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刊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10月13日的《演义白话报》，在第一号《白话报小引》中写道：“目下我们中国读书人中，略有几个，把外国书翻做中国文理，细心讲究外洋情形。但是通议既不容易，看书也费心思，必须把文理讲做白话，看下便不吃力。而且还有一层，中西各种书本，价钱都是贵的，若然用白话做在报上，一天一张，便觉所费不多。”又说：“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已经提示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必须跟汉语言文字的白话文化联系起来。
随着新闻事业的繁荣，各类报刊趋众要求的发展，从而衍生了语言发展的两个任务：一个趋向白话文运动，一个趋向语言统一运动。前者表示在文学写作上的大众化，后者表现为国语和汉语知识的普及。这两个任务从本质上说，是同一方向的两个步骤而已。就白话文而言，早期的先行者有黄遵宪、叶谰、曾广诠、汪康年、陈荣衮、裘廷梁、丁福宝等人。
这些先行者都曾对白话文的推动有独立的意见。例如叶谰曾强烈抨击传统的童蒙教育，他说：“童蒙之规，中国非不讲之久且精也。其散见于传记者，若曲礼，若少仪，若保傅，若学记，若文王世子，若弟子职，详细具载，无待赘言。乃今之学究，渺不闻睹。其所奉为圭臬者，不知出于何典，起于何世。固执成见，胶滞难俄。数童子自毁齿执业，其脑气未充，其干肉位强，而先使危坐以桎其四支，继用威吓以铄其精气，终且以大学中庸强之苦口呆读，逼之暗记无遗。”这些所谓的“大众之学”和“性命之理”施之于黄口孺子，自然无法解读，于是为师者强加威吓，或以鞭笞，甚至令其长跪、绝食。他指出，在这样的教育体育下，“学无未成，而身已先废。即不然，日幽一室，牛马之不别，菽麦之不辨，出见生人，辄而頳语涩若处女。中国之所谓循良子弟，不出此数类也。中国之父师所陶成子弟之才，亦不出此数类也。”在学人的推动下，觉悟到白话文教育当从童蒙开始，于是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成立了“蒙学会”，次年又成立了“白话学会”。两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滥觞和知识分子对语文生活的觉醒。虽然当时的所谓“白话”不能跟五四时期的白话文相提并论，还带着严重的半文半白，但相对而言，实在要比戊戌维新时期的时务文章要浅近直截得多了。这种半文半白的文体适应了当时的一批新读者——新军、手工业者、平民和青年学子以及小贩、个体劳动者，白话文打破了知识长期被垄断的话语霸权，显示典雅的文言文不一定高贵，通俗文学并不卑贱，于是更有利于新思想的传播，更刺激了普通大众对知识的需求和接受。
与此同时，对语言统一的构想也被引发。蔡锡勇的《传音快字》、卢戆章的《一目了然初阶》、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可以说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开始，是“国语统一运动”的先声。特别是王照首创“官话字母”，提出了语文合一的观点，他说：
且吾国古人造字，以便民用。所命之音，必与当时语言无异，此一定之理也。而语言代有变迁，文亦随之。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系指礼教之实而言，非指文字而言。故以孔子之文，较夏殷之文，则改变句法，增添新字，显然大异。可知系就当时俗言肖声而出，著之于简，欲知孺闻而即晓。凡也、已、焉、乎等助词，为夏殷之书所无者，实不啻今之白语文增入呀、么、哪、咧等字。孔子不避其鄙俗，因圣人之心专以便民为务，无文之见存也。后世文人欲籍文以饰智惊愚，于是以摩古为高，文字不随语言，二者日趋日远。文字既不足当语言之符契，其口音即迁流愈速，百里或岁不相通，千里或世不相通，异者不可复问，而同国渐如异域，妨害多端，误尽苍生，无人觉悟矣。王照的见解可谓十分精辟，他已经看到，语音和文字脱节不仅不利于思想的传播，而且将造成人际交流的隔阂，严重的甚至会造成“同国渐如异域”，可能导致国家裂变的危险。
继王照的语文统一观，劳乃宣提出了汉字简化的主张。他首先从语言学基本理论出发，指出人类先有评议后有文字，文字是语言的符号。进而指出，文字只有易记易读才能真正完成作为语言符号的功能，才能达到思想传播和人际交流的目的。他说：
古之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者，所以为记语言之表识也。古籀而小篆，篆而隶，隶而真行。人事降而愈繁，则文字趋而愈简，自然之热也。今之字比之古籀、篆、隶固为简矣，而比之东西各国犹繁。何也，彼主声此主形也。主形则字多而识之难，主声则字少而衷肠之易。彼字易则民智，智则强；识字者少，则民愚，愚则弱。强弱之攸分，非以文字之难易为之本哉。然则今日而图自强，非简易其文字不为功矣。劳乃宣的观点尽管有失偏颇，但是有一定的道理。他们不能把当时中国落后于西方欧美国家和东方日本，简单地归咎到文字问题上。汉字表音功能弱，且难写难读难记，确实不利于文化的普及，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语言传播和文字传播的脱节。劳乃宣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因此他进一步发挥了王照“语文合一”的思想，并把它提高到国民素质和救国方略的高度来看待。他也提倡给汉字注意，以帮助人们对汉字的认读。他说：“是故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他认为此种拼音方案若能全国推行，就可以扫除文盲，大大提高文字的效能，可以使民智国强。他说道：“果以国家全力行之，数年之内，可以通国无不识字之人，见山陬海澨，田夫野老，妇女人孺子，人人能观书，人人能阅报，凡人生当明之道义，当知之世务，皆能通晓。彼此意所欲言，皆能以笔杞相往复。官府之命令，皆能下达，而无所舛误。人民之意见，皆能上陈，而无所壅蔽。明白洞达，薄海大同，以此育民德，何德不厚。民以睿民智，何智不开。太平之基，富强之本，胥于是乎在。”吴汝纶则把叶谰关于童蒙教育的思想和王劳二位关于“语文合一”的思想集合起来考察，指出国语统一运动应从童蒙教育为起点，并作了比较完成的阐述。他说：
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速径途。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其法用支、微、鱼、虞等字为母，益以喉音字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损笔写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字，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他提出的“使天下语音一律”，见解尤其卓绝。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规范是关涉国家命运的大计，是民族团结、文化认同的重要基础。
二、马建忠的传播思想
马建忠（1845～1900年），字眉叔，生于江苏丹徒（镇江）一个天主教徒的家庭，自幼受到西学的熏陶，稍长入上海依纳爵公学学习。1876年，为探求中外“得失之故”，马建忠毅然抛弃科举，赴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他学习了英、法、希腊等国文学，而且还探求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科技知识，还曾被驻法公使郭蒿焘聘为翻译。1879年获博士学位归国，在天津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幕府。当时，李鸿章正在兴办一系列“洋务”事业。而专究西学的马建忠便成了李鸿章办理洋务的得力助手。1881年，受李鸿章差遣赴印度同英国人谈判鸦办专售事宜。在谈判中，马建忠提出“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他的观点赢得英国人的同情，“虽未遽许”，但英人“皆称其公”。1882年，朝鲜发生政变，清廷派马建忠、丁汝昌、吴长庆等带兵前去助朝鲜“平乱”。事后归国。1884年，李鸿章委派他为招商局总办。1899年，著《马氏文通》，这是我国第一部较全面系统的文法专著。其思想主要体现在他所著的《适可斋记言》中。
《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三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