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忠，字眉叔，江苏丹徒人。少好学，通经史。愤外患日深，乃专究西学，派赴西洋各国使馆学习洋务。历上书言借款、造路、创设海军、通商、开矿、兴学、储材，北洋大臣李鸿章颇称赏之，所议多采行。累保道员。光绪七年，鸿章遣建忠赴南洋与英人议鸦片专售事。建忠以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於徵，不可专重税收。时英人持正议者，亦以强开烟禁责其政府，引以为耻。闻建忠言，虽未能遽许，皆称其公。
马建忠的外文造诣极高，在翻译传播方面自有独特的见解，他曾说：
夫中国于应译之书既未全译，所译一二类又皆驳杂迂讹，而欲求一精通洋语洋文兼善华文而造其堂奥，足当译书之任者，横览中西，同心盖寡。则译书之不容少缓，而译书之才之不得不及时造就也，不待言矣。余生也晚，外患方兴，内讧洊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辣丁文字，上及希腊，并英、法语言。盖辣丁乃欧洲语言文字之祖，不知辣丁文字，犹汉文之昧于小学，而字未能尽通。故英、法通儒，日课辣丁古文词，转译为本国之文者此也。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派，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与汉文无异。首先他指出，必须是双语兼通的人才，才能承担翻译的任务，从而感叹如此人才在中国的寡少；接着他指出在内讧外患的社会形势下，封死了知识分子通过考试进入仕途的门路，于是盲目地学习外文，往往半窍不通充当翻译，结果该译的没有翻译，已翻译的也错误百出。他认为，从事翻译传播是一项专门性工作，非下七八年苦功夫不可，除外文外还需要掌握广博的知识，并且能融会贯通，必须做得熟练运用外语像运用汉语一样。这一观点，在提倡双语教学的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马建忠不仅是一位语言传播家，也是洋务思想的传播家，马建忠活动的年代，正值洋务运动的高潮，国人对西方世界的了解、认识进一步加深，人们已经意识到，西方国家的强大，不仅在于其表面的“坚船利炮”，更在于背后的政治、法律、经济等社会制度。1870年代马建忠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以便更多更好地了解西方。他曾一度在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任参赞。1870年代末他回国后不久，李鸿章就在一封信中提到，马建忠正“讲习交涉律例”，并搞翻译，也正在被培养做外交工作。1882年，谈判缔结朝美、朝英和朝德条约时，他还充当了李鸿章的代表。1884年，李鸿章将其转入商界，任命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他任此职一直到1891年。1895年，他陪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次年又陪李鸿章环游世界。马建忠的出洋经历，使他成为当时提倡“西化”的代表之一。他曾说，西方诸国，“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催科不由长官，墨吏无所逞其欲；罪名定于乡老，酷吏无所舞其文。”对于西方政体的三权分立充满激赏，认为只有这样的政体，方可达致“墨吏无所逞其欲”、“酷吏无所舞其文”的效果。
他在介绍西方国家的历史时说：“罗马并始之初，地广人稀，招徕流亡，渐臻蕃庶，然后闭关谢使，禁绝外人。即有至者，不得与本国人民同享权利。”“夫国与国既已犬牙相错，自有唇齿之依，故一国之权利所在，即与国之强弱攸关。”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权利”这一现代化的核心概念，已经出现在马建忠的言辞中，使之成为最早直接使用这一概念的中国人之一。马建忠虽然没有解释“权利”的确切含义，但他在介绍西方三权分立时说：“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表明他已接近“权利”的内涵。马建忠对权利的认识颇为朦胧，也不自觉，远不如后来者对权利的详细梳解，但其对权利的言说正标示着先进的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脚步。
马建忠是“西化”论的鼓吹者，他在经济传播方面也曾提出过一些积极的建议，如他是提出征收烟草税的第一人，同时他也看到了中国贫困的经济原因。他曾说：
昔也，以中国之人，运中国之货，以通中国之财。即上有所需，亦不过求之境内。是无异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循环周复，而财不外散。今也不然，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而各直省之购炮械，购船只，又有加无已。于是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十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啻亿万。室藏未开，矿山久闭，如是银曷不罄，民曷不贫也。宇内五大洲国百数，自朝鲜立约，而闭关绝使者无其国矣。若英，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属之印度，无不以通商致富。尝居其邦而考求富之源，一以通商为准。他极力主张“通商致富”，成为洋务时期创导“商战”的主将。
三、西方文法移植与《马氏文通》
马建忠在语言传播上除从事翻译外，就是著作了在中国语言学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氏文通》。至于他撰写《马氏文通》的原因，《清史稿》这样说：
建忠博学，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自英、法现行文字以至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以泰西各国皆有学文程式之书，中文经籍虽皆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儗而揭示之，遂使学者论文困於句解，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乃发愤创为文通一书，因西文已有之规矩，於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征繁引，以确知中文义例之所在，务令学者明所区别，而后施之于文，各得其当，不唯执笔学为古文词有左宜右有之妙，即学泰西古今一切文学，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书出，学者皆称其精，推为古今特创之作。又著有適可斋记言、记行等书。
（一）提出句有法、言可传的传播思想
马建忠花了10多年时间，经过深入研究，在汉语和外语对比的基础上，写成《马氏文通》。过去读书人没有意识到语言和文章里也有“法”，只能靠师承和自己从背诵阅读中来领悟文章的意义，马建忠不同意传统读书法所谓“神而明之，未可言传”，他在《前序》中说：
慨夫蒙子入塾，首授以四子书，听其终日伊吾；及少长也，则为之师者，就书衍说，至于逐字之部分类别，与夫字与字相配成句之义，且同一字也，有弁于句首者，有殿于句尾者，以及句读先后参差之所以然，塾师固昧然也。而一二经师自命与攻乎古文词者，语之及此，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言传也。噫戏！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教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历来学人不悟语言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小学至经学无不认为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马建忠“探夫自有文字以来至今未宣的奥秘，启其缄縢导后人以先路”，成为中国现代语法研究的第一人。
（二）提出学有规矩、学以致其道的传播思想
他将汉语跟外语进行对比研究，发现西方儿童因有语文规矩，故学习可循序渐进，而中国儿童学习汉语文往往单凭师授或个人直觉经验，所以进展缓慢，而且往往文不从笔，词不达意。他说：
天下无一费道，而文以载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学以致其道。余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理性诸学而专精焉。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近，而知无止境，华文虽经籍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明理者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他把中国的落后于西方归结为语言传播上汉语缺乏语法总结，虽然有失偏颇，但是指出语法是语言的“规矩”，强调语法教学在语言学习和文意理解上的作用，是长期以来被人们所忽视的一种涉及语言传播的重要观点。
（三）提出世界语言共通的传播思想
马建忠对欧洲语言所知甚多，并且到过许多国家，对不同语言不仅有感性的经验，也有理性的认识，他发现各国语言虽然在语音、词汇上差异很大，但是语法上有共通处。同时他对汉语也有深刻了解，他的古文根底很好，发现汉语几千年来，语音和词汇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语法则“有一成之律贯乎其中，历千古而无或少变”。于是他说：
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在那个时代他能指出人种不同但都是人，凡人都是凭借语言进行交际，而不同语言之间所以能够转译，就是因为人的语言中存在着大家都遵守的“法”，即语法。虽然他的理论从现在看来有明显的缺乏历史主义的缺陷，但是在语言传播上的这一传播理念，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