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慈善为本
道家重人的自我修养，是因为人要想达到道家的境界，除了修养别无他途。而修养的可能性建立在人的本性之上。
老庄视人的本性为人的自然性，人的自然性可以使人与人、人与物相处而彼此平安无事。这种自然性究其根底是人的善性。人人可以返朴归真，回到人性的本来样子，意味着人人具有善性。人性的邪恶是后天造成的，是唐尧、虞舜这些圣人治理天下和儒学、墨学等宣扬自己的理论使人有了欲望，而欲望是人的邪恶之源。
老庄要改造人们业已形成的性情，尽管现实的人性与他们理想的人性有很大的距离。他们对此抱有信心，喋喋不休，实际上太迂腐了。社会正进行着激烈的军事争夺，放下武器者就有失败，就有死亡。老、庄的理论就是要人放下武器，善意可嘉，实行则不可能，这不影响他们以善为本论说自我的人生与社会谋略。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人性善还是性恶，春秋战国有一场论争。
孟子说人性善，恻隐之心人人都有，不是善又是什么呢？
曾就学于孟子的告子说人性没有善和不善。
同时有人认为人性可以善，也可以不善，周武王、周文王出现，人们就向善；周幽王、周厉王出现，人们就暴虐。有人认为，人性有善也有不善，贤君会有奸臣，顽父会有孝子，是人的本性决定的。
而战国晚期的儒家集大成者荀子干脆说：人性恶，孟子说人性善，是不知道人性的根本。人生而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因此生出了种种事端，弄得礼义沦丧，不是人性恶又是什么？
老子和庄子没有明确地树起人性善的旗帜，但他们向善，以善为人性的根本，也为修身的根本。按照他们的想法，人性本善，是名利权势、仁义智把人的思想搅乱，使人失去了本性。所以，他们鼓动人们向善，老子就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这是劝人向善最为有力的鼓吹。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与人相互感应，人做了好事，天会予以奖励：人做了坏事，天会予以惩罚。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
天与人既然相互感应，人要求助于天，自然不能够做坏事，而要力求多做好事，受到天的帮助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于是人们总喜欢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一直相沿到现在。实际的情形远不是这样简单，天人感应是人的主观臆断，善恶的报应也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即使西汉时的儒学大师董仲舒用阴阳五行学说解释天人感应，善恶的报应也不可能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必然规律。司马迁为商朝末年的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立传，说伯夷、叔齐为被周武王消灭了的商王朝守节，宁可饿死也不吃周王朝的粮食，隐居在首阳山，最后真的是饿死了。这使司马迁很感伤，并从伯夷、叔齐想到孔子最有才学的弟子颜回，颜回有才华，勤奋好学，安贫乐道，常常是食不足以饱腹，早早就病死了。而杀人越货，聚党横行的盗跖却终身逸乐，得享天年。这使他不禁发问：“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究竟是真，还是假呢？
相信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又与怀疑天道能够劝善惩恶的大有人在，当老子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时候，不管他的天人感应思想怎样执着，向善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事实。
基于善，老子和庄子太多地看到了社会的不善。修身，就是要除不善而为善，是要以个人的小善造就人类的大善。但个人的修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完成这个过程，可以步入他们理想的社会境界，到那时候，个人的行为就有了广泛的社会意义。老庄很少直接说他们就是要改造社会，但内心是要通过对个人的改造，完成对整个社会的改造，返朴归真，以使人回到原始状态，带动社会回到原始状态，“朴”与“真”蕴涵了善。
以“慈”为善
老子说他有三件法宝：一是慈，二是俭，三是不敢为天下先。
慈为仁慈。
俭为节俭。
不敢为天下先为可以处在别人之先时也处在别人之后。
这是老子以退为进之术，所以他说仁慈就能勇敢，节俭就能宽广，不敢为天下先反而能够成为天下的首领。
“慈”，本根为善。行慈、守慈，可以说是行善、守善。这与社会现实并不吻合。社会生活中的人性趋恶，导致人之道与天之道迥然有异。他看天之道就像拉弓，高的把它压低，低的把它升高，拉满了就减一点力气，拉得不够就再加一把劲。并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是这样，减少不足的，以供给有余的人。”
换句话说：天道趋善，人道趋恶。老子要使趋恶的人趋善，以仁慈为法宝，既是行善从自我做起，又是以仁慈感染、战胜外在事物。
老子说的慈，在孔子则说仁，仁者爱人，不是慈又是什么呢？在孟子则说恻隐之心，尽管他说过男女授受不亲，但遇上嫂子掉到水里，不援手相救就会死亡，孟子说，不救的人是禽兽，只说是违背了礼，不知道这是礼的变通。
道与儒，“道”不同不相为谋，两家有共通的地方，都相信性善的感召力。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统治者就可以垂拱而冶，不需要格外的劳神费力。
孟子说的尊敬自家的老人推及到尊敬别人家的老人，爱护自家的孩子推及到爱护别人家的孩子，天下就可以在手掌上运转了。
老子也说了类似于孔子和孟子的话，认为慈爱有无穷的威力，用于战争，战则必胜：用于防卫，守则必固。老子以慈为本对待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事物，所以他常在劝人退让，进取也是以退为进，希望能够改造人间的生活方式，使人之道也像天之道一样，损有余而补不足。
损有余而补不足，是要富者救济贫穷，使贫穷的人不至于食不饱腹、衣不暖身。如此的均贫富，是仁爱的结果。庄子则有和老子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反对社会上存在的一切争夺，各人自守其性，各得其自然也就可以了，对于诸侯逐鹿，杀人越货十分反感。他曾经辛辣地讽刺从事战争的诸侯都很渺小，是不希望社会上存在战争批评诸侯施行的刑罚，说刑罚害了百姓的性命，使天下满是死亡；都是源于国家应该求善、人应该行善而不为恶。以致他们对儒学仁义的反对，也是出于对天下人的爱心，因为仁义搞乱了人心，使人为恶而不为善。
所以，庄子强调人要“真”，人应该谨修慎守以求真，唯有“真”才能精诚动人，唯有“真”才能事亲慈孝，事君忠贞，而“真”以善为本色，受于自然，不可变易。
不善人之师与善人之资
“三人行，必有我师”是孔子的名言，至今听起来仍然觉得真切，他道出了人们生活中的常理，每一个人都有所能、有所不能，德行有所善，有所不善，以人为师是不可少的。
老子没有这样说，但他说：善人是不善的人的老师，不善的人是善人的借鉴。他突出“善”与“不善”，主要针对人的德行，要人以后天的学习求善，使不善的人和善，使善的人其善更加完美。它的意义即在人的德行，又不尽在德行。
人从来就不可能尽善尽美，德行不够完善人自然应该以德行完善的人为老师，以寻求自我道德的完善。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德行的不完善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可能的。这本是一般的道理，问题是能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切实地追求道德的完善。
孔子有一个叫子路的弟子，好勇力而性情刚直，为人粗鲁缺少礼貌，后来拜在孔子的门下学礼，除了直率一仍如故，真的是把礼学到了家。后来他在卫国的内乱中，被人砍翻在地，帽带子也被砍断了。子路说：“君子死，帽子也是应该戴套在头上的。”说着，系好自己的帽带子，就在这当口上，他被人杀死了。
道德的完善到了迂腐的地步并不可取，但对道德完善的正常追求是不可少的，大到关系治国，小到关系治家及个人的命运，不能够掉以轻心。
历史上暴虐的周厉王，不以邵公为师，以杀戮禁止人民对朝政的批评，百姓道路以目，自以为得计的周厉王，最终被赶下了台。唐太宗以魏征为师，时时以魏征的诤诤谏言纠正自己的过失，于是有历史称道的“贞观之治”。
人们总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真正构成这面镜子的材料是历史舞台上形形色色的人。人生的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学习是人们的共识。
需要学习并不等于善于学习，只有善于学习的人才会从老子的话中领悟出生活的意义。
汉高祖刘邦得了天下、登上皇帝的宝座以后，并不精于治理国家。儒生陆贾去看他，劝他学习《诗》、《书》，刘邦很反感。大声呵叱：“你老子是在马上打的天下，要《诗》《书》干什么？”陆贾直言相抗：“你能够在马上打天下，你能够在马上守天下吗？商汤王、周武王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长治久安。如果秦始皇平定天下以后，施行仁义，效法先王，哪里还有您的天下呢？”刘邦悟性极好，听出其中的道理，连忙说：“你为我写书，总结秦王朝之所以灭亡，汉王朝之所以兴盛的原因。”这以后才使西汉王朝有了自己的面貌。
从善中可以得到善，从不善中也可以得到善，看人怎样从善与不善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人们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有耐心去进行自我的完善，而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是筑台九层，功亏一篑。
以人为师，同时也表现在道德完善之外的诸多方面，寻求完美，关键在于自身。只要去求，就会得到善，人应该追寻。
二、明哲自省
在社会生活中，天生聪颖和愚笨的人是有的，但二者都是少数，大多是智力相当的人，也就是说在智力上处在同一的起跑线上。但这些人的人生最终显出差异，除了各自的地位、机遇因素之外，善不善于思索、总结，自我反省，从中发现自我，扬长避短，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老庄注重人内视的功夫，人自我修养的完善，依靠的不是外在的社会力量，而是人的自身。所以他们一直相当保守，不希望社会发展前行。这是一种不健康心态，老庄以这种心态对待人生。
他们是很有智慧的人，让人有自知之明、自我珍重而不要自我炫耀，自己把自己看得了不起。同样地，人也没有必要自惭形秽，作贱自己。老庄在这些地方虽然没有直率地流露出以退为进的人生策略，实际上是在以退为进，保全自我。
明哲自省是修养之道，也是保全自我之道。
自知不自现
人的表现欲望是自然的现象，得意者会自我表现，失意者也会自我表现。唐玄宗召李白供奉翰林，李白喜形于色，高吟“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而失意之时，则悲愤填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这在许多文人学士身上都有表现，晚于李白的孟郊中举后，吟出的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在这以前的两次落第，则也是感伤痛苦，不是说“情如刀剑伤”，就是说“空将泪见化”。
老子也曾自我表现，说在社会上，大家的生活无忧无虑，每天像是参加丰盛的宴会，像登台赏春，唯有他孤独、惨澹，像刚出生的婴儿不会发出笑声；大家都有多余的东西，而他什么东西都不足。如是不得志的哀怨是委婉的自我表现，与他说的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自我炫耀并不吻合。
庄子没有直接这样说，但他对得了一点赏赐就耀武扬威地表现自己才干的曹商之流异常反感，说明他也不主张人的自我炫耀。
这是人们有意识地压抑自己的欲望。
人不自我炫耀是困难的，所以社会上流行口头禅：戒骄戒躁，所以人们往往鄙视喜欢自我表现的人，说他们浅薄。
不自我炫耀是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但人首先要自知。
知道自己的份量；
知道自己的地位；
知道自己将怎样从现在走向未来。
这样，也许就认识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不会妄自尊大，不会情不自禁地把自己所具有的才学形于颜色。
唐太宗做了皇帝以后，并不以天下至尊傲视百姓。他深知得天下的不容易，把百姓如水，君主如舟的道理刻在心坎上，水可载舟，也可以覆舟，享有天下之尊实在不能不十分谨慎。他曾经说：“我看古代的帝王骄傲而导致失败的不可胜数。远的不说，近的像晋武帝司马炎消灭了吴国、隋文帝杨坚伐陈以后，骄奢自矜，听不进大臣的意见，大臣也不敢说话，国家日益混乱。我平定突厥、高丽，兼并铁勒，席卷沙漠，在那里设置州县，使夷、狄服从，声教更广。但我怕自己产生骄奢之心，总是自我反省，希望臣下有意见直言不讳，我吸取好的用于治理国家，这样做看能不能使国家长久太平。”
唐太宗的明智少有人能够赶得上，他自知而不自现该是常人的榜样。就是一般的人有一些才能、成就也不应该狂妄自大，王安石笔下的仲永，少时能文，他的父亲引为自豪，仲永也自以为是，不好学习，滞步不前。十几年以后，成为一个很平庸的人，所具的才能全退化了。
人要有自知之明，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自爱不自贵
洁身自好是一种性格，一种生活方式。孔子曾经说：如果自己的思想主张不能够施行，那就乘着木筏子到海上漂荡，独自去过逍遥自在的生活。后来，孟子把这一思想发展成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他自己对这一思想有过解说，即不得志就修身养性，使自己成为道德完善的人；得志就为百姓做一点奉献，使百姓得到一些恩惠。
孟子此说一出，成了后人奉行的两种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人或求入世，或求出世。老子鼓动人不要入世，清心寡欲，和孔孟主张的不得志则独善有类似的地方，但他绝不谈“达则兼善天下”一类的话。其后的庄子，以自然无为的方略力求达到天下一统，求善中之大善，也从不说什么“兼善”。他们实在不愿意抛头露面，所以老子说人要自知而不自现。同时说了一句：自爱而不自贵。
自爱而不自贵有双重含义：一是本来高贵而不显高贵，二是本不高贵而不自以为高贵。其中人们之所以会“自贵”往往比较复杂，或者因为有地位，或者因为有才能。
自贵必然导致恃才或者恃势轻看周围的世界，以己为能，以己为是，于是与人疏离，落落少合，做了孤家寡人。
自以为贵是取祸之道。
秦昭王时，穰侯为相，有攻城野战之功，富倾王室。他自以为贵，擅权诸侯，生活奢华，因此被秦昭王免去相国之职，逐出都城，回到自己的封地。等他一死，封地也被朝廷收回，不为子孙继承。其后的吕不韦，在秦昭王的孙子子楚身上做了一笔大买卖，当子楚在赵国做人质的时候，吕不韦接济他的生活，帮助他在诸侯中展开外交活动。这子楚就是后来的秦庄襄王。吕不韦因为有功，官至丞相。他仗势骋己私欲，终被秦王嬴政流放到四川。
且不说是真正的自以为贵，就是本不自以为贵而被人中伤为自以为贵，也难逃厄运。战国时的屈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被上官大夫中伤为自以为贵，楚怀王一怒之下就疏远了他，屈原从此失去了政治上的辉煌。后来，在流放期间因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悲愤得投水自尽。
社会生活实在是很复杂，自以为贵与被人中伤为“自以为贵”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后者受制于人，前者则是人自我的表现。老子说人应自爱而不自贵，指的是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