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易》曰：“修辞立其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矧夫出以重译也耶？。
翻译的三项原则，也可以说是三项标准。这里的“信”，指忠实于原著，“达”，表达顺当，“雅”，文辞尔雅。从原则上讲，这三条标准，确实是确实涉及到翻译工作的三个主要方面，具有指导作用，故在翻译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严复的“信、达、雅”之间本身存在着矛盾，要恰当地处理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连严复自己也感到棘手。这是由于西方的名物、概念非中土所有，其由修饰成分构成“多者数十百言”的复合句，更难照样直译，故严复提倡“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前后引衬，以达其意”。但这“达指”毕竟有点近于改写或者再创作，往往难达全“信”，故他也承认并非“正法”。稍后，严复在《原富》的《译事便言》中略有改变，“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就表现出更为谨严的态度。“信、达、雅”三条标准中，最明显地暴露严复思想局限性的是“雅”。“雅”
假如从抽象意义上指注意修辞，富有文采，当然无可非议。深受桐城古文“雅洁”论影响的严复，为了“雅”，反对白话，反对文字大众化，这与他的文字积习未除有关，也与严复同广大民众保持一定距离有关。
谭嗣同的传播思想
谭嗣同的办报思想，一是求新，他提出报纸是“助新工具”；另一是提出报纸是“民口”、“民史”，为民喉舌。
一、谭嗣同生平与传播活动
谭嗣同（1865～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又号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寥天一阁主等。原籍湖南济阳，生于北京宣武城南烂眠胡同。出身官宦家庭，其父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
10岁就学于济阳学者欧阳中鹄，敬仰王船山并受其影响。1876年北京发生流疫，谭嗣同被染，昏死三日，后又苏醒，故取号复生。这次流疫中，其母、姊、兄相继染疾而逝，他备受庶母虐待，亦遭其父歧视，心灵受到极大创痛。他憎恶封建伦理，勇于为理想献身，与早年遭遇不无关系。早年在京师结交过专以锄强扶弱为事的义侠王五（时称大刀王五，名正谊，回族），向他学习拳击与剑术。1877年，其父由京官外放，补授甘肃巩秦阶道，此后，谭嗣同多次来往并居住于其父兰州住所，继续读书求学。1884～1894年间，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屡屡败北，但由此往来南北各地，加深了他对社会的了解。
中日甲午战争后，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使谭嗣同受到极大的刺激。悲愤高歌：“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他追悔自己30年前的精力花在考据辞章间，痛感到再不能抱残守阙，决心弃旧图新，走维新变法的道路。正当他在湖南、湖北等地从事维新活动之际，其父为他捐资取得候补知府的官衔，且一再催促他到南京候补。1896年2月，谭嗣同离开武昌，北游访学，先到上海，访见英国传教士傅兰雅，还购买了一批西书，再到天津，参观了唐山的煤矿和漠河的金矿，在天津还加入民间秘密组织在理教，继而到北京谒见帝党翁同龢。7月他到南京著《仁学》，一边集资办报，打算自己在南京筹办《矿学报》，与友人在汉口创办《民听报》，惜以资金严重不足而未成。转而为上海的《时务报》、《农学报》和长沙的《湘学报》撰稿，并主动承担《时务报》在南京的推销工作，一年后被推为《时务报》董事。
1898年2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谭嗣同弃官回湖南长沙任时务学堂教习，全身心地参加筹划湖南的维新之举。首先于2月21日成立政治团体南学会，接着于3月7日创办该会的机关日报《湘报》，任董事兼撰述。在该报创刊初的两个多月里，发表《湘报后续》、《试行印花税务说》、《论湘粤铁路之益》、《论电灯之益》、《壮飞楼群治事篇》等20多篇政论文章，大造维新变法的舆论，成为戊戌时其最激进的报刊宣传家。当时，在南学会听讲的毕永年深有感受地说：“闻复生先生讲演，声情激越，洵足兴顽起懦”。曾有人评论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指谭嗣同）之功居多”。
湖南的改革维新，遭到当顽固士绅的反对。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攻击维新党人“首倡邪说”，“背叛圣教”，“乃无父无君之乱党”；他们还施展种种阴谋，“哄散南学会，殴打《湘报》主笔，谋毁时务学党”，甚至还扬言要杀谭嗣同。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对《湘报》、《湘学报》阐述民权思想的文章横加指责。谭嗣同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坚持斗争。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明令变法维新。谭嗣同因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擢为四品军机章经，至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参与维新，时号“军机四卿”。他应诏入京，致力于变法维新。随着改革的推进，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手无实权的光绪帝感到“朕位几不保”，密诏谭嗣同等设法营救。维新派没有群众基础，自身又毫无实力，在这紧要关头，惟有失声痛哭。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的支持和帝国主义的干涉。
袁世凯出于政治投机，加入过强学会，骗取了支持维新的名声。此时，他统率着7000余人装备精良的新建陆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维新派希望能争取袁世凯，利用他掌握的军队作最后的抗争。在维新派的举荐下，9月16日，光绪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专办练兵事宜。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劝他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以解救光绪帝。阴险奸诈的袁世凯，虚于应付之后，即叛变告密。一场宫廷政变终于爆发，光绪帝被废禁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自此千钧一发之际，谭嗣同的密友义侠王五愿作保镖，护送其出京，日本公使馆也派人见谭，愿设法保护。在生死抉择面前，谭表示“大丈夫不做事则已，做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并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从嗣同始。”旋被执，入狱，在狱中谭题诗于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在刑场上，他不顾监斩官刚毅的阻拦，临终犹自呼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被杀害，年仅34岁。著作有《谬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石菊影庐笔识》、《兴算学议》、《思纬壹台短书》、《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壮飞楼治事十篇》、《仁学》，以及大量书信与报章政论等，今人辑有《谭嗣同全集》。
二、谭嗣同的新闻传播思想
谭嗣同的新闻传播思想，集中体现在《〈湘报〉后叙》与《报章文体说》两篇文章中。
（一）报纸是“助新工具”，办报要“求新”
谭嗣同主张救亡图存，维新变法，办报要求“新”，视报纸为“助新工具”。他认为夷狄与中国本无永远固定的地域区别，关键是看国家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求新还是守旧？“是夷狄中国，初不以地言。故《文王》之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者夷狄之谓也，新者中国之谓也。守旧则夷狄之，开新则中国之。新者忽旧，时曰新夷狄；旧者忽新，亦曰新中国。”维新变法，各种传播工具各显神通，比较突出的是书籍、杂志、学堂、学会、报纸。“新之具不一，而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即学堂、学会和报纸。在传播广泛性而言首推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学堂之所教，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游于学堂矣；书院之所课，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聚于书院矣；学会之所陈说，可以传于一省，是使一省之人，晤言于学会矣。且又不徒一省然也，又将以风气浸灌于他省，而予之耳，而授以目，而通其心与力，而一切新政、新学，皆可以弥纶贯午于其间而无憾矣”。报纸如何“助新”？谭嗣同认为：首先，通过报道，报纸的传播媒介威力可以弥补其他工具空间的局限。其次，在印刷传播媒介中，与常见的书籍相比较，报纸具有时效性强的特点。时事新闻，与时俱进。“昨日之新，至今日而已旧；今日之新，至明日而又已旧。”“言新必极之于日新，始足以为盛美而无憾”。书籍“其构意也有日，谋篇也有日，成卷也有日，刊行也又有日，比书之寓吾日，则去其初著书之时，不知凡若干日”，难以做到“日新”。同为报刊，刊期较长的杂志如《湘学新报》，逐旬以出，也难以做到“日新”，因而另创《湘报》，日一出之，“其于日新之义庶有合也”。
（二）报纸应为“民史”、“民口”
谭嗣同在维新变法时期，提出报纸应为“民史”与“民口”，就是说，报纸要反映民众的活动，称为民众的喉舌。这一思想，较之梁启超办《时务报》提出的“去塞求通”的办报思想，是有明显的进步。
“报纸，即民史也。彼夫二十四家之撰述，宁不烂焉，极其指归，要不过一姓之谱牒焉耳。于民之生业，靡得而详也；于民之教法，靡得而纪也；于民通商、惠工、务材、训农之章程，靡得而毕录也，而徒专笔削于一己之私，滥褒诛于兴亡之后，直笔既压累而无以伸，旧闻遂放失而莫之恤。谥之曰官书，官书良可悼也：不有报纸以彰民史，其将长此汶汶闇闇以穷天，而终古为喑哑之民乎？”。
人与禽兽相比较，人之所以能喻志兴事以显其灵，而万过于禽兽者，能其能言耳。“而暗之，而哑之，其去禽兽几何矣。呜呼！‘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此周之所以亡也；‘不毁乡校’，此郑之所以安也；导之使言，‘谁毁谁誉’，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吾见《湘报之出，敢以为湘民庆，曰诸君复何忧乎？国有口矣》”。这段论述较之报为“民史”说，更进一步。民史不过在于记录民事，民口则要反映民意，为民喉舌。
当一般的维新志士尚处于“开民智”阶段时，谭嗣同已经提出“兴民权”的概念。“盖方今急务在兴民权，欲兴民权在开民智。《湘学报》实讵声宏，即足以智其民矣，而立论处处注射民权，尤觉难能可贵”。
（三）首倡《报章文体说》
同近代报刊一样，报章文体在近代中国作为一种新事物，难以为守旧的国人所接受，更不用说认真研究。1897年1月谭嗣同在《时务报》上发表的《报章文体说》（又名《报章总宇宙之文说》），以全新的目光，大胆地把世人侧目的报章新文体，提高到崇高的地位予以热烈礼赞。谭嗣同首先阐述古代传统文体发展的历史，无论是史书，还是文选，不但范围狭窄，而且内容也不丰富，而近代出现的报章文体，才是范围最广泛，内容最丰富的文体。
其次，谭嗣同把数千年来传统文体概括为三类十体。三类是名类、形类、法类。十体是纪、志、论说、子注；图、表、谱；叙例、章程、计。近代报章上所出现的文体，完全可囊括以上这些文体。“若夫皋牢百代，卢牟六合，贯穴古今，笼罩中外，宏史官之益而昭其义法，都选家之长而匡其阙漏，求之斯今，其惟报章乎？”谭嗣同强调报章文体是一种社会上有实际运用价值的文体，有较为自由的形式，能“骈散合一”。他推崇这种较为自由的报章文体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梁启超提倡的报章文体，是狭义的政论文体，这由王韬开其端，梁启超奠定基础。谭嗣同倡导的报章文体是广义的，包括一切报章上的文体。有“胪列古今中外之言与事”与“缕悉其名与器”的纪体和志体；有“发挥引申其是非得失”的论说体，即报刊评论；有“事有未核，意有未曙，夹注以下”的子注体，即编者按语；有图体、表体，即各种图表，还有新闻、章程、文艺作品等。但是，谭嗣同把“千白”、“招贴”（即广告）仅仅作为报章“编幅行余”列在最后一项，在政论报刊的报人眼中，当时已占商业报刊版面很大篇幅的广告，竟然这等无足轻重。谭嗣同的报刊文体分类，虽有繁琐、牵强之处，却有其独到的深刻之处，能给予后人以启迪。
梁启超的传播思想
一、梁启超生平与传播活动
梁启超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前期热衷于政治活动，利用报刊进行政治宣传，不仅是报刊活动家，而且是新闻理论家；后期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梁启超（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1873年2月23日生，字卓如，号任公，笔名小伙子江、任甫、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哀时客等，日本名为吉田晋。
两三岁时，母亲就教他认字，四五岁时，祖父教他读四书、诗经，才华早露，8岁已经能作八股文，9岁便写出了千字文，有“神童”之称。11岁中秀才，16岁中举人。1890年师从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学习4年，接受康的变法维新思想体系。
1895年3月，去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为反对辱国丧权的中日《马关条约》，康有为发起，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200余人“公车上书”，开始投身于维新变法运动。同年8月17日，出版《万国公报》双日刊，“只有论说一篇，别无纪事”，刊印千余份，委托送《京报》者代递，“分送朝士，不收报费”。11月中旬，在北京成立强学会，推举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编撰由《万国公报》改组为《中外纪闻》的双日刊，增刊新闻、西书译稿，从1895年12月16至1896年1月16日在北京出版。1896年8月9日任上海《时务报》旬刊总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60余篇文章，系统宣传变法维新，他的文体骈散合一，笔端常带感情，气势磅礴，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以《时务报》政论为代表的报章文体，后被誉为“时务文体”。1897年11月，梁启超应邀去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和《湘学报》、《湘报》董事，并为两报撰稿。在此前后，他还曾去澳门参与创办《知新报》，担任该报撰述，“遥领”该报“诸事”；并积极支持上海《农学报》、《萃报》、《蒙学报》、《演义白话报》的出版。1898年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以六品衔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1898年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12月23日在横滨创办《清议报》，1900年4月19日在美国夏威夷创办《新中国报》，为第一任主笔；1902年2月、10月，又在日本横滨先后创办与主编《新民丛报》、《新小说》；发表大量文章，鼓吹“斥后保皇”，主张君主立宪；介绍西方学术文化，进行启蒙思想宣传，成为当时舆论界的“骄子”。1904年6月，曾化名潜回上海，参与创办《时报》。1905年11月后，与革命派在东京出版的《民报》展开“保皇还是革命”的激烈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