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条件下既要维护好利益，同时尽自己的责任，需要战略筹划。应当看到，“中国责任论”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复杂的国际背景。它既与中国快速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寄望中国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又与中国提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建设和谐世界有关。对中国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国际社会寄望我们能够多承担一点儿国际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情理之中的事。
然而，不同的国家和国际力量，在喊“中国责任论”时，目的是不一样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快速成长，是真心欢迎、高兴，并希望中国能够在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上多发挥作用；而对西方某些国家来说，喊出“中国责任论”则有双重意味：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崛起这个现实，它们试图重构同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从它们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之外拉进体系之内，让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它们共同维护现存国际秩序；另一方面是面对“中国崩溃论”和“中国威胁论”越来越没有市场这个现实，试图找出一个新的话语来塑造、影响中国。
鲁迅先生曾提醒大众要注意“棒杀”和“捧杀”。原因是对于“棒杀”，人们是警觉的，而“捧杀”则容易温水煮青蛙，如典故《风俗通》：“长吏马肥，观者快之，乘者喜其言，驰驱不已，至于死。”当今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抗震救灾以及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的举办等重大事件上，中国的发展模式、制度优势因其独特的魅力、作用和效果，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高帽子不断被扣到我们的头上，诸如“世界经济领袖”、“G2”、Chimerica（中美国)等等。客观讲，我们要理解甚至尊重西方的一些顾虑、一些夸大，毕竟和平崛起，以及崛起后如何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是两个有联系，但不完全相同的命题。“捧杀”和“棒杀”，一曰中国责任论，一为中国威胁论，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硬币的一面是中国威胁论，西方部分人对中国快速发展的恐惧、担忧，进而在舆论和政策方面群起而遏制。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责任论，反映了西方主流思想对中国责任的反思和认识，即中国如何与全球分享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就美国来说，提出“中国责任论”有深刻的战略内涵。在美国看来，目前的中国已经“融”进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但是并未完全“合”。中国还是一个“处在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一个深层次寓意就是，中国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利益攸关方”，真正地负起责任，就应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政治体制上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看齐，实现彻底的“转型”。实质上，美国在强调“中国责任”时，是单向的，即中国对美国负有责任，却不提美国的责任。
欧盟在新出台的第六个对华政策文件《欧盟-中国：更紧密的伙伴，扩大的责任》中也特别强调中国的“责任”。与美国不同的是，欧盟讲中国的责任时是将双方放到一起来说，强调双方作为伙伴负有对等的责任。不过，作为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两个政治实体来说，强调对等的责任，对实力较弱的一方来说，肯定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责任论”，如果中国对之置若罔闻，则有可能让众多发展中国家失望，也让西方大国更加怀疑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发展和崛起，同时让国际反华势力抓到一个攻击中国的新把柄，如此，中国在国际上可能会孤立无援，外部环境将大大恶化；但如果中国像国际社会所寄望的那样承担国际责任，很有可能造成超负荷运转，最终和平发展受阻，崛起受挫。所以说“中国责任”绝不等于中国埋单。
在2009年的匹兹堡G20峰会上，欧美发达国家发表各种言论，企图把全球经济失衡作为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以此为名向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转嫁危机责任，大有转移国际视野、混淆视听的嫌疑。迫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就范，以适应其经济调整后的新发展模式，来换取自身经济的快速复苏。对于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中国，它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次行动，迫使中国大幅缩减贸易盈余，对人民币施加升值压力，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应对金融危机的责任。如果中国不能顺其所愿，它们就将通过贸易保护等一系列手段打压中国，对中国开展“贸易战”，之前的中美轮胎特保案已经为我们提了醒，如果不能坚决制止这种行为，披着全球经济失衡调整“外衣”的贸易保护主义就将甚嚣尘上。
其实，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经济失衡已经存在。在上一轮全球化中，中国与美国一道推动世界经济形成了以中美为核心的新三角形循环。全球经济出现了三大板块互动，制造能力向亚洲集中，金融能力向欧美集中，资源供给国从中获利，各国间经济联系不断增强，世界经济依存度全面提高，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的黄金时期。而这种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是世界能源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尤其以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和美国的资产膨胀型消费模式为主要表现形式。建立在此种模式上的经济增长势必缺乏可持续的基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宣告了这两种模式的终结。
近期，《金融时报》刊登了几篇将世界经济失衡完全归咎于中国的报道，其实这些文章夸大了中国的实力。根据世行的数据，中国人均GDP仅为日本的1/10，全球排名第103位，位列纳米比亚和牙买加之后。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像中国这样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却排名103位的情况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其次，2009年，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5.9%，创造的顺差接近中国外贸顺差总额的2/3。中国仍处在国际产业链的低端。以“芭比娃娃”为例，一个在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零售价为10美元，而中国企业只赚得35美分的加工费。
200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高达50%。将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普通百姓的勤俭节约，是很难得到中国人认同的。
将世界经济失衡归咎于中国，完全是西方部分国家转嫁责任的惯用伎俩而已。
所谓责任，就是要各尽其责。从中国经济来看，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内涵。即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是对世界的贡献。这种贡献具体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中国拥有13亿人口，中国发展好了，就等于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这是对世界共同发展的最大贡献。第二，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的探索，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社会实践，它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进步，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一种新的选择。第三，在全球应对金融危机中，中国积极发挥制度优势、沉着应对、率先复苏，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不同于传统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扩大内需，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调控水平，实现保障民生。一个更加稳定、更加繁荣的中国将为全球提供巨大的消费市场和投资热土。
从全球治理来说，各尽其责强调了中国责任的外延。即中国在全球经济事务中的责任必须体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和最基本定位。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经济总量、资源总量、消费总量和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被13亿人口基数一除，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3678美元，排在世界98位，仅相当于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7.93%，日本的9.25%。在农村有4000多万贫困人口，还有近2亿的富余劳动力；在城镇有2000多万人靠领取最低生活费过日子，每年还有2400多万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近650万人之多，几年下来仅需要安排的大学生人数就要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列的“中国责任”清单中，一方面许多诉求已明显超越了中国的经济能力，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则很轻松地忘掉了自己应负的责任。正如美联储前高官维森特·莱恩哈所言：“当情况变得很糟糕的时候，人们总是会倾向于去指责他人，这已经成了华盛顿一个流行的政治传统”，这是一种典型的“瓦漏怪椽子稀”的做法。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希望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避免损害其既得利益和优势地位，同时帮助它们维护国际新秩序。事实上，中国对待善意的中国责任论，一直坚持和践行中国是一个负责任国家的理念。对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及道义原则的“国际责任”，中国积极承担。例如，共享贸易自由化的成果、推动东盟自贸区建设、减免非洲债务、增加人道主义援助、参与维和、反恐等等。但是，中国责任决不是一种被强加、依附于别国的所谓的责任。中国的责任明确而清晰：共担责任、责任均衡。它既是维护和保障中国核心经济安全和核心利益的责任，又是推动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责任。这种均衡责任观是中国智慧下的一种和谐，一种天道。绝不是佐利克先生曾在2005年大谈的，中国作为美国的“利益相关者”，所必须肩负的那种与美国国家利益一致的“战略责任”、“外交责任”、“经济责任”、“军事责任”和“政治责任”，其实质是期望将中国的经济发展步调和节奏纳入其主导的战车，为其全球的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
那么，中国应当和能够承担多大的国际责任？这首先要认识中国的实力以及与实力相关的国际地位。就目前的实力来看，中国只能算是一个地区大国。当然，中国的幅员、人口、文化、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等因素又使得中国具有一定的世界影响力。所以，中国又不是普通的地区大国，而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如果将中国的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综合实力结合到一起来定位中国的角色，比较恰当的表述应当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中国的国际责任就应当从这个角色定位出发来认定。
从这个定位出发，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应该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作为地区大国，中国需要为亚洲的和平、稳定、繁荣而努力；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国需要为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贡献力量。
从中国的根本利益和实力出发，中国要承担国际责任，首先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国际责任主要不是体现在物质层面，而是在精神层面。或者说，在国际责任上，中国主要不是奉献硬实力，而是软实力。中国提出的许多主张和理念是符合全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影响将越来越大。
其次，中国要成为一个负责的大国，只能是对整个世界负责。但中国不是作为西方大国的挑战者去承担国际责任，而是同西方大国协调，实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互利、互补、共赢。只有这样，中国承担国际责任才有利于建设和谐世界，才有利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警惕西方国家对华捧杀
美国《世界日报》曾刊文《2030年中国GDP打败美国称霸全球》。文章说，日本内阁府发表的统计报告指出，中国GDP在全球所占比率，预测将由2009年的8.3%大幅增至2030年的23.9%，取代美国跃居全球首位。
该统计报告分析认为，受到人口老化、劳动人口减少的影响，日本的GDP全球占比2009年时为8.8%，至2030年将跌至5.8%，只达中国的四分之一。美国也将从24.9%降至17%，把排名首位拱手让给中国。从这些数据来看，大家都看好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达到或超过10%，因而将领先于全球其它经济体。
人们注意到，近来关于中国的GDP将在何时超过美国的预测频频见诸报端。问题是，为什么西方国家总是喜欢将“中国经济超越日美”当成一个话题来反复讨论？
依笔者看，答案可能有四个：一是自我的警觉；二是借以鼓吹“中国威胁论”；三是寻找打压中国经济的借口，如逼迫人民币升值等等；四是利用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有意制造GDP陷阱。
中国经济世界排名不断上升，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已对他们构成了威胁。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如果较多西方国家共同遏制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新兴经济大国的崛起目标就有可能被扼杀。新兴经济大国即使最终“幸存”，也难免会元气大伤。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并不是首例。例如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学者曾无数次预言日本、欧盟甚至中国、印度将超越美国，而这些国家无非是美国的假想对手中的一个。
中国目前的境况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日本当年的处境。经过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到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步入了令人炫目的鼎盛时期。一时间，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对日本经济奇迹进行了全方位的热炒。在广场协议谈判期间，信心膨胀的日本甚至主动提出将日元升值10%。然而，正是因为“广场协议”的签订，日本经济几年后陷入所谓“失去的十年”。
1979年，美国哈佛大学着名学者傅高义推出一本名为《日本第一》的书。此书一出，立即在美国引起轰动，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书之一，美国媒体也对此书进行了大肆炒作。
当时，日本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1952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是英国或法国的1/3；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英、法两国的总和相等，超过美国的一半。傅高义在书中写道：日本地少人多，资源匮乏，二战中被美国击败且被军事托管，但战后日本却创造了一个经济神话，在许多方面已超过一直以世界老大自居的美国。虽然日本在军事上没有打败美国，但通过经济战争却成功战胜了美国。傅高义在书中宣称，日本在工业和经济方面全面打败美国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