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一个儿时的伙伴在同一座城工作就是有福。我有两个，更是福中有福的了。
郑全、方小艾和我，三人老家都是一个地方——黑水河镇，三个人还是同年出生。小学到初中，我们三人是同一个学校同一个年级同一个班；我们一起考进了县里唯一的重点中学，只不过三人不再在一个班上，我和郑全分在一个班，方小艾分在了别的班上，但是除了上课，吃饭、逛街、回家还是结伴在一起。那时，家长们说我们三人穿的是一条裤子，整天形影不离。老师和同学说我们是“铁三角”，找到其中一只“角”，就知道其他两只“角”在哪个位置；找到其中一条“边”，就知道那两条“边”的方向。
大学时期，我又和方小艾考入了同一所大学。郑全虽然和我和方小艾不在同一所大学，但考上了同一座城市的另一所大学，且两所大学并不远，坐公交五站路，半个小时就到。所以周末我们大多还是在一起玩，说各自的见闻，或读到什么好书等。反正是快乐也好，忧愁也罢，都是三人共享共承担。大学毕业前，三人都发誓要一起留在北方这座大城市里上班，它毕竟是首都，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地方。能留在首都工作，既是个人的光荣，也是家乡的光荣。
毕业时，我们仨都如其所愿，留了下来，且单位都还不错，都较满意。参加了工作，生活不再像学生时代那样单纯，不再是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生活面在不停不断地扩大，社会人际交往在增多，繁琐事务在增加，各种应酬交际开始出现，于是我们三人约定，一个月在一起聚一次。刚开始时，大家也能坚持，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最先是谁打破了这个约定的规矩，出现了两个月甚至一个季度才能聚一次。规矩本身就是这样，一旦被打破，就再难维系、复原。发展到今天，三人的聚会就慢慢稀少，一年中也难得聚上两三回。若谁有事，一般在电话里就搞掂，若需见面，也是三五分钟时间把事办完就撤票。聚在一起实属不易。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说我的名字，我姓余名热。同事平时开我的玩笑，说我白天在工作中不应该发挥余热，而应该发挥主热，晚上回家再发挥余热就可以了，这样事业家庭才能两不误，才是和谐社会里的和谐人生。
掐指一算，上次三人在一起喝酒到现在快半年了。我想：这不行，得和他二位联系一下，找个空闲一起吃顿饭，畅快地喝一次酒，说一次真话，否则就憋坏了。谁都知道，单位不是能全部说真话的地方，同事也不是能全部说真话的对象。再说，感情这东西，它不像窖酒，埋在地下的时间越长就越醇香越绵长；它像一瓶打开的白酒，若不及时喝掉，酒味极易挥发，在时间流水般的稀释下，到最后只剩一瓶无色无味的水。所以感情是需要维护的，最好的维护方式就是常见面，多沟通。
我首先给郑全打电话，办公室电话没人接听，于是打他手机。通了，手机铃声设置得挺时髦，里面的歌手在放声歌唱：“……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地飞翔。”歌手可能累了，终于不唱了，手机里才传来一个粗壮厚实的声音：“余公子，有何吩咐？”
这简直是上来就单刀直入，一针见血。
“谁敢吩咐我们的郑少爷，现在的处座大人，我是来讨指示的。”我和郑全在电话里相互打趣开玩笑。
“我有个的指示，有啥事快说，我这边忙着呢。”郑全话音刚落，手机里嘈杂的声音就传了过来，又传来旁边人的声音：“郑处，您的意见呢？”
看来郑全确实有事，旁边人还不少，我收起了继续玩笑的念头，说了在一块儿聚聚的意思。郑全在电话里想了一下，说：“我星期天到南京出差，咱们就周五晚上吧，你联系一下方老夫子，我忙着呢。”
“叭”地一声，手机挂断。
我并不为郑全的武断生气。郑全大学毕业去了机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几年下来，由一名跑腿的小兵到如今当上了处长，实也不易。人一当官，事情就多起来，像天上的麻雀样，要飞翔，要觅食，要叽叽喳喳说无聊的话，还要筑窝、守巢等等。所以，我第一个电话打给郑全而不是方小艾。
我的父亲是我们镇的镇长，我出生时大家都叫我余公子，虽然我父亲早已不是镇长了，但我的这个称呼保留了下来。直到现在，熟悉的哥们儿还这样叫，就像郑全这样的哥们儿。郑全的爸爸是我老家镇上最大的一名企业家，家里非常有钱，所以大家叫他郑少爷，有点像解放前叫地主老财的儿子的滋味，当然，更多的是调侃。方小艾的爸爸是我们镇上唯一一所中学的校长，他人长得老相，平时说话又喜爱引经据典，可能是遗传基因的作用，方小艾大学毕业后去一所中学当了老师，平常我们都叫他方老夫子。
方老夫子听说聚会，马上说：“行，撮一顿正宗的四川火锅，都不带老婆孩子，就咱仨，来个一醉方休，痛快痛快，我来做东。”方小艾有点文人气质，豪爽大气。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聚会，谁最后掏钱都一样，既不会去争着抢着付账，也不计较谁多付了一次两次，有些淡如水的友情的味道。如今已是万事俱备，只等周末到来。
三个人走出火锅店，除了满嘴的酒气，还有一身的火锅味，大老远就能闻到。
吃火锅时，三人要了最辣的锅底，然后点了鸭脚掌、鲜毛肚、鹅肠、黄喉、鸡胗、鳝鱼、鸭血、茼蒿、大白菜等十来个菜，要了一瓶“剑南春”，吃的时候三人都被辣得满头大汗，嘴里发出“嘘嘘”之声。方老夫子大叫，说：“真过瘾，好久没这样爽了。”郑全则不停地和大家碰杯，然后一饮而尽。三人丢掉面具，天南地北，一通神吹胡侃，荤的素的，百无禁忌。郑全早已没了官员的架子和模样；方小艾也抛弃了平日里的斯文，露出骨子里的野；我也没了做新闻的敏感与尖锐。加上没有老婆孩子在场，三人更加肆无忌惮，露出本来面目，仿佛又回到了青少年时代，相互说着各自的笑话，相互揭短。
方小艾说郑全高中时追一位女同学，深更半夜去女同学楼下唱《半个月亮爬上来》，弄得整楼的女生睡不了觉。不知哪位女生急了，从楼上一盆冷水泼下来，把我们的郑少爷淋成个落汤鸡，彻底降温，回去还感冒了几天，害得半个月亮再也没爬起来。方小艾停了停又说，如果那位女生知道我们的郑少爷有今天的光明前景，现在肠子肯定悔青了，恨不得打开全部窗户，让郑少爷那整个月亮都爬上来。方小艾边说边唱边比划，动作既形象生动，又滑稽，逗得我和郑全哈哈大笑。于是，郑全马上回击，说你方老夫子也不是啥好鸟，记得上初中二年级时，有一次街痞溜进校园，跑到班上欺负女同学，男同学都冲上前去保护女生，有个街痞就从腰里抽出一把刀把一个男同学胳臂砍断了，血流如注。当时我们的方老夫子站在一旁，吓得脸色煞白，不但裤子湿了，还流了一地。三人又是一阵大笑，方小艾边笑边嘀咕了一句：“我不是晕血嘛，见血就尿胀想撒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