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说，建文四年六月乙丑，燕王兵临金川门，当时诸王分守应天各个城门，谷王橞守金川门，他登上城楼看见燕王到了即开门迎入，百官文武皆歌颂朝拜（“宋”字当为“颂”的通假），建文君正要出去迎接，身边人都纷纷散去，只剩下几位太监内侍。于是他叹息道“我有何面目再见皇叔”，遂举宫燃火自焚。燕王看见宫中冒烟，忙派中使前往救火，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中使从灰烬中用火巾裹着建文君尸体出来，又去禀告燕王。燕王哭道：傻孩子，我来是扶持你行正道的啊，你竟不能体察我这番心意，而草率出此下策！
然而这显然是成祖一朝史官的春秋笔法了。明明是燕王打着“清君侧”这样一个牵强的旗号兴兵逼宫，建文帝若是决意一死，也当自决于皇叔面前。阖宫自焚造成君位虚空，恰好成全了燕王，给了他一个不费吹灰之力的借口，以顺水推舟地接任大统。而死者已矣百口莫辩，《实录》里所谓“燕王哭道：叔叔来京城是扶持你向善的啊，你竟这么傻”这类话，真是低估时人又污蔑今人了。关于这一段，孟森先生有详细评述，笔者深以为然：“夫逊国之说，本为成祖事。成祖史臣讳其篡弑之恶，托于建文自逊云尔。若必谓不应称逊国，则书法惟有两途：极端袒成祖，则对建文称伏诛。试问此书法成祖敢受之乎？秉笔者苟稍有人心，敢出之乎？极端持正义，则对成祖称篡弑。此固名正言顺之事。而馆臣撰先生传之本意，乃罪建文，而非罪成祖也。”即说逊国之说，是成祖自说自话。他的史官怕直书成祖篡国弑君的事，而找借口推脱说是建文帝自己要拱手让贤。如果不称建文让国，那么史官们只有两种写法了：要么极端偏袒成祖，把他作为正统而称建文帝“伏诛”，可是，试问即使史官这么写，成祖他有脸面安之若素么？而执笔者只要还有良心，又怎么能够写得出这样的话来？还有一种就是极端坚持正义，坦言是成祖篡位弑君，这固然是事实，可是永乐治下的文史馆大臣们写史，必须是怪罪建文而不能怪成祖的啊。
不过史书记载可以掩盖真相，可是明成祖自己却也始终心虚，露了马脚。根据各种史料记载，他直到病殁前一年都没有放弃过找寻建文帝下落。诸如上述传说里提及的郑和下西洋也确实如东明寺老僧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寻找逊帝才是真。这在乾隆年间印行的《明史》“胡濙传”里面有详细记载：“永乐元年，迁户科都给事中。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良始释。”
这一段讲的是，永乐元年，胡濙迁官户科都给事中。有人说建文帝死于火中，有人说他带着旧臣逃出宫去了，成祖疑惑不定。永乐五年，派遣胡濙颁诏书，名为寻访张邋遢（即张三丰），足迹遍布天下州郡乡邑，暗中实为查访建文帝是否还安在。胡濙因此是派出去的寻访使中外出时间最长的，直到永乐十四年才回朝。他每到一处，都以普通百姓身份隐藏自己，连他母亲去世成祖都不准他回来奔丧。永乐十七年，胡濙又出发去江浙湘湖各省去找，四年后才回朝。飞奔去宣府面圣，当时成祖已就寝，听说是胡濙回来了，马上起身召见。胡濙把自己所知都禀明了成祖，君臣一直谈到天亮。之前胡濙还没带消息回来的时候，传说建文帝渡海逃走了，成祖还派了内侍郑和下西洋去找。直到那天听到了胡濙的消息之后他才真正放心。
而且，即使明成祖之后，他的子孙后代对他“建文畏罪自焚”这一定论也是深怀疑虑的。明神宗朱翊钧即位伊始，就曾下诏为被杀的建文朝大臣建祠庙祭祀，并颁布《苗裔恤录》，对他们的后裔给予抚恤。且明代官修的《明实录·神宗实录》载有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十月，朱翊钧与大学士张居正的一段对话：“上御文华殿讲读，从容与辅臣语及建文帝事，因问曰：‘闻建文尝逃逸，果否？’张居正对曰：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老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从间道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正统间至云南，曾于壁上题诗一首，有‘流落江湖四十秋’之句。有一御史见诗起疑，召而问之，老僧坐地不跽，曰‘我欲归故国’，方验知其为建文也。御史以闻，遂驿召来京，入宫验之，良是，时年已七、八十，后不知所终。上因命居正诵其诗全章，慨然兴叹，继命书写进览。寻且下诏复建文年号。”
由这则官修的实录可以看出，连大明首辅也引述先朝故老关于建文帝出家为僧的传说，可见随着国家的稳定，文网渐驰，人们不再慑于永乐朝的忌讳、违心接受那荒唐的“畏罪自焚”说。成祖费尽心机自圆其说，一日宫车晏驾，这华丽的弥天大谎立即不攻自破。真相往往如此，越是形格势禁，流言蜚语越是无孔不入。任你瞒天过海，利诱威逼，天网恢恢疏而不漏，须知英明神武如太宗，玄武门兄弟阋墙手足相残的喋血惨案，依然在窃窃私语中，为后来人说得历历分明。大明朝的文武百官，战战兢兢“为尊者讳”了二十年后，终于开始能够坦然地谈论前朝往事了，朝野内外对广为流传的建文帝剃度后流亡西南一说，几乎众口如一。所以建文没有自焚应该是可信的。现在民间的许多关于建文踪迹的说法，看来也并非向壁虚构。那么既然建文帝没有死，他和东明山到底有没有交集呢？
（二）建文终老存疑窦
《明史》中关于金川门之变是这样写的，“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帝后尸于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自后滇、黔、巴、蜀间，相传有帝为僧时往来迹。”
这里对建文帝具体出逃路线一笔带过，只点出了滇、黔、巴、蜀这个西南大方向，但是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里，有提到我们钱塘一带。建文帝带着杨应能、叶希贤和程济两僧一道云游遁隐于天下寺观，“其经由之地，则自神乐观启行，由松陵而入滇南，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踪迹去来，何历历也。”（《明史纪事本末》[3]，中华书局，1985）
特别是上文中提到的“天台”（“祥符”不是本城的祥符镇，据《明史·杭州府志》，祥符镇在明末的时候，尚且只是钱塘江边上一片沼泽地，所以“转入祥符”指的应该是别处），应该是建文帝与我们东明山呼吸最近的一处了。且史书有明文可查——讲述逊帝遁迹于东明，最早大致是明朝万历三十七年（1609）聂心汤编修的《钱塘县志》，其第十卷第57页有“东明寺”条，曰：“在安溪大遮山前。建文君为僧至此，有遗像。”从1402年靖难之变，建文出逃到《钱塘县志》付梓印行，一共两百年，还是同朝，其记载应该比较可信。
至于文人笔记，嘉靖年间钱塘人田艺蘅所撰的《留青日札摘抄》（民国二十六年的商务印书馆版。此书面世比《钱塘县志》还要早）中，有这样一段话：“东明寺在钱塘安溪，去吾乡不二十里。相传建文帝为僧居此寺，旧传厕制如楼，与人家颇异。后流广西。归老北京宫中，称曰‘老佛’。崩时，欲谥神宗而朝廷不允，葬西山，铭曰‘天下大法师之墓’。”田艺蘅家世钱塘，少年即好游历，多吟咏，以博雅闻，尤好嗜奇，《留青日札》是他的表作品。其中荀山、广济桥都有见于他的文字，此处他写到建文遁迹东明，也是听人“相传”，但虽未亲见，也足见这一传说流传之早了。
到了明末清初，有东明住持山茨通际禅师所汇编的《东明遗录》行世，其中录有唐元竑（元竑字远生，乌程人，万历戊子举人。明亡不食死，论者以首阳饿夫比之。着有《杜诗攟》四卷）在东明寺壁间题咏的“礼建文君遗像六绝句有引：‘像圆顶修髯，衮龙服南向坐。面作重枣色，堂堂然。葢逊国后曾潜住此中也。吊旧君者，往往寄慨兴亡欷歔欲涕，吾独谓君能临危自免，晦迹终身，阅历累朝，浩浩眉寿当巳齐得丧，证大解脱。其视失国，直弃敝屣耳！何楚囚相对做薮泽之视耶？故诗不以吊而以慰。”文思别致，对建文出家为僧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笔绘的《建文帝遗像》，草草数字，逊帝僧影历历如在眼前。而无数前来“吊旧君”的人，也从侧面反映出了这一传说采信度之高。
综观上述正史文献、杂史笔记，我们可以知道——不论官方或者民间，建文匿迹东明的传说早在大明当朝便已广为流传。
至清代，陆次云（生卒年不详，大约康熙初年前后在世，钱塘人）撰《湖堧杂记》，其中有了比较饱满的介绍，全文如下：
安溪有东明寺，建文皇帝遁迹处也。其至此地时，旭日始旦，故于寺额题曰东明。寺去邑四十里，可以潜伏，以龙混蠖，莫或识之。自归国后，方知为帝，故今范其遗像，僧服而衮龙，香灯昕夕，供以伊蒲，犹弗替也。寺有牡丹一本，乃帝手植。花皆千萼，色白如银，分其种他处，即不荣矣，越三百年如故。是老佛之灵尚在，而成祖之遗踪已作冷风荡尽。怀古者至此，能无兴感也哉！
这篇文献记载，已经出现“旭日始旦，题曰东明”，看得出是民国年间《杭县志稿》所本的蓝本了。建文帝之事隔了600多年，更兼众说纷纭版本芜杂，已经很难考证其确切遗踪，更兼本世纪抗战、解放后毁坏萧寺、文革时期的破四旧，东明寺历劫无数，想要找到实物证据言之凿凿地为之正名或者将其推翻，都似乎希望渺茫。总而言之，除了以上几条前人记载和官方史料，所能追溯的便只有安溪本地流传的关于东明山的传说了。
周师父所口述的传说里面，建文帝到东明山之前那个部分，可以说是其来有自。所根据的，是明朝一部野史，即万历年间印行的史彬所着《致身录》，这部有关建文帝逊国出逃的书也是当时流传最广的，其中有这样的文字：
“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即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希贤，应贤无疑。’亦祝发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者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吾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
和传说大意上契合。但是关于这一出，擅治明清史的着名近代史学家孟森先生在他所着的《建文逊国事考》中，综合各家野史给出评语是“溺于流传，遗误后世，为识者所不谈”。当然，孟森先生治学严谨，是从明史专业研究的高度为出发点的，我们不能就因此而抹杀这一家的言论，更何况要尊重民间感情，老百姓都不忍心相信也不愿意接受建文帝“阖宫自焚”这样悲惨的结局。建文帝“天资仁厚，亲贤好学”，不论官修正史还是稗官野史，人们对他的评价一向很高。钱谦益读《建文年谱》的时候，未终卷，“泪流臆而涕渍纸，欷歔烦醒，不能解免。夫然后知让皇帝之至德，沁入人心者如此其深且厚”。且不仅国内，国外的王公大臣对建文帝的仁德亦多赞叹，如《朝鲜王朝实录》中所载，永乐二年（1404）九月，朝鲜太宗王与近臣议事时问到：“大抵人心，怀于有仁。建文宽仁而亡，永乐多行刑杀而兴，何也？”又有一条资料，是清顺治十二年（1655）五月十四日，朝鲜孝宗大王语及大明建文之事，曰：“建文之流落四十年，终得不死者，古今之所未有也。万乘天子，及其失位，求为匹夫，不可得也。岂有如是而能得保全者乎？此盖建文身无失德，故天之保护如此耶！”言辞之间满是对这位仁君的褒奖，虽然其中不排除夹杂着对建文帝流亡命运的同情成分，但是从历史角度出发客观地审视这位短命国君——虽然他在性格上宽仁而近无主见，但建文朝四年间，并州县、革冗员、削诸藩、宽刑狱、减税负、行仁政，他也确实施行了很多益于民生的举措。百姓对逊帝的同情，不言而喻，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为他续写了圆满结局的纷纭传说吧。
这一则传说，除了以上提过的三条史料明文点出之外，就只剩下安溪当地的那些看似若合符契的地名作为佐证支持，诸如皇窠里、望君边、钓鱼台、孟将殿，始终缺乏客观可信的史实依据和实物证据。但是传说似乎大多如此，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我们无法断定它是否空穴来风，也不能保证它斑斑可考。而正是这份遮遮掩掩和隐隐约约，才让故事越发的历久弥新，因为神秘而让人神往，因为短暂而令人怀念，这就是传说，模糊是它永不贬值的资本，暧昧是它千古如一的魅力，建文帝或许真的葬身火海了，也有可能曾经真的剃度出家了，经过东明山，倒插过一株牡丹，过过一段相对宁和的山中岁月……这么多年，无论是成全了平头百姓茶余饭后的轻闲谈资，还是史学家不遗余力孜孜考证的一生事业，这段大明朝的公案，即便是一场高明的炒作，也早已值回票价。千百年来，多少吊民伐罪的英君明主都被遗忘了？但这个败逃的“窝囊”皇帝，却被人们传诵到今时今日。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的意义，不就在于流传后世么？
（三）帝寺有缘山作证
然而，也许是东明寺冥冥之中还有再度中兴的命数，时值森林公园的重新开发与建设，就在笔者打算因循旧说之前，建文帝与东明寺之谜有了新的进展。之前，我们都是从建文帝那一方面着手，查史书，查方志，查各地各种传说，明知几率微茫，只为寻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也算是因缘流转合该如此吧，去年此时，一位登山爱好者无意中有了一个发现，并随之开展了一系列查证，抽丝剥茧，慢慢为这个六百年难解之谜打开了新局面。他就是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的陈辉博士。陈老师从东明寺仅存的塔铭入手，推翻了“东明寺的命名为建文帝所赐”这一定论，即推翻了清人陆次云乃至《杭县志稿》所载的“旭日始旦，题曰东明”。这个发现，犹如一枚重磅炸弹，将几百年来一段人们深深相信的传说裂成了八万四千片。但是另一方面，也使我们开始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和眼光，重新审视东明山的历史沿革以及东明寺作为临济宗一大丛林在弘扬佛教这一本职方面的成就。这一记碎裂，撩拨开了几十年来笼罩着东明寺云遮雾罩的传说附会，巍巍八宝楼台破土而出，东明禅院作为浙西临济宗重镇的“自我意识”终于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