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发生的“五卅惨案”、“沙基惨案”，激起了一波又一波汹涌而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成为那个年代最具感召力的时代呼声。一年之后，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正当北伐军一路高歌猛进，取得节节胜利时，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全面对抗。
1928年7月，蒋介石等人齐聚北京香山碧云寺，在已故领袖孙中山灵前致祭，宣布北伐大业终告完成。年底，张学良改旗易帜，接受南京政府任命，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1929年，建设南京、上海的《首都计划》与《大上海计划》相继出台，它们都以修建“中山路”为城市发展核心。然而，这两个中心城市的建设成就并不能掩盖国民经济的整体困境。随后，“九·一八”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相继爆发，中华民族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又被战火与苦难淹没了。
从1911年到1928年这十七年间，中华民国出现了十三任总统，更换了四十六届内阁。在此期间，战争、政变、倒戈、暗杀、政争、论战、学潮、工潮……此起彼伏，中国在剧烈动荡中难艰前行；总统制、责任内阁制、君主立宪制、联邦制……交替上演，中国在现代化之路上反复实验，反复失败。为了追求新生，中国经历了漫长的，甚至是令人感到一些绝望的阵痛。
西方史学界喜欢将辛亥革命称为“不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或“含混意义的传统革命”。在今天看来，这场彻底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革命的确充满了内在矛盾，因而也实在难以准确定义。
以保路运动这个经济事件为导火索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第一次亮相。然而，这也仅仅是一次亮相而已。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够发达，中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都显得十分脆弱，所以，革命的主导权很快就被反动、无耻的政客和军阀们窃取了。这场革命在取得成功的那个瞬间，资产阶级就失去了自己的位置，陷入了处处被动的尴尬境地。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是异常顽强的。在“实业救国”的崇高理想指引下，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多年间，他们硬是创造出了高速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根据《剑桥中华民国史》采信的数据，“从1912年至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百分之十三点八（这样迅速的增长，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在中国现代工业增长中，首屈一指的是纺织业。”（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第737页）可是，持续不断的内战、风云变幻的政治环境、以日本为首的外国经济入侵，很快就使刚刚起步的民族资产阶级陷入了危机。
数字是枯燥乏味的，是无法让人产生直观感受的。那么就让我们看一看张謇——这位中国第一代民族实业家在当时的经历。他的成功与失败，典型地反映了那一代民族实业家的理想、追求与失落。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1913年9月，袁世凯担任总统时期，他又出任以熊希龄为总理的“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工商、农林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他真诚地希望通过改良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的悲惨处境，跻身世界强国之林。为此，他在就职时还满怀热情地发表了《实业政见宣言》，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二十多种工商、农林和矿业开发方面的法令，一心想把中国的实业发展纳入法治的轨道。可是，他面临的却是“日在官署画诺纸尾”的无聊和无奈。
既然无力兼济天下，不如退而求其次，全力经营好自己的实业，这是民国初年那些脚踏实地的爱国人士所能做出的被动选择。1915年，袁世凯酝酿帝制期间，张謇辞职南归，回到江苏老家继续办他的实业、教育，搞他的地方自治去了。
张謇的挂冠而去，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民族资产阶级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权力舞台上黯然离场。从此，最不讲道德、最具破坏性的军阀、政客成了这个国家的完全主宰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再加上民国初立，人心思安，张謇经营的那些企业因此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机会。他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加上扩招新股和向钱庄借贷所筹集的资金，扩大企业规模。根据1921年一份调查材料，张謇经营的企业总资本已达三千四百万元，创造了当时的经济奇迹。
一个人造就了一座城。在张謇的苦心经营下，通州（南通）建成了完备的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和慈善体系，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风气清明淳朴，曾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虽小，但在那个渴望进步而又混乱不堪的年代，却让许多人看到了通向理想的现实范本。1922年蛰居上海的孙中山，在见到张謇之子张孝若时曾对他说：“我是空忙。你父亲在南通取得了实际的成绩。”
可惜好景不长。由于连年内战，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及西方列强对华经济压迫转剧，中国的民族纺织业普遍陷入困境，到1923年，就连一向盈利的大生纱厂也转为亏损。为挽救民族工商业，张謇多方奔走呼吁，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和平；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利于和洋商竞争。内战与列强的经济侵略，是当时阻碍中国繁荣与进步的两大祸首。
为争夺地盘而穷兵黩武的大小军阀们，不仅从根本上摧毁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秩序，也破坏了它本来就很虚弱的经济基础。为了筹措军费，以保卫或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纷纷对人民采取竭泽而渔式的野蛮盘剥。四川军阀刘文辉“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另一个军阀陈光藻则这样：“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时（民国二十四年），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遍设烟馆，抽收红捐。各军防区还设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著名的奉系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在独霸山东期间，征收的军事特捐及各种苛捐杂税竟达五十余种，滥发各种一文不值的纸币、军用票、金库券不计其数。为此，山东人编了两句顺口溜借以表达对他的切齿痛恨：“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
除了各地军阀为一已之私对国家民族进行自我戕害之外，对外签订不平等条约更是压得中国人民透不过气来。越是国力虚弱，越是不敢对外强硬；越是不敢对外强硬，越是国力虚弱。中国经济内外交困，陷入了一种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打倒列强，打倒军阀，就成了最具感召力的宣传口号。一股积聚已久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终于在1926年的广州爆发了。“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一首红极一时的《国民革命歌》，唱出一代中国人的心声。
1926年初，《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第一次来到广州，他这样描述当时的观感：“在1926年上半年里，暴力是广州城的主旋律。这里的反帝、反白人特权的情绪已经达至暴力的程度，对长江流域和北方军阀的仇恨，也达至暴力的程度。”
5月下旬，蒋介石在检阅部队时发表鼓动演说，异常愤怒地宣称中国所以积贫积弱全都归罪于三大恶魔：鸦片、基督教和外国人。
一个月后，国共两党联合发起并领导的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开始了。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华民国终于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然而，历史发展的道路从来都不是笔直的，其中总会经历许多曲折、反复、修正，甚至逆转。由历史凝结而成的“中山路”也是如此。1929年，在一股建设国家的热情鼓舞下，南京、上海这两座长江南岸的中心城市分别完成了各自的建设发展规划：《首都计划》和《大上海建设计划》，这两份计划都把“中山路”摆到了核心位置，而且对其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蜿蜒迂曲的“中山路”，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成就，也折射出了那个时代的困境与抗争。
二十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是中国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期，也是民族革命的一个集中爆发期。
1922年起，作为中国民族工业核心的纺织业受到了日本资本的强烈冲击。当年出版的《华商纱厂联合会季刊》上有人撰文指出：“我们的纺织业有一个敌人，也只有一个日本这个敌人。”当时，日本商人纷纷跑到中国设立纱厂，不仅大面积挤占中国市场，而且以提供贷款、参股投资的方式控制了许多中国纱厂。在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中国新生的实业家们感到了日本试图独占和主宰中国纺织市场的野心，也感到了他们所带来的实际威胁。
由于日本商人大量涌入，操纵市场行情，人为推高原棉价格，使资金基础本来就很薄弱的中国纱厂陷入了生存危机。许多实业家惊呼，日本正在进行着一场将“吾国棉业扑灭则已”的经济阴谋。1922年底，华商纱厂联合会提出禁止原棉出口的请求，得到北京政府批准，并予正式发布。但日本很快就为此提出抗议，无能的中国政府迫于压力，只得于1923年5月取消这一禁令。
此后，有日本政府做靠山的日商更加肆无忌惮，一手挥舞资本大棒，一手控制原料与产品市场，使中国纱厂大多陷入亏损的经营困境，或关门倒闭，或转手易主。到1925年，就连实业界标志性人物的张謇，也因为负债累累，不得不让上海银行接管大生公司旗下各厂。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内忧外患中渐趋终结。
日本商人在对中国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全面围剿的同时，也对中国无产阶级进行着残酷奴役，并因此引发了令全国人民群情激愤的“五卅惨案”。
1925年5月15日，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下属的纱厂与中国维权工人发生冲突，日本工厂卫兵竟然开枪镇压，工人代表顾正红（中共党员）中弹牺牲。在中共工运领袖李立三等人的组织下，上海立即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运动。21日，两名学生在街头演讲时被捕；第二天，又有四名学生在前去参加顾正红追悼会的途中被捕。5月30日上午，来自上海八所大学的两千多名学生联合行动，在公共租界进行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军阀宣传活动，控诉日商暴行，要求释放被捕的六名学生。结果，公共租界巡捕又逮捕了几名学生，导致事件进一步升级。当日下午3时，上海学生和市民一万多人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英籍捕头埃费森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酿成八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的惊世惨案。
“五卅惨案”对国民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上海社会名流、政治活动家纷纷投身反帝、反军阀的斗争行列，组织了全市规模的抗议活动。包括郭乐在内许多商人、实业家，纷纷参与罢市，表达心中的愤怒。在民族大义面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终于站到了一起。
在这一波汹涌而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又有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走到了时代的前沿。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郑振铎、茅盾、叶圣陶、胡愈之等以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的名义创办了《公理日报》，杨杏佛独自创办了《民族日报》，瞿秋自主编的《热血日报》也在这时面世，传达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多年后成为著名报人的王芸生说：“五四运动给我打下了一个做人的基础；五卅运动又使我认识了自己的国家。民族的热血曾鼓舞着我的青年的心……”
除了在上海本地进行全民反帝动员之外，共产党还组织学生团体向其他城市发去电报和信函，号召全国各地给予响应和支持。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帝、反军阀的民族主义运动犹如野火燎原，迅速蔓延大江南北，并在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达到了炽热的顶点。
“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中央派邓中夏、苏兆征等人前往香港组织罢工，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6月19日，香港的海员、电车、印务等行业工会首先宣布罢工，其他工会随即响应。港英当局不仅宣布戒严令，还让英资企业以开除罢工工人相要挟。这种蛮横的举动无异于火上浇油，数以万计的工人自动辞工回到广州。
23日，国共两党共同组织广州各界举行大规模集会，哀悼上海死难同胞，要求收回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集会结束后，由工人、农民、商人、学童、大学生、黄埔军校师生、革命军人组成的方队在市内游行示威。由于沿途有军警、黄埔学生和工人纠察队分段维持秩序，游行活动始终在和平、理性中进行。然而，当他们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路时，突然遭到英军枪击，当场打死五十多人，一百七十多人受伤，其中包括学童、妇女和各界平民。
沙基惨案，触发了长达十六个月的省港大罢工。这场旷日持久的工人运动为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提供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广州市民团结起来作为革命政府的后盾；全国各地的进步学生蜂拥而来，争相报考黄埔军校；国内外爱国人士寄出的汇款源源而来，支持广州革命政府和中共领导的工会。
1926年4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指定蒋介石、朱培德和李济深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筹划北伐事宜。随即，苏联军事顾问布留赫尔将军把几经修改的北伐计划送交军事委员会。这个计划充分评估了南北双方所处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态势，拟定了从广州直取武汉三镇，然后再夺取七海的行动方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军事谋略的作战方案。
1926年6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举行北伐誓师大会；7月12日，共产党发表《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各阶层革命民众团结起来，巩固革命联合战线，推翻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随即，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遗志，反帝、反军阀为号召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这是一场受到人民群众广泛支持的正义之战。北伐军除了军事准备充分、战略战术运用得当之外，更重要的是官兵上下普遍洋溢着一股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祖涵分别担任第二、三、四、六军政治部主任，在联系群众和加强军队战斗力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叶挺领导的北伐先锋队第四军独立团，连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是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之师。在另一个战场上，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领导的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