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日本军事上又搞航母又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是日本长期以来不懈的追求。这两年，日本在军事建设上的步伐较大。2007年9月3日，美国《防务新闻》网站发表文章，题为《日本新舰船：驱逐舰还是航空母舰？》。文章说：8月23日，在横滨的石川岛播磨重工业公司船厂下水了一艘排量为135万吨的“日向”号驱逐舰，这艘直升机航母式的驱逐舰首次下水，可能标志着日本扩大海上力量并最终加入海外国际联盟的雄心。日本东京冈崎研究所副所长河村说：按照计划，日本将总共采购4艘“日向”级驱逐舰，这些舰船将作为海上自卫队舰队的旗舰。日本人虽然掩耳盗铃式地称自己的新船是驱逐舰，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轻型航母。2007年12月18日凌晨7时左右，日本海上自卫队利用海基导弹，成功地拦截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能在海上拦截导弹的国家。因此日本官员称这是“划时代的成功”，日本媒体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2008年1月26日，日本防卫省决定，着手制定一套新的体制，用以拦截针对日本重要设施的巡航导弹攻击。据分析，其背景是由于中国不断强化巡航导弹的对敌攻击能力。说来也奇怪，中国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入侵过日本，而是日本三番五次地入侵中国，今天的日本却着实担心中国的入侵，不惜花大价钱搞军备。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
今天的日本文化上表露出征服他国的欲求。虽然由于二战的经历，和平主义在日本社会已经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理念。但是，“软权力”复仇甚至征服并没有被放弃。日本前外相町村信孝曾说：“日本在战后已经不是依靠军事力量这种硬权力的国家了，向外扩展日本的软权力非常重要”。其意无非是历史上以枪炮、刺刀等军事手段为标志的“硬权力”没管用，今天的日本还有以文化、经济等手段为标志的“软权力”，照样可以征服世界！有人预测，日本将是21世纪从地球上消失的一个国家。这话不是没有道理。历史早已表明，大和民族是一个自我纠错能力极差的民族，早晚要毁于这种根基性的错误之上。实际上，日本人征服他国的欲求蕴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劣等意识”，总认为别人的、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正如日本京都大学教授会田雄次所说，由于“日本人缺乏自尊心，这种对于外国人或者他人的羡慕就会毫无道理地扭曲为一种极端的嫉妒和憎恶之情。日本人的这种劣等意识作为一个整体使日本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一旦恐慌情绪出现、或是欲求得不到满足，极易出现全民性的歇斯底里”。
今天的日本对华关系上始终存在着深深的抵触。中日两国间的关系，始终也没有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热乎起来。这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日本从骨子里对中国有着一种深深的抵触。2007年12月，日本内阁府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日本人占635%。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曾讲过这样一个情况：在日本外务省只要是能说中文的；比较了解中国情况的在外务省从来得不到提升，日本的狭隘就到这种程度，它认为会中文的人就亲近中国。在中日两国关系中，靖国神社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中华民族情感上绕不过去的“槛”。今天，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有二：其一，是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问题。日本几乎全部的石油和天然气都依赖进口，中国对能源的需求也在急速上升。由于两国都希望开发“本土资源”来缓解能源需求，因此，东海问题就成了由能源需求而引发的不可调和的领土主权问题。日本政府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申请超过38万平方公里的大陆架，而这部分大陆架属于钓鱼岛的范围，有可以替代石油的可燃冰矿藏。实际上，早在1999年，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公开宣布了钓鱼岛列岛的领海基线。日本政府今天向联合国申请，用台湾媒体的话说是“对我国主权的直接挑战”。2008年6月，日本巡逻舰撞沉台湾海钓船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有台湾人已提出搞百船、千船、万船保钓活动。6月18日，中日双方同时宣布，两国一致同意在实现划界前的过渡期间，在不损害双方法律立场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并“就联合开发东海达共识”，在东海共同开发上“迈出第一步”。这个所谓的“共识”，就是在中国长江口、日本大隅诸岛、冲绳诸岛、中国台州四点连线中间位置上，共同开发一块2600多平方公里的油气区。对此，不少日本人认为吃了大亏，一些日本媒体甚至要政府“反省”。这件事虽然不大，但从中可见一些日本人的贪婪、无知和无耻！至于钓鱼岛，日本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耍赖皮，而且违反国际公约。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在台湾问题上明确表示：日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方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方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这里所说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是有关台湾和钓鱼岛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它明确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1943年的《开罗宣言》写的非常清楚，“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这之中，就包括了在国家行政区域划分上属于台湾省的钓鱼岛。今天的台湾，所以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不放弃钓鱼岛，因为他们有《开罗宣言》的法理依据。而日本，恰恰总是在有意识地回避这一法理问题。其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防范心态和遏制举措。一位叫小岛朋之的教授在日本《外交论坛》2007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说日中关系前景将取决于九种变数：一是经济变数，中国经济发展将使日本的地位下降；二是感情变数，日中对彼此的看法和感情会影响两国关系现实；三是地区变数，日中如何在东亚地区合作与统一潮流面前展开合作仍是未知数；四是历史变数，首相参拜问题仍是日中关系今后的焦点之一；五是台湾变数，台海态势发展影响着中国与美日之间的关系；六是东海变数，日中需要在东海安全与资源、能源问题方面展开合作；七是美国变数，美国可能日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而将对日关系视为附属；八是中国国内变数，中国对日政策存在出现波动的危险性；九是中国未来局面的变数，中国实现崛起后的局面难以预测。文章强调指出，基于上述九种变数，日本必须在与美国、东亚国家合作的同时，对中国采取对话与遏制并行的措施。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大力发展军力尤其是导弹防御系统和航母，或多或少地透着遏制中国的战略意图。
笔者对中日关系始终不能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旧账。这并不是笔者小肚鸡肠，一方面是对灾难历史的深深记忆，一方面是现实总让人不能不去翻腾历史。中日两国历史遗留问题很多。众所周知，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迫使中国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最终在盟国的大力帮助下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曾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场战争也严重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上溯到19世纪，中日甲午海战中中国北洋水师的全军覆灭，以及继后清廷被迫同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不仅占领了朝鲜，还占领了中国的台湾。这已成了中国近代耻辱的象征烙印在中国人的心里；另外，历史上的琉球问题，也让中国如鲠在喉。明清时期的琉球，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藩属国之一。明王朝还派出官员到琉球任职，帮助琉球王治理国家。然而，1872年，日本无视琉球的主权和中国与琉球的关系，擅自单方面宣布琉球为日本的内藩。1875年7月，日本强迫琉球停止向中国的清王朝进贡，改奉明治年号，允许日本驻军。1879年4月，公然宣布琉球为冲绳县，彻底并吞了琉球。这也为日后的钓鱼岛问题留下了隐患。
今天，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并没有跟日本人斤斤计较。然而，日本右翼势力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往中国人的历史伤疤上撒盐。这之中，除了对中国崛起的现实担忧、对生存条件的历史恐惧外，还有着十分深厚的文化基础——武士道精神的影响。自中古时期以来，日本就形成了以武士阶层及其代表诸侯封建主为主导的历史传统，因此历史上的日本就具有很强的侵略扩张习性，“找个敌人”是日本思维的特征。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曾指出：杀人、劫财、强盗为武士的习性。所谓“武士道”，不仅是武力，还有一个欺骗。美国的乔治·弗里德曼和格雷迪恩·勒巴德在《下一次美日战争》中指出：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从来言行不一。勒巴德的这句话，既是对日本自清末以来频繁对俄罗斯、中国、朝鲜、美国等国和国际社会大行欺骗之术的憎恶，也是对日本武士道精神本质的揭露。中日关系之所以不容乐观，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操守确实存在着一些让人难以接受的因素。
首先，“大和民族优越论”是中日关系的深层障碍。日本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大和民族文化，大和民族人占日本总人口的99%以上，因此大和民族文化代表着整个日本的文化。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思想家佐藤信渊就狂称日本人是世界万国中最优秀的人种。另一位明治时期的思想家冈仓天心则认为统一亚洲是“日本伟大的特权”。他说：我们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的无与伦比的祝福，有着未曾被征服过的民族所具有的自豪，我们有着在膨胀发展中做出牺牲而坚守祖先留传下来的观念和本能这样一种岛国的独立性，我们就能够使日本成为保存亚洲思想和文化的真正的储藏库。时至今日，日本一批右翼势力仍在鼓吹冈仓天心的这种论调，说什么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从5世纪统一日本时起，其大脑、气质、语言甚至头脑的构造，都比任何民族优越、高贵”。而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如中曾根康弘等也持有这样的看法，他说：日本种族是杰出的，因为自天照大神以来，日本人就像最好的清酒那样纯洁。因此，一般说来，日本人与西方的法国人最相近，而且他们一般都优于法国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超常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向来自视过高，容易产生对异族的统治欲和支配欲。
其次，日本外交政策的右倾化让中日关系很难向好的方面发展。美国调整东亚地区战略给日本撑了腰，使日本“胆儿肥”起来。一个时期以来，日本在东海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强硬，一再要求中国提供地下结构相关数据，同时立即停止油气田开发。在2005年9月30日至10月1日的中日第三次东海油气田局长级谈判上，日方第一次提出所谓的“共同开发案”。在这个方案中，日本人提出的共同开发范围包括了在所谓的“东海中间线”以西中方已经开采的春晓、断桥、天外天和龙井四个油气田。日本人想让中国把自己的主权和权益拿出来与其一块开发，就如同一个人跑到另一个人的兜里拿出钱来要共同花一样，完全是强盗的逻辑！防卫厅升格，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有一颗不安分的心。虽然“厅”、“省”仅一字之差，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立国宗旨的重大变化。历史上，日本实行的是1府12省的中央行政机构，防卫厅只是内阁府下一个厅局级单位，大事小情均受制于总理大臣。升级为“省”之后，防卫领导机构将从内阁府独立出来，成为与外务省、经产省等平级的国家机构。防卫大臣可以直接要求召开与防卫问题有关的内阁会议，直接提出防卫预算。同时，还拥有了其他重要权利。简言之，“厅”变“省”，标志着日本向“正常国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可以断言，日本不会甘心“一条腿”大国的地位，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很难忘怀。中国走向海洋无疑会影响日本“大国梦”的实现。从骨子里敌视中国、惧怕中国“走在前面”的日本，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走向海洋。但是，日本只能“拉大旗作虎皮”——依赖美国，而且充其量是个“有贼心没有贼本事”的“银样蜡枪头”。因为日本的幅员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与中国相比并不为多，再肥的羊不如瘦死的骆驼大，尽管日本有过“明治维新”、“圣战”的辉煌，但历史毕竟是历史，过去的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尤其是日本在侵略战争问题上的死不认账、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自私、狭隘与毫无战略眼光，注定它永远也成不了“大气候”。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在地区安全、中国安全问题上，日本不会捅出大娄子来。但是，在中国走向海洋的问题上尤其是“三海”问题上，日本将是一个重要的干扰和制约因素。在解决钓鱼岛问题、东海划界问题上，中国需要力量，更需要智慧。
中印关系——喜马拉雅山没有阻隔矛盾、印度洋连接新的问题
有着数千年与世无争宗教理念的印度，在印度国大党前领袖尼赫鲁所著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提出：“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有声有色，要么销声匿迹。”这一论调，与当年希特勒关于日耳曼民族的论调如出一辙。
长期以来，印度坚持认为对其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陆地，其中北部的中国是“长期的潜在对手”，西部的巴基斯坦是“现实的主要敌人”。因而，印度军事战略的重点是攻巴防华，遏阻来自陆地的威胁。1948年印度刚刚独立，就挑起了第一次印巴战争，抢占了克什米尔地区2／3的土地；1953年前后，在中印边境地区将其控制范围逐渐扩展到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先后侵占了约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于1962年挑起了中印边境战争；1965年、1971年又先后挑起两次印巴战争，并武装肢解了巴基斯坦，解除了“两面受敌”的威胁；1974年，强行吞并锡金；1987年，以帮助斯里兰卡政府镇压泰米尔猛虎组织为名，公开出兵斯里兰卡；1988年，马尔代夫发生政变，印度又出兵弹压。总之，在南亚弱小国家与印度之间形成了“唯印独尊”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