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北伐军势如破竹，连战连捷。9月6日、7日，先后攻克汉阳和汉口；10月10日占领武昌。到12月底，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贵州七省区均已改旗易帜，纳入国民革命政府管辖范围。1927年元旦，广州政府迁都武汉。1月5日、6日，先后接管汉口、九江两地的英国租界。至此，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革命热情更加高涨。
1927年1月31日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局势的报道，它在开头这样写道：
上周，北京的中国人在零下十度的寒冷中瑟瑟发抖，而在南方1000英里之外的广州，另外一些中国人则享受着与迈阿密海岸一样的温暖。这两种不同的中国人，可能听不懂对方的中国话，因为他们的方言有明显差别。但是，“洋鬼子”在所有地方都教一些中国入学会了英语，特别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
或许是对长期冷落孙中山这个伟大人物做出的补偿，《时代》周刊在2月21日不仅刊出了宋庆龄的照片，还对她做了比较详细的、美国式的文字报道：
她在自己的班级本上则是这样说的：“最大的野心——当父亲的秘书；最喜欢的表达——中国；习惯——收信；嗜好——读报纸……”最让人惊奇的是，这位相当娇小、羞怯的宋庆龄，后来不是热衷于收到来信和读报，而是转向别处。她的紧张、软弱的性格（或许实际上她从未如此）却使她爱上了一位有着高尚灵魂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后来的“中华民国之父”孙逸仙博士。正是以他的名义，年轻的国民政府最近已经攻占了南方的半个中国。对国民党人来说，娇小的孙夫人足以继承他们伟大的已故领袖的英名。今天，她住在新的国民政府首都武昌，坐一辆道奇轿车，她是民族主义这一伟大运动活的象征。
中国，在这面高高挥舞的民族主义旗帜指引下，距离取得最终统一的日子不远了。
1927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之路又来到一个转折点，人们开始又一次满怀希望地憧憬这个民族的未来。不幸的是，无论南北，这一年却到处充斥着白色恐怖的血腥。
北京段祺瑞执政府倒台后，东北胡子出身的“胡帅”张作霖自任“安国军”总司令，组成了安国军政府。
在北洋军阀的统治史上，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到张作霖，数这个奉系军阀张作霖最为粗俗无知，也最为横暴野蛮。用他自己的话说，“刘邦约法三章，我就一章，不听话就枪毙。”著名记者邵飘萍、林白水都死在奉军的枪下。1927年4月，他竟然派人突击搜查苏联驻华使馆，逮捕共产党人李大钊等二十余人，然后就把他们送上了刑架。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北国的天空。
李大钊牺牲后，夫人赵纫兰领着四个孩子仍住在北平，生活非常困难，靠北大给李大钊的抚恤金度日。李大钊也停灵六年，无法安葬。1933年4月初，已病得奄奄一息的赵纫兰带着女儿来到北大，请学校代办安葬。蒋梦麟校长答应了。其时，国民党正在江西“剿共”，北平城里也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葆、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等十三名北大教授自愿发起公葬，率先捐款。随后，李四光、马寅初、梁漱溟，以及身在外地的鲁迅也纷纷解囊相助。公葬之际有两副挽联广为流传，其一是：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其二是：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哪用吾辈哭先生。
张作霖一边对追求民主进步的仁人志士进行无情镇压，一边心怀鬼胎，做起了黄袍加身的皇帝梦。曾经拒绝出任张作霖外事顾问的美国人哈雷特·阿班，在回忆录里这样披露：
说起这个东北军阀，个子虽小，却权倾一时，他无疑想在故宫里自立为皇帝，建立一个千秋不倒的王朝。他成立了一个典礼处，负责拟定朝廷礼仪，又聘请工匠设计皇家专用瓷器，还恢复了前朝祭拜北京孔庙的故态。他一旦出行，士兵便要沿途戒严，喝令商店打烊，还在一路上洒满“金沙”。
他想当皇帝的消息一传开，中国北方的反动分子和极端保守派顿时蠢蠢欲动了。三百名没死的太监，原来住在城外的一个旧庙里，日子困顿不堪，闻讯之后，也开始盼着时光倒流，想像着重返内宫，再过一把敲诈勒索、玩弄权术和施展阴谋的好日子。
在北方的反动势力盼望着“时光倒流”的同时，南方的革命阵营内部也陷入了矛盾日益激化的危机。4月12日，曾经并肩作战的同志，竟在转眼之间刀枪相见，反目成仇。
早在1927年初，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组成的同盟，就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产生了一系列分歧。当时，国民政府设在武汉，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却设在南昌，两个互相对立的指挥中心已经隐然形成。
1927年2月，北伐军长驱直人，占领杭州。一个月后，北伐军分成东西两路同时出击，进逼南京、上海。3月18日，东路北伐军突破松江防线。3月21日，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发动了第三次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在上海市民的支持下迅速占领了整个华界。随即，上海市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选举组成临时政府。临时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之后，上海各业响应总工会的号召一律复工，市内挂满了旗帜和标语，准备欢迎北伐军的到来。
3月23日，西路北伐军进入南京。3月底，据美国《时代》周刊的描述，蒋介石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上海。可不久之后，这个“征服者”便发动了导致国共两党彻底决裂的“四·一二”政变。
政变之前的两个星期，许多城市都爆发了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尖锐较量。最后，各种无法调和的矛盾终于以一种异常血腥的方式在上海爆发了。4月12日凌晨，总数约一千人的“特遣队”分头行动，同时向各个工人纠察队驻地开火，导致一百多人死伤。从此之后，一场针对共产党人的大清洗在南方各地相继开始了。
4月17日，国民党分裂势力在南京另立中央政府。胡汉民主持了新政府成立大会，发表反共宣言。政府会议通过决议，把共产党清除出国民党，新政府还向总司令蒋介石和其他将领发出了一道相应的命令，称鲍罗廷、陈独秀、徐谦、邓演达、吴玉章、林祖涵为“极端邪恶分子”。
同一天，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相应行动，把蒋介石开除出党，并撤销一切职务。共产党也随即发表声明，对武汉政府的行动表示支持。国民党宁、汉两派势力之间的矛盾全面升级。
不久之后，在一系列复杂的矛盾纠葛中，武汉方面的国民党左派也开始与共产党渐行渐远，终于在7月中旬公开决裂。宋庆龄、陈友、邓演达等人对国民党未能坚持执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深感痛心，相继离开武汉。苏联顾问鲍罗廷也经郑州返回莫斯科。
在南京，蒋介石受到党内各派系的共同压力宣布下野。随后，宁、汉双方开始就和解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讨价还价。
国民党的内斗，以国共两党彻底分道扬镳收场。这两大政党由分手到走向全面对立，是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不仅使一路高歌猛进的北伐战争突然陷于停滞，而且长久地改变了未来中国的发展进程。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结婚典礼分别按照基督教和中国传统方式举行，前者在宋宅进行，证婚人是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随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传统婚礼，证婚人是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美、英、法、日、挪威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出席婚礼，蒋介石作为宋家的新成员，自此正式得到国际列强的承认，为其以后的统治找到了靠山。蒋介石当日在报上发表《我们的今日》：“我今天和最敬爱的宋女士结婚，是有生以来最光荣、最愉快的事。我们结婚以后，革命事业必定更有进步，从今可以安心担当革命的大任。我们结婚，可以给中国旧社会以影响，同时又给新社会以贡献。”
大约就在一年半以前，蒋介石还宣称基督教是为害中国的恶魔，现在，他则开始主动向基督教靠拢了。
1928年1月7日，蒋介石说服他的姻亲宋子文重新出任财政部长，以期获得足够的财力，重整四分五裂的军队。两天之后，蒋介石宣布重新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倡议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这次会议全面采纳了蒋介石的政策建议，以合作精神取代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为全党的思想基础，也就是恢复到受苏俄布尔什维克直接影响之前的孙中山思想。
在国民党内各方势力分裂又和解之后，在蒋介石下野又复出之后，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宣布，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重新整合力量，继续北伐。
这是一场摧枯拉朽的战斗。国民革命军从春季开始发动新的北伐攻势，一路长驱直入，所向披靡。张作霖的安国军人心涣散，闻风而退。
6月2日，张作霖在北京向国人发出告别电，为自己在“反赤战争”中的失利深表遗憾；并宣布为了避免进一步流血，决定率军返旆东北。第二天晚上，他在众多阁员及将领的陪同下乘专列离开北京。6月4日清晨，当列车行驶到沈阳附近的皇姑屯三洞桥时，遭到日本关东军暗算，他的专用车厢被炸得只剩下一个底盘，几个小时之后，张作霖伤重而亡。
6月1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开进北京城。次日，时为阎锡山部下的傅作义将军进入天津，至此，京津两地完成和平交接。
7月6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位集团军总司令齐聚香山碧云寺，在已故领袖孙中山灵柩前致祭，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宣布期盼已久的北伐大业终告完成。
8月8日至14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南京召开，其中心议题是谋划国家未来。根据孙中山先生所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性规划，会议认为，军政时期已经基本结束，训政时期即将开始。所以，在计划大规模裁军的同时，决定国民政府实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各自独立……在会议期间，财政部长宋子文详细介绍了当时国家财政的混乱状况，抱怨国家没有预算，财政部长只是负责聚敛资金，然后再奉命悉数转交给最高军事当局，因而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他的呼吁得到银行家和工商代表团的热烈响应。
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易帜，接受南京政府任命，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中华民国，继袁世凯出任大总统之后，又一次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从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十年，一直被持有不同观点的历史学家们从多个侧面反复加以描述，他们或者不加褒贬地把它称为“南京十年”，或把它誉为“建设十年”、“黄金十年”。
这又是一个在中华民国历史上难以评说的十年。首先，在此期间始终战事不断，对内，桂系反叛、蒋冯大战、国共之间的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直至1936年，中央政府才实际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省份和地区；对外，“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直至“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日本这个恶邻始终以武力阻挠中国的建设与发展。其次，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尚未实际完成国家统一，国际列强也就不可能承认或尊重它拥有完整的国家主权，不平等条约仍未全面废除，而且外债累累。
不可否认，在世界经济萧条、内战、日本侵略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南京十年”仍然实现了较大幅度的工业增长。然而，形格势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显然不可能出现集聚一切力量投入国家建设的“黄金时代”。所以，就连“中山路”这极具象征性的工程项目也不得不依形就势，呈现出委曲蜿蜒的非常形态。
事实上，无论是作为一种精神与思想的标志，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实践，“中山路”本来就是曲折的、坎坷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时期，全国各地也进入了一个开辟、命名“中山路”的高峰期，而这些形态各异的“中山路”，则恰恰从不同的角度述说了那段共同的历史。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立即成立了首都建设委员会，以美国设计师墨菲和古力治为顾问，负责制定《首都计划》，具体规划南京的各项城市建设。这些规划的核心，便是贯穿全城的中山大道。
为了将孙中山的遗体由北京碧云寺移往南京中山陵，南京首都建设委员会首先规划了一条迎灵大道。它从中山码头（下关码头）到中山门（朝阳门）这段称为中山路，从中山门到中山陵，称为陵园路。这是国民政府在统一中国之后，在南京修建的第一条道路，也是南京历史上第一条柏油马路，它成就了孙中山安葬紫金山的遗愿，也蕴含了他实现国家统一的梦想。
负责修建中山大道的南京特别市市长刘纪文，是孙中山的广东同乡，曾经加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后来留学英国剑桥大学。
1929年底，孙中山奉安大典近半年后，以中山路为建设核心的《首都计划》正式对外公布。刘纪文和首都建设委员会又以中山路为城市子午线，扩展了南京的交通网络系统。刘纪文根据《首都计划》，与一批规划设计专家迸一步提出了“参酌古今，称量中外”的发展方针，吸引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洋博士到南京参与首都建设，在中山路两侧建造了中央博物院、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励志社、中央医院、中央饭店、外交部等一系列中西合璧的新型建筑。这些坐落在中山路上的民国建筑群，几乎代表了南京政府的整个历史。
2008年在南京采访时，我按照当年为孙中山举行奉安大典的路线，先到浦口火车站，然后乘轮渡过江，打算经中山码头上中山路，去中山陵。
无论它往日如何显耀，如何气势不凡，今天，当我们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总会感到几分哀伤、几分凄清，因为，它毕竟是通向中山陵的。
随着南北交通日益发达，如今的浦口火车站早已风华逝去，成了一片废弃、破败的空房子，一派荒凉。
上轮渡，过江。南京的湿度大，江面上雾气氤氲，偶尔还飘下几滴毛毛雨，满目萧瑟。这样的天气，倒也适合去寻访这样一条以陵园为终点的道路。
从中山码头出来，终于走上了中山路。道路两侧种满了法国梧桐，茂盛、挺拔，人的心情仿佛也染上了一层浓浓的绿意，渐渐舒展了。沿街矗立的民国建筑和它们所代表的那段历史，都被两行树木隐去了。偶尔，会有一两座新建的摩天大楼从树顶上冒出来，让人感受到经济繁荣的现代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