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美国常年对外贸易逆差，以发行国债支撑国内的过度消费。当美国对外逆差膨胀到不可持续的地步时，美元和美元资产便大幅贬值，从而冲销相当一部分外债，对美元资产持有国利益造成损害。美国前财长康纳利就曾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在讨论危机的根源时，一些发达国家为推诿责任，指责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导致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确，外资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美资产泡沫的膨胀，但外资进入美国后如何使用却在于美国自身。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调、金融公司和监管机构失范，对房地产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失衡随着经济衰退而发生调整，部分发达国家的对外赤字下降，但这种调整是建立在逆差国大幅削减进口和顺差国出口衰退的基础上的。后危机时代，如果美国等发达国家还保持寅吃卯粮的财政和消费习惯，不控制庞大的赤字，全球失衡还可能再次扩大。
一些发达国家政府对本国财政控制不力甚至作假，也是在金融危机余波中暴露的问题。人口老化、不断上升的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开支，将使一些发达国家财政面临困境，陷入主权债务危机，而全球金融危机不过是加快了这种危机爆发的速度。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却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严重影响。联合国的统计数字显示，大约60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在2009年有不同程度的减少，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在2009年大幅下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份发布报告称，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和食品价格危机加剧了贫困国家的饥饿问题。
在全球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后，一些新兴经济体率先走出低谷，主要发达国家的复苏步伐相对迟缓。然而，某些发达国家以此为由推诿自身责任，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甚至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各国将所谓的世界责任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奥巴马经济刺激方案中的“购买美国货”条款、英国首相布朗“把英国的工作留给英国劳工”的言论，都表明在发达国家经济集体步入衰退之时，全球自由贸易可能面临被贸易保护主义的阴霾所笼罩的危险。各国为消化过剩产能，拉动本国经济，或通过采取提高关税、限制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手段来设置有形壁垒，或通过知识产权、碳排放等新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构建无形障碍，但这些措施不但无益于危机的解决，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危机，使全球经济进一步恶化。这些做法既无益于自身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复苏。
事实证明，贸易保护主义将对一些贫穷国家造成灾难性影响，使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成一场人道主义危机。过去几年，全球贸易持续增长，不少贫穷国家经济逐步复苏、民众生活逐步改善。但随着金融危机的持续发展，不少贫穷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首先，贸易保护主义会损害一国未受保护产业部门及消费者利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统一大市场，在这个大市场中，各种要素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贸易壁垒的降低或取消加速了要素资源的流动、促进了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全球消费者可以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所需的“国际化”商品。如果某国实行贸易保护，将直接或间接增加进口商成本，进口商将这部分成本转嫁给本国消费者，从而损害消费者利益。此外，保护措施使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生产者提供了强制性补贴，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往往得不偿失，还会造成利益分配的扭曲。
其次，贸易保护会造成出口国贸易及经济急剧下降
如果在危机中某个国家（一般是贸易大国)率先实施严厉的贸易保护，会使向其出口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额骤降。随之产生的连锁反应是：作为拉动出口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贸易的迅速萎缩，从而会导致大量出口企业破产、倒闭，失业率大幅上升，国家经济快速滑坡，特别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将会受到更大的影响。
更令人不解的是，为避免航船倾覆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也再次成为一些国家的政客和媒体责难的对象和种种“责任”的承担者。甚至一些好不容易开始研究“中国做对了什么”的人，又回到寻觅“中国做错了什么”的老路。
“人民币被严重低估，至少应该升值40%”；
“中国人储蓄太多，以低利率借钱给美国，导致美国一个历史性的消费狂潮和房地产泡沫”；
“中国将吞噬全球能源”；
“中国持有的大量美国国债将赋予中国操控美国国内和外交决策的工具”；
“中国不调整，世界经济将无法解决失衡”；
……
凡此种种，世界经济中的任何问题似乎都因中国而起，世界经济形势能否好转也取决于中国的政策措施，中国不仅要承担造成世界经济失衡的责任，还应承担拯救世界经济的责任。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事实上，人们需要担心的是“债务国责任”，而不是本末倒置的“债权国责任”。中国有理由关心自己在国外资产的安全，要求相关债务国保持信用、信守承诺。世界上有些国家负债累累，总是靠超前消费过日子，出了问题破了产，反倒要责怪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人。“败家子责难老实人”，中国网民的评论一针见血。
中国人均能源消费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在世界上仍处于较低水平。尽管如此，中国采取了强有力的行动应对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将下降40%-45%，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等非石化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也将达到15%左右。
在关乎世界经济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国早已明确阐述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以负责任的行动对不负责任的“中国经济责任论”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一些人的优越感一落千丈。看到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突出表现和后危机时代的发展潜力，这些人心理更加失衡，对中国的“不负责任”也更变本加厉。
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在寻求新的增长方式和治理结构。正在推进的改革触动了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占有主导地位的一些国家的神经。“中国经济责任论”的制造者还有着更深层的考虑：迫使中国适应其调整过程、遵循其制定的标准、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确保他们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要中国没有按照这些人的要求和标准行事，就会被扣上“不负责任”的帽子。
把世界经济中的各种问题都归咎于中国，把解决各种矛盾的责任都强加于中国，显然是没有道理的，也是不公正的。当前，国际经济金融体系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和系统性、结构性风险也尚未解除，让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更趋公正，让世界经济发展更加平衡，这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担负的责任。
国外一些研究机构对中国的研究建立在西方社会科学体系下的计量统计和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缺少深入调研，往往脱离中国的实际。
这些对中国的观察都是浅表式的，它们只看到了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快，却忽视了中国发展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无法用数字来表述的。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环境和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社会就业压力很大，还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并未脱贫。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没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之前，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只能量力而行，不可能去承担那些超出自身能力范围的种种责任。
“中国经济责任论”完全是西方社会的一厢情愿，推卸自身责任的一种托词而已。在能源、资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用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要求中国，通过所谓的计算来抱怨中国使用能源太多，无视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远低于西方的事实，无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努力，实际上反映出了一些人长期以来的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优越感，反映出其内心深藏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解铃还须系铃人。发达国家唯有直面失误，承担责任，与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加强政策协调，推动金融改革，方能摆脱自身困境，最终实现世界经济平衡稳定的复苏。
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出了积极努力，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包括确保国内金融体系稳定、增加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等等。中国还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调整宏观经济政策，采取了降低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利率、减轻企业赋税等措施。最近，中国政府又出台了更加有力的扩大国内需求的措施，从2008第四季度到2010年底，中国将增加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同时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
中国将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加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及时调整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继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这必将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是一场全球性的挑战，而务实合作是战胜危机的有效途径。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只有加强合作，携手努力，同舟共济，才能有效应对危机。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危机关头越要坚持开放与合作。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会加大危机的严重程度，还会使危机持续更长时间。因此，各国要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国际经贸合作，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健康发展，从而为世界经济早日渡过难关打下基础。
历史是一面镜子，人类总是在反思中寻求进步。
在国际经济金融体系的改革调整中，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更应认真反思，拿出实际行动，做出表率。从长远看，任何推卸责任的做法都只能是损人不利己。而转嫁矛盾，打小算盘，更是短视的行为，只会加重危机。
目前，世界经济正在逐步复苏，但复苏的基础还不牢固，要走出困境，迫切需要继续加强合作。
世界各国靠同舟共济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风暴区，现在同样要靠同舟共济去推动强劲、可持续、平衡的发展。
“中国责任”不等于中国埋单
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
在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用“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来定位中美关系后，“中国责任论”在国际舞台上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成为国际社会针对中国的主流话语。此后在多种国际场合，要求中国承担“责任”的声音频繁响起。
“责任论”对正在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来说，是挑战还是机遇？取决于中国如何把握和应对。中国现在的综合实力仍然不够强大，国际国内仍存在诸多问题，总体来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
这个问题早在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就提出来了，到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我国实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努力进行了多年，但现状依然是：取得明显进步，水平依然很低，矛盾非常尖锐。因此，要下定决心，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正确途径。
二、产业结构不够合理
1978年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有所变化，但这样的结构，不仅低于高收入国家，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反映了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结构低水平。这种低水平在第三产业内部表现为，生活性服务长期占主导地位，生产性服务业处于非主导地位。这表明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产业、科技开发、信息资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迟缓。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也反映了我国城镇化发展滞后。
三、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只有24%，在世界50个主要国家中我国排行24位，排在印度和巴西之后；美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60至70%。我国对外技术的依赖程度高于50%，美国、日本只有5%以下。事实深刻地告诉我们，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的关键。
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小国，这对矛盾将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是缺水的大国，人均拥有量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4，全国600个城市有400个缺水，110个严重缺水。我国耕地只有世界人均耕地水平的40%。从1996年至2003年底的7年间，我国减少耕地达1亿亩。此外，石油人均储量只有世界人均储量的8.3%，天然气只有4.1%，铜是25.5%，铝是9.7%。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
五、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相当艰巨，是“重中之重”
我国人口近13亿，农村人口占62.3%，农村中的赤字县占35%，每县平均负债约400多万元，每村平均负债约20多万元，全国贫困县592个。近年来某些农村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返贫”现象。十六大后党中央鲜明地提出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对农民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现在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时候了，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今后五年到十年，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六、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突出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具备相应的物质基础，然而，在经济发展条件下，不能适时解决突出的社会发展问题，就会产生影响社会稳定和妨碍经济发展的尖锐问题。近十多年来，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突出问题的解决。但是，随着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变动，产生的社会问题仍是层出不穷。当前最突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是：就业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和分配不顺三大问题。较深层次的是教育、文化和医疗三大问题。
七、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亟待解决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但是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仍未得到彻底解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要作长期的努力，当前全党必须打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