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整合中西传统和谐文明观何以可能
中国哲学中的和谐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的概念出现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和”字；在《易经》“兑”卦中，“和”是大吉大利的征象；在《尚书》中，“和”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去，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思想家们把“和”作为一个哲学的抽象范畴加以研究，揭示了和谐的价值、本质和机制。西方哲学史中的和谐理念古老久远，生动深刻。其研究进路有二：第一条进路是，从总体上肯定和谐的价值与意义，可以称之为“总体的和谐”。第二条进路：具体地分析和谐的本质和机制，可以称之为“具体的和谐”或“辩证的和谐”。中西和谐文明观整合的基础和可能性在于它们具有相同或相似的本质、价值和机制。
（1）相同的和谐本质观
中西古代圣贤普遍认为，和谐是反映事物与现象的协调、适中、秩序、平衡和完美的存在状态的范畴，是多样性的协调和统一。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和谐的内涵和本质特征。中国古代哲人首先从“和”与“同”的区别上来界定和谐。
认为“和”，就是多种因素的并存与互补，和谐的本质在于统一体内多种因素的差异与协调。西周史伯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声——无听，物——无文，味——无果，物——不讲”（《国语·郑语》）。孔子也提出“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的命题。毕达哥拉斯也认识到“和谐是矛盾的协调和统一，和谐是杂多的统一，不协调因素的协调”。和谐的原则是适度或中庸。孔子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荀子也认为“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荀子·乐论》），“诗者中声之所止也”（《荀子·劝学》）。《礼记·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还认为“过”与“不及”违反了适度和中庸，因而不能广泛推行。
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过度和不足乃是恶行的特性，而中庸则是美德的特性。”正如“幸福的生活乃是一种不受阻碍而符合于美德的生活，而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一样，在国家组成方面，相对于穷人和富人而言，“中产阶级……乃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公民的阶级”，而“最好的政治社会是由中等阶级的公民组成的”。和谐是秩序、平衡和完美状态。《易·系辞上》也说“一阴一阳之谓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周易全解·乾卦》）。和谐在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中呈现出来，内含“道”的机制，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毕达格拉斯同样论述了宇宙的平衡、规律和完美性。他认为数的比例构成宇宙的和谐，而由数产生出点、线、面、体，并赋予其美学价值，他说：“一切立体图形中最美的是球。”
（2）相似的致和之道
中西古代圣贤认为事物的相反相成，对立的统一是形成和谐的根本原因。
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与中国古代的老子生卒年完全相同（公元前580～500），有意思的是，两人不仅同时提出了和谐思想，而且也提出了相似的致和之道。
老子认为，和谐乃是阴阳二气相搏的结果，他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相反的阴阳之气的冲击，乃是形成和谐的原因。和谐既有相反、不同的一面，又有相成、一致的一面。老子还从矛盾的角度论证了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的和谐。他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道德经·二章》）毕达哥拉斯也提出“和谐起于差异的对立”的学说。他认为和谐是对立中的和谐，并提出了十组对立：有限与无限，奇数与偶数，一与多，左与右，阴与阳，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方与长方。他还说，乐是对立因素的和谐的统一。在毕达哥拉斯之后，赫拉克利特从矛盾的角度出发认为“对立造成和谐”。
他说：“自然也追求对立的东西，它是从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从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赫拉克利特还从对立面之间相反相成的性质论证了和谐的成因，他说：“疾病使健康成为愉快，坏事使好事成为愉快，饿使饱成为愉快，疲劳使安息成为愉快”；“如果没有不义，人们也就不知道正义的名字”，并明确肯定“相反者相成：对立造成和谐”。
（3）相近的和谐价值观
相近的和谐价值观。和谐是万物之母，是宇宙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在远古时代我们的先哲就领悟到：和谐是万物之母。《淮南子·汜论训》有言：“和者，阴阳调、日夜分而生物。”《春秋繁露·卷十六》曰：“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荀子·天论》也说：“万物各得共和以生。”皆认为，只有和谐，万物才能繁衍生长。老子更加完备和系统地论述了和谐的意义。首先，在论述宇宙万物生成的过程时充分肯定了和谐的作用。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其次，从宇宙万物的处境和发展状况上肯定了和谐的价值。他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
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七十七章》）再次，“和谐”是人生修身立命的最高目标。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道德经·十四章》）这里老子用反问的口气道出了一个道理：和谐的人格形态必须是形体与精神的合一。《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和谐是天地万物孕育发展的根基与关键。孔子还从治理国家的角度，提出了“和无寡”（《论语·季氏》）的主张。荀子也说：“和则一，一则多力。”（《荀子·王制》）尤其在《论语·学而》中，儒家提出了“和为贵”的命题。孟子则把这一命题发展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的价值观。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明确把和谐作为自己哲学的根本范畴，提出着名的“天体距离和谐与天体音乐和谐说”，毕达哥拉斯说：“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全善和神一样。所以一切都是和谐的。友谊就是一种和谐的平等。”
毕达哥拉斯学派有句着名的格言：“什么是最美的——和谐。”把和谐看作宇宙和人生的最高境界。在柏拉图看来，善就是和谐。他说：人的至善的境界是人自身“理智”、“情感”与“意志”三者的协调统一。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他说，人的行为上的中道，“既是中间的，又是最好的”。中庸致和是人们行为的最高典范。
2.整合中西传统和谐文明观何以必要
中国传统和谐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折射出中国古代文明模式封闭内敛的特征，体现着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历史轨迹，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基础。概括起来，中国传统和谐观有三大特征：
第一，注重社会人伦的和谐。尽管孔子、老子等中国贤人也论述到了自然的和谐，但从总体说来，中国传统和谐观主要从伦理上、政治上的角度注重社会人伦的和谐。晏婴的“和而不同”论，本身就是从君臣关系引发出来的，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先生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声，成其政也”（《左传全译·昭公二十年》）。孔子之所以重视“乐”的和谐，是因为“乐者，通伦理者也”。乐之和谐，是为了达到伦理之和谐、政治之和谐。“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礼记·乐记》）。由此可见，孔子的和谐论，是为了达到社会人伦的和谐。中国古代的社会和谐观影响极为深远，直到现在，在“和谐”一词的使用上，我们更多的还是在“和气”、“祥和”、“谦和”等为人处世的范围内运用。
第二，注重柔顺、静态的和谐。中国的哲人倾向于静态的和谐美。老子致虚、守静、尚柔，他说：“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道德经·十六章》）静才是事物的本性和根源，懂得这一点才是高明。儒家主张以和谐的家庭为蓝本，建立和谐的国家。而家庭内部关系的和谐，则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及夫妻之间的互敬互谅来维系。在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和谐上，主张忠君、信友、敬老、怀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感情温和适中、思虑节制保守，主张个体对群体的服从，把家庭的和谐与社会的安宁建立在人对人、人对社会的服从、顺从、协调基础之上，而非对立、对抗和斗争之上。
第三，妥协退让、与世无争、无为而为的致和之道。老子反对一切战争，“佳兵者，不祥之器”（《道德经·三十一章》）。认为“人之道，为而弗争”（《道德经·八十一章》），主张“知其雄，守其雌”（《道德经·二十八章》）。认为和谐不是经过对立和斗争达到的，而是源于对立面的互相回避，以柔弱、退守的原则保全自身。所以老子尚水，认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八章》）。如水一般，和谐的实现不应靠主动追求，而应靠事物发展的惯性自动生成；水无所为而为，和谐的实现也一样，人做的越少和谐就越容易实现。老子还指出要达到和谐的人格形态，必须“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五十六章》）。消磨锋芒，消解纷扰，收敛光芒，混同凡尘，这样才能具有豁达的心胸与和谐的心境去待人接物，达到人生的理想状态。与此相似，孔子虽然也认识到事物的矛盾特征，但他不是主张斗争，而是主张调和。他采用“致中和”的办法协调对立面，提倡“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与老子一样，孔子反对武力，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西方和谐观具有具有注重自然界和谐、外部世界的动态的和谐以及积极致和的运思特色。这些特色或多或少折射出西方文明崇尚自由开放的特征与传统，体现着两千多年来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构成了西方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基础。概括起来，西方传统和谐观也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是注重自然界的和谐。虽然古希腊哲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论述到了人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但是总的来说，古希腊主要从宇宙学、数学、美学的角度关注自然界的和谐。古希腊的和谐范畴首先是作为同混沌相反的宇宙组织性出现的。毕达哥拉斯明确地提出了“天体和谐”的理论，他的和谐，不但是从大自然中发现的，而且也是自然的基本构成和基本规律，所以他说：“整个的天就是一个和谐，一个数目。”毕达哥拉斯是一个数学家，他通过数的大小、轨道、距离等比例关系论证了天体之间的和谐并揭示了天体运动的规律。他以数的比例、对称等均衡状态来展现宇宙自然之和谐。睿智的赫拉克利特也认为：“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
第二，注重动态的和谐。古希腊的和谐是冲突的、动态的和谐。被誉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万事万物象川流不息的河水一样在不停地流动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因而他的“和谐”也是一种激越的、冲突性的、不断运动变化的“和谐”，和谐之美就在于对立面之间斗争、冲突与抗衡。他认为，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和谐。“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和谐不仅是一事物之为此事物，而且是一事物如何转化为他事物，是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第三，主动追求，积极进取的致和之道。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和谐的实现要靠人的主动追求。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并非完美无缺，和谐中包含着不和谐。和谐正是通过人的主动争取和斗争而实现的。正因为和谐是在互相排斥、互相斗争的过程中产生并存在的，所以赫拉克利特崇尚冲突、对抗、斗争甚至战争，他说：“应当知道，战争更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