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业虽然崇高，但很孤独。据希尔说，坎顿的头面人物完全被黑帮分子们唬住了。坎顿的其他报纸不理睬这篇新闻，甚至市里的宗教领袖也拒绝了希尔请求行动的建议。当对警察机构腐化的抗议浪潮演变成州当局有计划的调查时，麦利特最终完成了他筹款计划的安排。他说服了大法官艾尔伯特·H·加里，美国钢铁委员会的主席，为他的计划保险，让他乎下大公司的管理人员每人买一本他们出的书。希尔和麦利特估计，美国钢铁公司的订货款额将达到15万美元。而且加里同意帮助他们，促使其他巨型企业同样向他们订货。
麦利特和加里定在1926年7月下旬的一天讨论合同的所有细节，并签下合同。预定会谈前的一个星期，麦利特下班回家时，遭到黑帮分子和一个变节的警官的袭击。当麦利特从车库出来时，暗杀者射出罪恶的子弹，他不幸身亡。
希尔幸免遇难，仅仅因为轿车坏了，所以他第二天早晨才回到坎顿。他一回家就得知了麦利特被害的消息，然后接到一个叫他一个小时内离开市里的匿名电话。希尔意识到自己孤立：无援，也立即离开了，甚至来不及收拾东西。
又一次，他苦苦地挣扎，追逐着彩虹的影子。财富近在咫尺，当他伸出手去，却发现那已成泡影。拿破仑·希尔的第43个年头将在西弗吉尼亚躲躲藏藏地度过。在那些日子里，他一无所有，没法养活惊恐万分的家庭，不带枪就不敢出门。一生中第一次，他尝到了持久的痛苦滋味。
（第5章）流放岁月
刚开始的时候，拿破仑的生活仍笼罩在阴影之中。在1926年7月19日一封给弗洛伦丝的信中，他不敢落地址，只说他回到了坎顿，试图重新开始。“因为麦利特先生的去世，我们都心绪不宁，事情做得很少，”他写道，“我正重新投入工作中，就像随信附带的广告所表现的那样。”
在同一封信中，他还邀请弗洛伦丝和他一起参加周末野餐。
在一个月后给弗洛伦丝的又一封信中，他勾勒了将在印地安那州野心勃勃的秋季演讲活动的轮廓。计划排场之大，预期反应之热烈，是纯拿破仑式的。六个月的演讲，他将家喻户晓。并将“从印地安那的整个政治机器中”得到积极的支持。巡回演讲从印地安那波利斯开始，他将在警察行进方队的保护下进入会场，和市长、政治首脑同台讲话，得到那里三家报纸，甚至该州最炙手可热的社会政治力量——三K党的支持。
“这是那个州举行的计划最周密的演讲。”他赞不绝口。但是9月，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生活中已有了阴影。事实上，这是弗洛伦丝在后来一年内收到并保藏的最后一封信，因为枪杀了麦利特的那个歹徒将要悄悄地对拿破仑动手。
麦利特被谋杀后没多久，拿破仑就收到了他的第一个死亡恐吓电话。那个电话是由那个变节的警察打的。他的话筒短明了：滚出坎顿，否则麦利特就是你的下场。
拿破仑·希尔在此事上别无选择。尽管他斗志旺盛，枪法好，但他并非一个杀手，没有希望打赢这场战斗。黑帮分子简直太多了，他们和当地警察、政客、法官又有那么多联系，拿破仑只得立即离开了坎顿。
他的第一站是克利夫兰，他试图在那儿继续以前和麦利特计划过的演讲。演讲比写书更快，因为他急需钱。给弗洛伦丝的有关印地安那巡回演讲的信就是他从克利夫兰写的。
但麦利特的谋杀者们不愿希尔的科学研究在离坎顿那么近的地方进行。他们继续施加压力，在他给弗洛伦丝写那封信不久，拿破仑就在夜幕的掩护下离开了俄亥俄州。他躲进了西弗占尼亚的深山中，藏进了亲戚家里。他的流放将持续一年。这一年是希尔个人的炼狱，恐惧紧紧地扼住了他，他无法做任何事。
“在我避难的口子里，”希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晚上我极少出门，而当我出去时，手始终放在自动手枪上，时刻准备行动。要是一辆可疑的汽车在屋外停下，我就躲进地下室，透过窗户仔细查看来人……暗杀的恐惧笼罩着我，我不得不整天将保镖带在身边……”
拿破仑·希尔就这样度过了1926年10月26日——他的第43个生日。而几乎在整个1927年里，他将继续躲藏。当同龄人享受着美国繁荣时代的慷慨馈赠，以及“兴旺的20年代”最后几年的疯狂快乐时，希尔一无所有，并且远离家人。他这个年纪的夫妇们，因为生育时期已过，可能已在考虑过一种新的、更安稳的生活，而希尔的婚姻已近破裂边缘，对儿子们来说，离家的父亲已经成了遥远的陌生人。
耻辱和内疚最终降临在希尔心头，但最主要的情绪是恐惧。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的、完全令人迷惘的经历。过去他行走江湖，成功多于失败，对冒险毫不在意，现在却感受到恐惧造成的伤害。
10年后他仍能描述那几个月里的痛苦：
我一生中第一次尝到了持久恐惧带来的痛苦。以前的失败经历让我怀疑，使我优柔寡断，但这次让我心中充满了挥之不去的恐惧……
这样过了几个月，我前进的神经开始崩溃，我的勇气消失殆尽。在我研究成败原理时鼓励我前进的雄心壮志离我而去，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我觉得自己在滑向昏睡状态，我害怕自己将永远不能自拔……
如果我的性格中有精神失常的种子，那么它将在那生不如死的日子里发芽。愚蠢的犹豫不决，摇摆不定的梦想，日日夜夜占据着我的大脑。
我所面临的困境在两个方面来说是灾难性的：首先，它使我处于一种持续的犹豫不决和恐惧之中；第二，这个禁闭让我无所事事，时间的重压让我焦虑。我的理智几乎瘫痪。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冲出这种状态，但怎么办呢？以前面对危急时的智慧已插翅飞走，留下我孤立无援。
这个困境给我的重负不仅已让我难以承受。更重要的是，比这些重负加在一起更让人痛苦的感觉是我意识到，自己的美好年华浪费在了追求彩虹的影子上，到处追寻成功的真理，却发现自己比成千上万我认为是失败者的人们更加孤立无援。
这个想法让我觉得极端羞愧。我在全国演讲……自认为可以告诉别人如何应用成功的原理，而我自己在这儿却不能应用。我再也没有自信去面对世界了。
每次我照镜子时，发现镜中的我有一种自我蔑视的表情……我开始把自己归于江湖骗子一类角色中去，我给别人提供治疗失敗的处方，而自己却不能成功地运用它们。
在希尔的脑海里，流放的岁月是一生中最大的考验。这段经历却和基督跋涉荒野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他从未加以相提并论。而最终的诱惑——放弃，丢掉所有的信仰——对拿破仑太真切了。甚至当企图谋杀希尔的人被处以终身监禁后，他还不能从阴影中走出来。
“这段经历毁掉了我所有的创造性，”拿破仑写道，“我觉得自己被恶梦般的影响力控制着，我活着，可以活动，但却想不出一个办法去继续追求我多年的目标。很快我变得冷漠，更糟的是，我开始对那些在我危难时收容我的人大发牢骚。”
危险过去之后几个月，拿破仑。希尔仍旧处于痛苦和抑郁不振之中。他急切地盼望重新开始，这看起来完全不可能。他的巡回演讲、支持者、宣传者只是一个遥远的梦，而即使他有时间和精力重新开始，靠演讲所得的收入，对像他这样的中年人，以此谋生也太微薄了。他盼望出版自己卷帙浩繁的成功哲学的大作，也随着法官加里的去世而随风逝去。加里得了病，在麦利特被谋杀几个月后死去。
接着慢慢的，他的心情从沮丧的最低谷走出。在无助和失望中，一种新的感觉开始萌生。他害怕一辈子就只能这样了，如果他不有所作为，他的后半生就要这么溜过去了。他没有在生活的危险中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而只是轻而易举地彻底放弃了它，内心深处他不愿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开始挣扎着回到原路上来。“我生活的转折点在1927年的秋天突然到来。”希尔写道，“一天晚上，我走出门，走上镇上山顶的小学大楼……我开始在楼四周走来走去，试着强迫迷糊的头脑清醒地思考。我很可能绕着那个楼走了几百个来回，才有些微弱的光芒出现在脑海中。”
他的头脑已经不能自然地思考问题，于是他强迫自己集中思想，求助于对自己成功原理一步一步的回顾。他和那个让自己无所事事的自我搏斗着，让自己的意识回到他刚出来闯荡的时候，回到20年前和安德鲁·卡内基的交往及所有其他成功原理的起点。
在星光照耀下的夜色里，他绕着学校走了一圈又一圈，试图确立一个明确的主要目标。这个目标必须崇高，值得追求不舍，可以让他再次勇敢地撞开身边的壁垒。
在11月山间夜晚水晶般纯净的空气里，希尔的思想进入了神秘主义的边缘。他沉浸在卡内基的“另一个自我”的概念上——一些人面临危机时，他们改变自己的习惯，找到他们个性中能适应环境变化的那一面。
他开始将苦难看成是对自己的又一次考验，是强迫他发现“另一个自我”的一段经历。他苦苦思索自己的哲学，那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他最伟大的事业。他又一次意识到，他为整理编纂它已经用去了近20年的时间了。这个事业需要的巨大奉献让他畏惧，这个哲学将为人类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又深深打动着他。
他又一次回想起他接受卡内基的挑战时那个工业巨子的劝诫：编纂、提炼和阐明这个哲学至少需要20年，希尔意识到最后期限已在渐渐逼近。
最终，一个念头闯入了他的脑海，那个念头如此有力，如此清晰，仿佛有人给他下达了一个命令：他决定明天就去费城，印刷他八卷本的哲学著作。
这儿还有几个问题，换了别人，也许就不会将拿破仑那晚做出的决定继续下去了。对一个外地人来说，他不认识费城的印刷商，也不认识任何可能的资助者。他几乎不名一文，能不能到费城还是个问题，要在那里停留，无论多短的时间都是不可能的。
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他下了山，睡了一年来的第一个好觉。醒后，他开始收拾东西，处理一些具体问题，他搞到了一部分钱——先从自己的大舅子那里借，然后是弗洛伦丝和布莱尔。那时布莱尔已经16岁了，正在从事他的“后院畜牧业”。
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方案，确切地说，不合逻辑，也没有合理的成功机会。实质上，拿破仑仅仅是换了他的地址，放弃了虽然空虚但有吃有住的生活，去费城寻找新的希望，这就是能激发拿破仑。希尔最大潜能的冲动的赌博。但在1928年，这是一次为了他的重生必需的一次冒险。
而他确实获得了重生。车行一夜，他到了费城，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洛卡斯特大街一家舒适的旅馆，开始工作。他用甜言蜜语劝服当地一个印刷所的印刷商，让他们赶制一批精美的信笺和名片，在那上面用优雅的光面粗衬线体印上他的新地址——那种老式、实心的信头，让人觉得拿破仑·希尔已在洛卡斯特大街1718号住了多年。取回信纸后，他就给弗洛伦丝写了一封信，让她把所有的《成功法则》书稿寄来。弗洛伦丝向来办事利索，她将书稿利索地收进旅行箱里，余下的空间刚好塞进一双套鞋——这是考虑到费城11月的天气，而拿破仑将要为他的重大转折在费城的大街小道奔波很长时间。
两个星期后，拿破仑收到了弗洛伦丝寄出的包裹。然后马上行动起来。他让人将他的一套《成功法则》装订起来，配以昂贵的皮制封面，并给每页压上金边。他一边等着书装订出来，一边花了两天的大部分时间整理出一张印刷商和业界熟人的表格，准备拜访他们。然后，希尔开始了令人头晕目眩的穿梭外交，拜访费城的印刷商们和商界代表，并给城外的人打电话和写信。他的首要目标是找到一个印刷商，完全接下这本书的印刷任务，并希望能提前收到版税。次之，他想找到一个企业或承包商为书的印刷提供担保，提前订货也行，直接投资也行，他算出至少要从这些财源中筹到2.5万美元才能把书印出来。
一连几个星期，希尔将他的所有精力和智力都用在了和印刷商直接见面、打电话和写信上。他的努力得到的回报是一连串的拒绝。出版在商业出版界名不见经传的作家写的1500页共8卷的哲学书——这其中要担多大的风险——印刷商们望而却步。仅仅书的发行就会是一场恶梦——8卷本的书会很贵，卖得很慢，还会长期占据大量的销售和仓储空间。
而就私人投资者而言，拿破仑似乎错过了大好时光。他最好的指望是20年来采访的工业界大亨们，但现在他们不是已经去世，就是退休多年。就新一代美国企业家而言，他有关成功哲学的大作也生不逢时——1928年，美国全速运转的经济提供了无尽的财富和机会，以至于人们认为成功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什么需要追求的东西。
后来，拿破仑说他之所以能勇敢地面对铺天盖地的拒绝而毫不畏缩，是因为他从“另一个自我”那里得到了激励。那之后的几年他从未谈起也未写下自己这一段个人奋斗经历，以免让他的追随者误认为他是一个狂人，但他并非疯狂。他所谈及的“另一个自我”，是一个有着坚定信念，而后才有成功希望的人的防御系统。这是他个性中完全积极的一面，除了他的力量源泉是无形的之外，他的功能有点像精神上的免疫系统。当生活中的挫折似乎要击垮他，不让他继续活下去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自我”就会用从信念和果断中产生出鞭策他前进的思想。“理智告诉我，所有可能的支持者，我都找遍了，”但希尔解释道，“‘另一个自我’平静地说‘继续找下去’。”他确实继续找下去了。
1928年感恩节后，拿破仑。希尔的危机开始缓解。夜已经深了，他为找出新的支持者已经用了很长的时间，就躺在巡乐椅上打了个盹，让梦境将他带回自己曾经辉煌的年代，带回创办（希尔黄金法则）时热火朝天、充满希望的生活，突然《黄金法则》上一个广告商的名字跳进了他的脑海：安德鲁·佩尔顿。
佩尔顿是个在康涅狄格发行书刊的印刷商，定期在《黄金法则》上为自己发行的自助书刊做广告。近10年后希尔想到他，是很自然的。1919年佩尔顿首推一本叫《意志力》的书（弗兰克·钱宁·海多克著），他声称，该书可以通过教人们如何“建立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力”而将“成千上万的人从失望的深渊中解脱出来”。无疑希尔熟悉那本书，也很可能在建立所说的“另一个自我”的过程中，运用过书中讲到的一些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