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传播思想(6)

于右任（1879～1964年），原籍陕西泾阳，1879年4月11日生于陕西三原。原名伯循，字诱人、右任，别署刘学裕，笔名半哭半笑楼主、大风、骚心、海、剥果、百镕、神州旧主、太平老人等。出身贫寒，牧过羊。早年就读于三原县学，西安关中书院。1903年（25岁）中举，次年因撰印的《半哭半笑诗草》中讥讽时政，以“倡言革命，大逆不道”被革去举人，遭清廷通缉，逃往上海，就学于震旦学院。1905年因外籍教师干涉震旦校务，于右任等学生协助校长马相伯摘下校牌，登报集体退学，另创复旦公学，“复旦”校名就是于右任从《尚书·大传·虞夏传》中撷取而成的。1906年春，为办学筹款和考察新闻事业去日本；11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4月2日，在沪创办同盟会在大陆的第一份日报《神州日报》，任社长，1908年6月20日因火灾报社被焚，辞去人事关系，转往上海道创办的《舆论日报》任主笔；不久，即因“气味不投”而离去。1909年5月15日，筹股6万元，在上海公共租界创办《民呼日报》，自任社长。该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揭露贪官污吏鱼肉百姓的罪恶，特别是集中火力揭露陕甘总督升允三年匿灾不报，田赋不免，造成赤地千里人相食的罪行。后遭护理陕甘总督毛庆蕃诬告于右任侵吞甘肃赈款，迫使报纸于8月14日停刊，共出92号，于右任被逐出租界。1909年10月3日，于右任又在上海法租界创办《民吁日报》，重点转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11月19日仍因报道和评论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被刺事件被查封，报纸仅出48天。由于革命形势急剧发展，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又在沪法租界创办《民立报》，自任社长，鼓吹反清革命。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代理部长，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后，致力于反对袁世凯的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于右任流亡日本，1913年9月4日，《民立报》被迫停刊。1917年孙中山领导护法运动，举兵声讨北洋军阀；于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返回陕西，任靖国军总司令，以一隅之地，抗北洋军阀八省之众，苦战四年，独撑危局。1922年5月返沪，10月出任上海大学校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被选为第一届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赴苏，同年9月回国，任冯玉祥的国民联军副司令兼驻陕总司令。1927年9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1928年任审计院院长，1931年后长期担任监察院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受蒋介石委托，电《大公报》张季鸾，主张“援抗”。抗战爆发后，应周恩来之请，为《新华日报》题写报名。1937年在汉口创办《民族诗坛》出版20多期。1941年在重庆被聘为中国新闻学会名誉会员。1949年去台湾。1950年任国民党评议委员。晚年诗作多眷念大陆之情。1964年11月10日病逝。著作有《右任文存》、《右任诗存》、《右任墨存》、《标准草书》、《牧羊儿自述》（后改为《我的青年时期》）等。1989年陕西出有《于右任集》，此外，还出有《于右任辛亥文集》、《于右任诗词集》、《于右任诗词曲选》、《于右任书法集》等。

于右任无新闻学专著，他的传播思想，散见于一些新闻传播学文章、发刊词。

·《神州日报？发刊词》（1907年4月2日《神州日报》）·《启事》（1908年8月27日）

·《想拿访员者看》（民呼日报，1909.7.5）·《宁为玉碎》（民呼日报，1909.7.28）·《？民吁日报？宣言书》（民吁日报，1909.10.3）·《中国万岁，民立万岁》（民立报，1910.10.11）·《国民爱我》（民立报，1910.10.12）·《存真是非于社会》（民立报，1910.11.2）·《卷土重来之民立》（民立报，1911.3.20）·《江声呜咽》（民立报，1911.8.3）

·《吊杨笃生文》（民立报，1911.8.18.－9.13）·《于右任答某君书》（民立报，1912.9.13－17）·《评论作法及本人从前办报的经过》，重庆《新闻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40年出版）

·《新闻自由万岁，中华自由万岁——复旦新闻馆落成典礼讲演词》，中央日报，1945.4.6第三版。

于右任的传播思想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一）隐而不宣的党报思想

1906年春，于右任为筹办《神州日报》事宜，由沪赴日本东京去见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中山勉励他要把报纸办成东南八省的革命宣传与组织机关阵地。1907年4月2日，于右任在复旦公学邵力子等8位校友与中国公学王博河等支持下创办《神州日报》，聘杨笃生为总主笔。报纸的言论比较婉转，不露锋芒。“那时距《苏报》大狱不久，《国民日日报》和《警钟日报》又相继被封，政象黑暗，民气消沉。我们一方面要伸张正义，激发潜伏的民族意识；一方面又要婉转其词，以免清廷的借口，社评的着笔，最不容易。”从《神州日报》的报名来看，“顾名思义，就是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富，唤起中华民族之祖国思想”。神州，系中国之古称，有故国之义，是同盟会反清光复故国的反映。

后来，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报纸的言论逐渐激烈起来，1909年10月6日《民吁日报》社论《本报四大宗旨》宣称：一是振发国民精神；二是痛陈民生疾苦；三是保存国粹；四是讲求实学。而言论主要是阐发“振发国民精神”和“痛陈民生疾苦”。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发刊词《中国万岁，民立万岁》也说：“言论也，民族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民立报》的言论方针：“使吾国民之义声驰于列国，使吾国民之愁声达于政府；使吾国民之亲爱声，相接相近于散漫之同胞，而团体日固；使吾国民之叹息声，日消日灭于恐慌之市面，而实业日昌”；并宣称：“不敢以讹言乱国是，不敢以浮言上国交，不敢以妄言愚弄国民。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力虽不逮，不敢不勉”。

辛亥革命后，1912年成立中华民国，于右任认为，国民盼休养生息之日切，人人厌乱，故《民立报》“不作过激之谈，亦不作过偏之论”，“何以故？今日对于中华民国，非前清比，无事不当慎重。故鄙有恒言，总统欲以力服人，是自损人格；报馆欲以骂人服人，亦是自损党德。是以本报对目下政局之态度，当纠正处，则纠正；当策励处，则策励。昔日未破坏时，先以破坏自任；今日未建设时，犹当以建设自任。实不忍以辛苦艰难创造之民国，轻心一掷，为宗社党与某某二国间接作先锋队也”。

在1912年初南京临时政府期间，《民立报》发表“宣誓”，它已“更非一二党派之言论机关”，打起“四万万民众共有之舆论机关”的旗帜，偷偷地掩盖起同盟会的招牌。明明是党报，“宣誓”却标榜是“全民”报纸，宣称“党见有则人才沦落，故不敢有党见”，“成心生则论据偏隘，故不敢有成心”。

（二）急功近利的宣传方针

民国成立后，1912年3月6日，《民立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宣传经验：“英雄处事，目的贵坚，手段贵活；目的贵一，手段贵多；有一目的，不妨有百手段，又不妨百变其手段”。

邹鲁在《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谈到：“辛亥武汉起义，上海《民立报》日事制造有利于革命之电报新闻”。《民立报》为了“驱逐鞑虏，建立共和”这一目标，不惜制造假亲朋闻以影响舆论。朱崎三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一文中回忆，报社撰述诸人，“夜间计以鼓吹方式，撰写各处电文，使清疆吏相互猜疑，如先载湖南响应，九江独立，南昌、安庆起义（其实浔、湘当时尚未独立）”。由于这些假新闻迎合人心民意，一时效果巨大。如在广州，及武昌革命军兴，清束张鸣岐、龙济光、李准等初欲负嵎“自固，讵沪电谣传京陷帝崩四字，港粤各报相率登载，全城人士欢声雷动。张督知人心已去，无可挽救，始仓皇出走。龙、李遂卑辞乞降，使广东省城，得以不流血而光复者，报纸之力为多焉”。

《民立报》为了拉拢各派势力，讨价还价；报纸的宣传口径“百变”不定。一会儿宣称与满人不共戴天，一会儿又宣扬民族平等。一会儿称袁世凯为“盖世英雄”、“革命伟人”；一会儿又斥之为“民贼”、“满奴”、“专制暴君”。甚至在立宪与共和之争这样的原则性问题上，也一日数变。其缘由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势单力孤，只能在各种社会政治势力中纵横捭阖，左右回旋，靠不断地牺牲部分原则，以求暂时合作的“平衡”。也说明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急功近利，只知利用民意来谋取政治权力，而在本质上并无忠诚人民之心。

（三）对病民之官吏的口诛笔伐

于右任创办《民呼日报》期间，为民请命，吊民伐罪，对一些病民之官吏口诛笔伐，毫不假借。这些贪官污吏生平之恶劣行为无人揭破，忽受意外之打击，遂现出种种鬼哭狼嚎之状态。“欲更正则系实事，无可更正；欲不更正，则又为监国所闻，饭碗不保。一种暴戾之气无地发泄，不得已出一捉拿访员之下策，以灭其口”。为了警告这些贪官污吏，于右任在《民呼日报》发表短评《想拿访员者看》宣称：“本报自发行以来，各地欢声雷动，所有忧愁交集者，非烟员酷吏劣绅，即威福自专之各省长官，然本报不能不以若辈挟有势力殃国病民者，隐而不言；既言之，则不虑四处运动，布散谣言加害本报及访员。而尤有进者，所有拿访员之地，必其行政上极黑暗之地，自今以往，当于此黑暗之区，如安庆、武昌、天津、汴梁、杭州、福州等处加聘访员，实行监督之责任，宁使让官场恨我，不欲让国民弃我也”。于右任警告想拿访员者：“若辈亦知各地之有访员为报律所许者乎，倘再行私拿，本报当提正式交涉，控尔违犯报律之罪，不假借也”。

于右任认为，创办报纸，“小之可以觇民情，大之可以存清议，远之可以维国学，近之可以表异闻”。“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昔人以此为执政者之天职，吾则以此为新闻记者之不二法门”。

（四）办报要存真是非于社会

于右任主张办报要存真是非于社会。他说：“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故凡论一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存真是非于社会，执笔人之责也。故社会中有真是非，而后始能产生真人物。记者平心论事，慎而又慎，是者不欺，非者即正，望投函者思之也。”“我之期望《民立》，欲《民立》为东方之《太晤士》也。所不同者，彼保守，而我进步耳。故第一入手方法，务在养成立言信用，不作过激之谈，亦不作过偏之论”。

（五）“正当”、“独立”的报刊言论主张

报刊的言论，作用巨大。于右任认为，在今日战云弥漫的世界中，我们看见的是武器战、外交战、经济战，好几年前，还曾经有过关税战。但无论哪一种战争，都离不了笔战，都莫不以笔战作先锋。新闻纸就是记者的战场，社评实是笔战的焦点，也就是新闻纸的灵魂。炮弹的射程不能出乎数十公里之外，但是权威报纸的社评，却能在几点钟之内跑遍全世界。“事实上无数人们，是以社评的见解为见解，不知不觉中在社评的领导支配之下，社评竟成了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针。明乎此，便认识了社评的意义和重要性”。

政治家办报。于右任主办的《神州日报》与“竖三民”（民呼、民吁、民立）报，均是同盟会的机关报，都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办的党报，1909年5月15日《？民呼日报？宣言书》中认为，“夫报馆者，固平民之代表也。平民者，又与贵族立于反对之地位者也”，报纸应该“为民请命，大声疾呼”。1910年10月11日《民立报》发刊词中，于右任主张报纸要以“世界之知识、世界之实业、世界之学理”，帮助国民开阔眼界，培养国民独立之思想。有了独立之言论，始产独立之民族；“有独立之民族，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并表示“本社之志愿在造成国民正当的言论机关”，“以唤起国民的责任心为宗旨”。

为了实现“正当”、“独立”的报刊言论主张，于右任提出评论写作者应有的条件与修养。

第一，丰富的知识。“丰富知识，是社评写作者取材和运用思想的无尽宝藏，是认识一切、判断一切的基本功夫”。人类社会所发生或可能发生的种种现象，莫不是社评的题材，莫不要求社评之解答。社评写作者不仅要认识全部的空间，并且要充分的了解时间；不仅要认识现在以往，并且要能够推测将来。这就是说，社评写作者的目光，不但要注视到现世界的每个角落，同时脑筋里还应忆想到过去的一切时代：“不但要认识现世界和已往的世界，还要能正确的想象推测到未来的世界。有了这样的本领，方能应付裕如，不至临时仓皇失措”。

第二，明确的认识。“世界上每种问题或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一定要它的必然性；绝不是静止的，一定有它发展过程。认识了发生的必然性和发展的过程，我们就可以推测它的结局”。

第三，正确的判断。社评的重点在判断，必须通过明确的认识，才能达到正确的判断。

第四，出路的指示，社评最重要的地方，还在提示出路。第五，文学的素养。社评只有用简洁、扼要、深刻，把美妙的文章用蓬蓬勃勃的气魄描写出来，否则就不是社评的本来面目。“因此，文学的素养，实是一个社评写作者不可或少的条件”。

（六）新闻立法与新闻自由

于右任对新闻立法，颇为关注。1907年4月2日，他在《？神州日报？发刊词》中写道：“自欧俗中更，竞辟报纸，新闻之学，蔚为大宗，纂述之余，订为专律。”1908年，清廷分布《大清报律》，这部新闻法不是为了保护新闻自由的，而是为了控制舆论自由，压制革命宣传的。但是，报律毕竟也规定了一些办报权利，这比以往无章可循、无法可依的情况，毕竟是前进了一步。于右任等革命党报人，利用《大清报律》的某些规定，与清廷斗争，“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关于新闻自由，于右任后来在1945年4月5日复旦大学新闻馆落成典礼讲演词中提出：“大家知道，新闻自由的内容，是报道自由，采访自由、传播自由、发布自由。这儿种自由在此次大战前统包括在‘言论自由’里面，经过这次反侵略的大战，研究时局的人，才明白独裁与侵略者阴谋手段，他们想达到扰乱世界和平之目的，必先使报道不能自由，然后可任意传递歪曲之主张与不确之报告，以蛊惑人民之视听，而动天下之刀兵”。于右任还预言：“将来，我国的新闻自由必然可以获得，但是新闻自由获得的保障，就是新闻界要恪守新闻道德”。

《马氏文通》与马建忠的传播思想

一、早期白话滥觞的传播思想

1887年《申报》发行的《民报》是近代较早的白话报刊。资料显示，晚清逾百份白话报刊的出版地遍及香港、广东、湖南、湖北、山东、山西、江西、东北、天津、伊犁、蒙古以及海外的东京等地，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最盛行。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清末尚刊行了1500多种白话小说。除去白话小说之外，其他白话形式的媒介尚有白话历史书籍以及浅说画报以及文白相杂的报刊，诸如《知新报》、《上海晚报》、《中国时报》（香港）、《纽约报》、《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警钟日报》和《大公报》等等。除此而外，白话教科书也得到大量印行。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正式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这才标志近代白话文进入一个自觉而非自发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