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情况表明，无论东方或西方，在全球化的社会大变动中，都面临着文明危机和文明重构的任务。
现代民族文明认同危机发端于全球化，而它的解决也离不开全球化，全球化为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整合开辟了道路。民族文明危机必然要求文明的重构，文明重构是一个对本土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判断、筛选、定向的过程，它既可以导致民族中心主义，也可以导致民族文明的现代化、世界化
。民族中心主义对本土文化非批判的肯定、继承，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的时期内有助于文明同一性的巩固和维系，但却以牺牲现代化，延缓发展为代价。合理的选择是以现代化发展规律为参照系，以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基础，在对民族文明的反思批判中发现其优秀的内核和传统，在对民族文明和优秀成分的肯定中重构民族价值体系优势，在对民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比较中找到两者互动和沟通的桥梁。这种反思和重建也许以自觉的、主动的形式出现，那么它会加速民族文明向世界文明的转化，加快民族的现代化进程，这种反思和重建也许以被动的、偶然的形式出现，那么它会导致民族内外矛盾的剧烈冲突，社会结构的巨大震荡和社会发展的停滞甚至倒退。
无论采取哪种形式，都是民族文明向世界文明转化的必经的一个环节，都伴随着催生新文明的阵痛，只不过这种阵痛的程度和时间根据主体的自觉与否体现出差异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在各个民族顺应世界潮流，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根据已有的传统和现实基础，在发展的模式、目标、任务上始终体现自身特色的这个意义上，才有普遍意义。世界文明的民族化与民族文明的世界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
民族文明，包括其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文化观念文明，只有在时间上与现代化相对接，在空间上与全球化相关联，才能焕发出生生不息的活力和勃勃生机，返优秀传统之本，开现代文明之新。世界文明从来也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它体现在多元多样的民族文明形态之中，是一个随“世界历史”形成和演进的不断发展更新的过程，一个将各民族文明无声地联系在一起并不断扩大普遍性成分的过程。全球化将文明的民族化和世界化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各民族的文明创新，走向现代文明开辟广阔的前景。
2．个体文明与类文明的整合
个体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点”。然而，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个体与类又是对立的。马克思曾把历史归纳为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人格”联合体形态。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第一、第二阶段，个人与社会是对立的，表现为群体对个性的压抑以及以物的形式出现的社会对个性的压抑。只有在第三个阶段，个人的全面发展与类的整体发展才能获得和谐的统一。全球化整合个体文明和类文明的作用，同样表现为双刃的剑。资本在全球的流动，使世界成为统一的巨大的市场，把越来越多的人纳入到异化劳动——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活动之中，变成失去原始丰富个性的单面人。
随资本全球流动产生了一种大众传播文化，它以现代传播工具为媒介，以广大青少年为对象，以通俗和流行为特征。它使文化的生产和消费服从于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否定了文化艺术的自主性和批判性；它崇尚模仿和复制，在流水线般制造千千万万文化商品的同时，把划一的大众审美标准和口味推销到每个角落的人群中去。无疑，这种文化造成了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压抑，以个人中心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后现代文化思潮正是对这种大众消费文化的反叛。
自由自觉的存在是人的根本特性，个体文明和类文明的矛盾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解决。全球化一方面把工业文明制造出来的大众消费文化和异化劳动带到全世界，而另一方面又创造着消灭异化劳动和文化压抑，提高人的自由自觉程度的社会条件。全球化从本质上是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以及新的文明观念。生产的信息化自动化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显着特征。多媒体的产生和广泛应用是生产信息化自动化的杠杆，它以高度的综合性（将计算机、声像、通信技术熔于一炉）和充分的互动性（人与机器、人与人、机器与机器的互动）深刻和全面地改变了已有的劳动方式。以多媒体为主要工具的劳动不仅仅要求体力脑力的机械的支出，而且要求智慧的创造，从而增强个人的主体性；自动化生产方式打破了原有的产业界限和鸿沟，在消灭工业时代的旧产业、旧工种的同时，创造了一大批新的产业群和新的工作岗位，造成了产业大军不断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转移，从技术含量低的工种向技术含量高的工种转移，促进了个人发展的全面性；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也在生长，资本的股份化、社会化、国际化，使古典的私有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许许多多的白领阶层、工薪阶层成为股份公司所有者，加上高福利的分配制度普遍推行，使所有者和非所有者的界限在模糊，反抗物的依赖性的个人独立性正在得到发展；在世界范围各种文化相互激荡中催生了一种类文明，其内核是以各民族文明中抽象出来而又普遍影响民族文明发展进程的观念文化，这种观念文化的核心是“人”。
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最高的价值所在，追求幸福，追求个性发展，追求本质力量的表现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是平等的，一切民族，一切阶层，一切个人都没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分，任何剥夺人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平等权利的社会行为、社会制度都是不合理的；人是有责任的，人既有选择的权利，也有为自己的选择负责的义务。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依存是人的责任意识的底蕴。显然，这种“类”文明的文化观念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超越一切民族政治模式、宗教信仰、文化习俗差异的不可遏止的人类共同的追求，它为个体文明的发展开阔了无限的空间。“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自由发展”与“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的二律背反，只有在社会全面进步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3．文明整合的必然趋势
世界范围内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加速进步带来了全球化一体化进程，经济全球化以贸易的自由化、金融的国际化、生产的一体化等形式，反过来又创造了更高的生产力，创造了新的国际经济融合形式。与此同时，在全球化经济的冲击下，各国的国门自觉或不自觉地被打开了，国门的敞开同时也为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铺平了道路，从而这种国际经济的融合性渗透与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比如当今世界，无论是东西和南北问题，还是恐怖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都无不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被打上了深深的文明的烙印。
对此，英国的社会经济学家莱思利·斯克莱尔曾经说过，全球化是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括通讯、旅游及生态的全球化为基本内容，而以文化及社会、政治影响为直接后果的一种社会变化趋势。这一切都预示着，伴随着全球化必然产生更广泛和深刻的人类文明整合，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明冲突是全球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
系统的整合可以是规模的整合，也可以是信息的整合。信息是文明系统的重要形式，整合在人类文明系统中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文明的差异原本产生于时代、地域和民族的不同，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随着科技的进步、交通的改善、信息的加强，不同民族、地域之间以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政治对话、军事征服等各种方式的作用更加频繁，全球性的文明整合力度也随之逐渐增强。高频率、全方位的全球性文明整合不可避免会导致的结果之一是：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因为，全球性文明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由于世界上的各种文明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它已深入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特定民族生存的物质和精神模式，任何来自于外在的作用力都很难彻底改变它的特性，从而产生对外来文明的抵制和拒绝的倾向；另一方面，每一种文明总是存在将自己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取向传播或强加给其他文明的倾向。两种倾向的作用必然导致冲突。
当今世界正随着信息化的扩张而形成了全球网络，通过全球网络，不同国家之间文明整合的程度大大增加。文明传播的渗透力更强、渗透范围更广。
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文明都会受到异国文明或其他民族文明的冲击。文明冲突已经涉及信仰与文化价值观的争斗，文化产品和文化资本双重撞击，是以科学技术为“载体”全方位的较量。冷战后出现的多种文明并存的局势，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和现实力量的对比差异十分明显，由此带来文明的冲突也是激烈的。甚至有学者认为：未来战争“必将是所有文明之间的战争”。此言虽说有些片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文明冲突的现状。
（2）融合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流
系统的整合具有学习的功能，这就决定了通过整合可涌现出全新的、适应性更强、功能更优的系统特性。全球性的文明整合另一个结果是，在频繁而又多形式的文明交流中，使得文明中的文化现象、文化因素相互接近、相互渗透，从而改变了文化自身原有的特点，融合成一种新的文明。毫无疑问，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双向交流会使原有的文明形态更加丰富，从而人们享受的文明质量随之提高。
从整个文化发展史来看，人类文化还是以融合为主流的。我国《学薪》派最卓着的国学大师之一汤用彤先生对此作过精辟的论述：“外来文化和本有文化接触，不但本有文化会发生变化，就是外来文化也发生变化。因为外来文化要对本有文化发生影响，就必须找到某些和本有文化相结合的地方，就必须为适应本有文化而做些改变。”如在亚非拉的许多地区，尽管经过几百年的西方殖民统治，殖民主义者采取了政治镇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同化，仍不能将当地的文明消灭。战后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力图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政治经济制度，结果由于与当地传统文化相违背而造成持久的动乱，不得不重新选择与自己的文明背景相适应的发展道路。
（3）人类文明融合的结果是个性多元和价值共进
人类文明的融合的结果并非是文化的单一化，相反在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交融中更加丰富多彩，形成多元个性的文明体系。多样性是系统整合的基础，没有这种多样性，文明系统也就丧失支撑自身发展的动力。系统整合的过程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学习。文化融合的过程是一个多样性的过程，多样性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文明的辐射性发展的选择机会。不过发展的辐射性并不意味各种分支都有同等的发展潜力。发展的“可能性范围”不是无限的，而是有各式各样无法逾越的限制。对于文明系统，这种限制就包括厚重文明历史的惯性和人们的行为习惯等。美国着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就很睿智地看到，“东西方两种文化、经济交融之时，世界将会更加生机勃勃”。
不同文明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不一定是取代的关系，共存往往是更为明智的选择。共存的标准是人类相对统一的价值取向，即人类共同的进步与发展。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希腊的雅典神庙、德国的科隆大教堂这样的旅游名胜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存在谁取代谁的问题。在出入国境的签证制度等方面的整合，使人类文明成果能够通.地为全人类共享。人类社会各文明的优秀传统是多方面的，都有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各种不同文明传统的国家或地区之间要相互信任，真诚交流与合作，是可以相互融合、共同发展的。事实上，全球化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冲突中孕育着融合，融合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冲突，冲突与融合的结果是多元共生，长久整合，价值共进。
总之，世界各文明之间应该通过理解、交流、沟通和协调，从而最终实现文明间的融合，缓解和消除文明间的冲突，在文明系统整合作用中，促进人类文明向着更高阶段发展。
六 中西传统和谐文明观的整合与创新
和谐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时代课题。古今中外的历代哲人对此进行了孜孜不倦的探索与追求，形成了本质相同而又各具特色的和谐思想。在人类认识的历史长河中，中西传统和谐文明观作为理性自觉的产物和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就像两颗璀璨的明星，交相辉映，照耀和引导着人类及其社会文明发展的道路。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和谐与冲突张力失衡而导致的种种危机和紧张局势，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期待超越中西和谐思想的历史局限，吸收其思想精华与合理内核，实现其整合创新，构建适应“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需要的现代和谐文明观并在其指导新的实践，必然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