，胡汉民、张继、于右任、阎锡山等三十人任参议。由于孙中山“暂搁政事”，热衷铁路事业，他在当选国民党理事长之后，党务工作交由他推荐的代理理事长宋教仁主持。
在此之前，袁世凯为抵制同盟会，已鼓动章太炎、张謇、汤化龙等人，将其领导的小型政党合并，联合组成了共和党。随着国民党宣告成立，两党政治俨然形成。民国初年的政坛短暂出现了宋教仁希望看到的局面，他真诚地说，政党宜两大对峙，希望本党发达，也希望反对党发达，以致旗鼓相当。他还到天津秘访梁启超这个过去的论敌，提出两党轮流执政、实现政党轮替的设想。两人深入交谈，甚为契合。
孙中山出席国民党成立大会之后，又在北京逗留了将近一个月，期间与袁世凯会晤十三次，相谈甚欢。他甚至表示支持袁世凯当十年总统，练百万精兵。同时，他还接受了全国铁路督办一职，立志要在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使中国全境，四通八达”，成为“全球第一强国”。
9月11日，黄兴也从上海来到北京。孙中山和黄兴在北京期间，经常有人请他们题词留作纪念。孙中山题“天下为公”，黄兴题“南北一家”，表达他们对国家前途的良好愿望。在那短暂的蜜月时光里，本来南辕北辙的两种力量，仿佛真的找到了交集点。
1913年初，国民党在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正如宋教仁所愿，国民党以优势多数成为执政党。全国各界一致预测，由宋教仁组织政党责任内阁几成定局。中国再次出现了民主政治的曙光！
1913年3月20日，三声枪响、三颗罪恶的子弹不仅结束了南北和谐的大好局面，也击倒了刚刚树立起来的民主旗帜。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个时间、地点和中断了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非常事件。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火车北站。宋教仁刚刚与前来送行的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挥手作别，正要去北京出席即将召开的第一届国会。就在车站的检票口，他遭歹徒袭击，连中三枪。
当时在场的黄兴等人急忙将宋教仁送往沪宁铁路医院抢救，可是因为子弹就射在心脏附近，他已经生命垂危。在弥留之际，这位为了实现中国政治文明付出了生命的仁人志士，对守在身边的于右任交代了身后事：“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人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黄兴）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我为调和南北事费尽心力，造谣者及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22日凌晨3时，这位中国宪政民主的开拓者，这位一直努力把文明与理性引入中国政坛的光明使者，这位无私的勇士黯然离世，那时，他刚刚三十二岁。临终之际，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在场的同志无不失声痛哭。
宋教仁遇刺殉难，举国震惊，群情激愤。远在日本考察实业的孙中山给国内发回电报：“闻钝初（宋教仁字钝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此事原因，以谋昭雪。”
自从宋教仁住进沪宁铁路医院，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便一批一批地赶来问候。噩耗传出，吊唁者更是络绎不绝。在举行追悼会那天，两万多人自发到场，各界著名人士、各党派及社团送来的挽联挂满了会场，极尽哀荣。
在北京，新闻界召开哀悼大会，数千人到场致敬。政见不同者异口同声，称颂他是伟大的政治家，对他遭受如此惨害表示了极大悲痛与愤慨。共和党领袖汤化龙送上的挽联里即有“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沉”，“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这样的惋惜和诘问。
宋教仁离开人世的当天，黄兴、陈其美就以遇难者朋友的身份致函上海总巡捕房，为捉拿凶手提供赏银一万元。上海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也各自拿出万元悬赏。第二天，直接凶手应夔丞、武士英被逮捕。随后，袁世凯总统府秘书洪述祖、内阁总理赵秉钧也相继浮出水面，其幕后黑手直指临时大总统袁世凯。
总统杀人！宋教仁案证据公布后，全国再次哗然。应夔丞、武士英、洪述祖、赵秉钧相继被灭口，袁世凯却依然野蛮无耻地做着他的大总统，而且还不合时宜地盘算着洪宪皇帝的春秋大梦。
关于宋教仁之死，同盟会元老谭人凤这样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袁世凯为了拉拢宋教仁，先是“饵以官”，许他出任内阁总理，不受；后是“啖以金”，让赵秉钧送给他存有五十万元的银行支票本，不受。宋教仁让赵秉钧转告袁世凯：“这不是个人问题，政党政治是民主国家的通则！”
关于宋教仁之死，民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蔡东藩这样说：“宋教仁为国民党翘楚，学问品行，均卓绝一时……”宋教仁是国民党的核心与灵魂，至此，国民党迅速瓦解，中国实行宪政民主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如同林长民所说：“政举人存，人亡政熄。”
关于宋教仁之死，当代评论家李劫这样说：“他要以虎口拔牙的方式，将民主政体从袁世凯口中挖出来。在辛亥革命诸领袖之中，徐锡麟的勇气是相当突出的，但这位荆轲式的英雄不以谋略为意。这在宋教仁则既具有徐锡麟那样的勇气，又具有徐锡麟所没有的智谋。他的失败在于他的处境太孤单。”
关于宋教仁之死，当代学者傅国涌这样说：“1913年3月的那一刻，宋教仁先生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他所追求的民主理想，也染红了整个沧桑百年史。”
宋教仁遇刺标志着整个武昌起义带来的革命成果彻底丧失。孙中山结束了日本的访问行程，回到上海，与黄兴、陈其美商讨对策。
正在国民党人在起兵讨袁与“用法律解决”之间犹豫不定的时候，袁世凯已经开始对革命派下手了。6月，他先后免去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三人的职务。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讨袁，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黄兴力促上海和南京响应。随后南京、上海、安徽、广东纷纷宣布独立讨袁。7月底，各地讨袁军相继失败。
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人。孙中山、黄兴先后逃往日本。他们又一次成了流亡者。
民主政治的希望破灭了，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希望也破灭了，中国之路又一次陷入迷茫……
从晚清到民初的几次政权转移，除了浮在表面上的政治、民族、军事等诸因素之外，背后还有一只看不见的推手：经济困境。这是一个在过去的历史文本里，一向缺少充分言说而又至关重要的特殊领域。
满清政权的崩溃，首先是经济崩溃。清朝统治末期，内而贪污腐败，皇族亲贵、大小官僚中饱私囊，敛财无度，纸醉金迷；外而割地赔款，钱银大量外流，仅庚子赔款就高达四亿五千万两之巨。锦绣中华，一派大好河山，被这样一伙贪婪、野蛮、愚昧的满清统治者折腾得民穷财尽，国库空虚，最后只能靠借洋债勉强维持政府运转。
1911年5月，清政府派盛宣怀出面与以美国摩根财阀为核心的美、英、德、法四国银行财团经过多次交涉，以出让川粤汉铁路筑路权为条件，签订了六百万英镑的借款合同。结果，这次川粤汉铁路大借款不仅引发了群情激愤的保路运动，而且演变成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最终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
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同样面临着财政危机，同样因为在对外借款过程涉及到了国家主权，引起各方非议。
清政府全面倒台后，王公贵族们纷纷携带大批财物潜逃。据说，当时国库里剩下的，只有十枚银元。经过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所接手的就是这个已经被掏空了的国库。所以，满清政府靠借洋债过日子，民国政府还得靠借洋债过日子。而首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与袁世凯之间的纠纷，也正是围绕着对外借款问题全面展开的。
从清末开始，美、英、德、法四国银行财团就取得对华借款的垄断权，每项借款都以获得在华利益为附加条件。唐绍仪尽管面临着政府财政捉襟见肘的局面，却不甘因此受人指责，落下丧权辱国的恶名，便想另辟蹊径，绕开四国银行财团。为此，他与比利时财团接洽，从华比银行拿到了一百万英镑的借款，以此应付急需。让他没想到的是，这笔借款竟然在国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使他和袁世凯之间出现难以弥补的裂痕，以致首届责任内阁被迫解体。
唐绍仪向华比银行借款的消息传出之后，美、英、德、法四国公使立刻照会袁世凯政府，谴责中国违反与四国形成的借款条约，并以今后停止借款相要挟。面对四大强国的抗议，中国政府内部陷入了一片争吵。袁世凯责怪唐绍仪独断专行，没得到总统的同意就擅自向外借款，影响了政府和友邦的关系。财政总长熊希龄更加不满，甚至开口大骂，说唐绍仪侵犯了自己的职权。唐绍仪则感到心灰意冷，这时他才发现自己的这个责任内阁总理实际上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
在各方压力下，唐绍仪被迫亲自前往四国公使馆解释。四国公使联合起来向他提出四点要求：一、取消与比利时签订的借款合同，退还款项；二、中国政府不再向四国以外任何一国借款；三、中国财政预算案须交四国公使备阅；四、中国政府正式道歉。
借款风波之后，唐绍仪又因人事任用问题与袁世凯发生难以调和的分歧，最后他留下一道辞呈，也不与袁世凯话别，就乘车离开了北京。
唐绍仪于1912年4月21日组成责任内阁，到6月16日拂袖而去，前后总共不到两个月，成了民国历史上第一个短命内阁。
借款风波平息了，唐绍仪辞职了，袁世凯政府的财政危机并没有因此解除，还得想方设法继续借洋债。这时，日、俄两国已经通过巴黎会议挤入四国银行财团，开始与美、英、德、法共享对华借款垄断权，四国银行财团变成了六国银行财团。他们内部协商后，同意向袁世凯提供总额为六亿两白银的借款，但要求以中国的盐税收入作为抵押。财政总长熊希龄觉得列强开出的条件过于苛刻，如此借款无异于饮鸩止渴，又加上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决意辞职下野。袁世凯于是任命自己的亲戚、“红顶商人”周学熙出任财政总长，继续与六国银行财团交涉。
周学熙经过与六国银行财团反复磋商，双方初步达成借款意向，而就在准备正式签约时，俄、法两国公使又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派人加入中国的财政监督机构，直接参与对借款及盐税的监管。随即，英、德两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面对这种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当局认为有悖于最初的借款原则，而把财政监督机关交给外国人把持也实在难以向国人交代，被袁世凯等人拒绝，谈判也随之中断。
政治和经济总是密不可分、互相作用的。就在双方相持不下，大借款即将破局的时候，宋教仁在上海遇刺，孙中山在南方发起二次革命，呼吁各省起兵讨袁。袁世凯急需军费备战，立刻变得“饥不择食”了。在丧权辱国与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个人权力。于是，周学熙匆忙受命，再与六国银行财团重开谈判。
在六国财团中，美国的态度倒是相对公允。美国政府认为强行向中国索取财政监督权是不恰当的，总统威尔逊公开表示美国“不愿干涉中国的行政主权”，命令美国银行代表退出六国银行财团，同时鼓励对华投资。美国的行动让其他五国深感意外，也深受刺激，害怕继续拖下去另生枝节，态度立刻为之一变，借款条件也有所让步。
在双方都很急切的情况下，袁世凯政府与除美国之外的五国银行财团签订了新的借款合同：借款总额为二千五百万镑，利息五厘，折算后按八四折实收，不过二千一百万镑；另外扣除民国元年、民国二年到期的庚子赔款及其他前期借款和垫款，再加上赔偿期间各国受到的财物损失，袁世凯政府真正能拿到手的借款不过债面的一半，而它的代价却是中国盐税从此落入外人之手，为期四十七年。
周学熙在经手这项“善后大借款”之后，自然引来国人一片唾骂，斥其为“借款总长”，他本人也十分自责，感觉成了“盛宣怀第二”，留下了终生耻辱。没过多久，他即引咎辞职。
满清王朝灭亡了，却留下了一屁股还不清的外债和已经形成惯例的外交与经济困境。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以一连串负数为起点，在一团纠缠不清的权力争夺中开始了艰难的现代化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