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变识人同样也是曾国藩变术的一环，身处官场，不能识人辨人，为奸佞无能者所蒙蔽，只看到人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人的本质，而知错人，用错人，必将惹出祸乱，于人于己都会祸害非浅。曾国藩以其独到的相人之术，明辨英才，并予以择取，是其变术的经典手段。譬如曾国藩择刘蓉、交郭嵩焘，网罗人才、交贤结哲，翔实幕府，都是他立足变幻官场的强援支柱，这也是曾国藩的择人变术，因人而异，人皆英才，何愁仕途不畅。心得结网天下，雀无所逃，乃一生成败之所系。
【原典】
沅浦九弟左右：
初四日午刻萧大满、刘得二归，接二十八日来信，借悉一切。吉水击退大股援贼，三曲滩对岸之賊空壁宵遁，看来吉安之事尚易得手。
二十九日祖母太夫人九十一冥寿，共三十三席，来祭二十一堂。地方如王如一、如二、罗十、贺柏八、王训三、陈贵三等皆来，吉公子孙外房亦来。五席海参、羊肉、経蚌，祀事尚为诚敬。初一日，余与轩叔至三亩冲拜三舅婆八十一寿，抬盒一架，因接定二舅爹至腰里住五日。王大诚所借先大夫钱百千，收租十石者十余年，收六石九斗者又已二十年，实属子过于母。澄弟与余商：“王氏父子太苦，宜焚券而蠲免之。”初三日请大诚父子祖孙来，检券发还，令元一每年量谷二石以养其祖，量谷二石一斗分济其叔。三房下首培砂工程已办一半余。
日内作报销（其折稿下次寄吉安）。大概规模折一件、片三件，交江西耆公代为附奏。兹由萧大满等手带至吉安，弟派托人即日送江西省城，限五日送到。香、龙、李三处并有信，接复信，专丁送家可也。
左季高待弟极关切，弟即宜以真心相向，不可常怀智术以相迎距。凡人以伪来，我以诚往，久之则伪者亦共趋于诚矣，
李迪庵新放浙中方伯，此亦军兴以来所仅见之事。渠用兵得一暇字诀。非独其平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弟理繁之才胜于迪庵，惟临敌恐不能如其镇静。至于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如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李云麟尚在吉安营否？其上我书，才识实超流辈，亦不免失之髙亢。其弊与我略同。长沙官场，弟亦通信否？此等酬应自不可少，当力矫我之失而另立途辙。余生平制行有似萧望之、盖宽饶一流人，常恐终蹈祸机，故教弟辈制行，早蹈中和一路，勿效我之褊激也。黄子春丁外眼，大约年内回省，新任又不知何人。吾邑县运，如王、刘之没，可谓不振；迪庵之简放，可谓极盛。若能得一贤令尹来，则受福多矣。余身体平安。近曰心血积亏，略似怔忡之象。上下四宅小大安好，诸儿读书如常，无劳远注。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十二月初六日戊刻
【点击】
诚者，圣人之本，人极則诚，诚极則圣。诚心是自处之道，可以立天下之大本，诚信是待人之道，专守一“诚”字，則无人不可以为友，忠诚是报国之道，以“血诚”相标榜，一呼云集，无往不利。
【综述】
曾国藩对待幕僚“以礼视之”，他重视幕僚的意见，善于“兼听则明”，同时他也给予幕僚适当的自我发挥空间，让他们从“幕后”走到“前台”，甚至让他们独当一面。
容闳回忆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分为四大类型。第一类是为曾国藩？？治军事、涉危难、遇事赞划者”，这有李鸿章、郭嵩焘、刘蓉、李元度、何应祺、郭焘、邓辅纶、李鸿裔、钱应溥、陈鼐、许振辰、向师埭、黎庶昌、吴汝纶等。第二类是以他事从曾国藩“邂逅人幕，或骤至大用，或甫人旋出，散之四方者”，这有左宗棠、彭玉麟、李云麟、罗萱、李鹤章、李瀚章、陈兰彬、李榕、王定安、陈士杰等。第三类是“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或招致书局，并不责以公事者”，这有吴敏树、吴嘉宾、张裕钊、俞樾、罗汝怀、夏燮、王保运、曹耀湘、赵烈文、钱泰吉、方宗碱、李善兰、汪士铎、华衡芳、徐寿、戴望等。第四类是“凡刑名、钱谷、盐法、河工及中外通商诸大端或以专家成名，下逮一艺一能，各效所长者”，这有冯俊光、程国熙、陈文坦、洪汝奎、刘世墀、何源等。薛福成仅录了八十三人，不能代表幕府实况，实际上幕僚达四百人以上。重要的如年轻的工程技术专家徐建寅，为曾国藩筹办军械工业组织并带领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出国的容闳，以及薛福成本人都未包括在内。这些幕府人物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卓有成就。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戴望是著名的经学家。左宗棠是杰出的军事家，后来在捍卫领土完整、维护民族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郭嵩焘后来则成为中国首任驻外公使。薛福成曾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郭氏与薛氏都是从洋务派分化出来的我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
薛福成曾颇具感慨地说：“是故事须才而立。才大者必任群才以集事，则所成又有大者焉。累而上之，能举天下之才会于一，乃可以平天下……语曰：一人善射，百夫拾决。”
在长期合作共事的过程中，曾国藩同幕僚之间都相互产生过一定影响。曾国藩经常以各种形式向幕僚们征求意见，在遇有大事决断不下时尤为如此。有时幕僚们也常常主动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办法，以供其采择。幕僚们的这些意见，无疑会对曾国藩产生重要影响，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是俯拾即是。如采纳郭嵩焘的意见，设立水师，湘军从此名闻天下，也受到清廷的重视，可以说是曾国藩初期成败之关键。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围困长沙，官绅求救，全赖湘军。而羽翼尚未丰满的湘军能否打好这一仗，事关存亡之大。曾国藩亲自召集各营官多次讨论战守，又在官署设建议箱，请幕僚出谋划策。曾国藩最终采纳陈士杰、李元度的意见，遂有湘潭大捷。咸丰十年（1860年）秋，是湘军与太平军战事的关键时刻，英法联军进逼北京，咸丰帝出逃前发谕旨令鲍超北援。曾国藩陷入极难境地：北上勤王属君国最大之事，万难辞推；但有虎将之称的鲍超一旦北上，兵力骤减，与太平军难以对峙，多年经营毁于一旦。曾国藩令幕僚各抒己见，最后采纳李鸿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的策略，度过了一次大危机。不久，下安庆、围天京，形成了对太平军作战的优势。那些闻旨而动的“勤王军”，劳民伤财，贻笑天下。其他如采纳容闳的意见，设“制器之器”，派留学生出国，使他成为洋务派的领袖等等，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可以说，曾国藩是把众人的智慧为己所用的典型人物。他自己深得人相助之益，也多次写信让他的弟弟曾国荃如法炮制。他说与左宗棠共事，“则以其气概识略过人，故思与之偕，
以辅吾之不逮。”他还劝曾国荃“早早提拔”下属，且再三叮嘱：“协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满意之选不可得，姑节取其次，以待徐徐教育可也。”其后曾国荃屡遭弹劾，物议也多，曾国藩认为是他手下无好参谋所致。
总体而言，曾国藩能够虚心纳言，鼓励幕僚直言敢谏，这与他在事业上取得一些成功有很大关系。有人评论说：曾国藩“以儒臣督师，芟夷蕴崇，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固由公之英文钜武，蕴积使然，亦由幕府多才，集众思广众益也。”
比较而言，曾国藩对幕僚的影响显然会更大、更深远一些。多年来，曾国藩一直对其幕僚精心培养，视若子弟，除为数不多的几个老朋友和名儒宿学之外，一般幕僚亦对曾国藩尊之为师，极为崇拜，一言一动无不视为楷模。从道德修养、为人处世到学术观点、文学理论，以至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无不程度不同地受到曾国藩的影响。尤其经常在曾国藩身边的人员，朝夕相处，耳濡目染，日积月累，潜移默化，于不知不觉之中，已受其熏陶，增长了见识和才干。正如薛福成说的那样，他们虽“专司文事，然独克揽其全。醤之导水，幕府则众流之汇也；譬之力穑，幕府则播种之区也。故其得才尤盛。”曾国藩的另一幕僚张文虎在谈及幕僚易于成才的原因时也说，盖“其耳目闻见较亲于人。而所至山川地理之形胜，馈挥之难易，军情之离合，寇形之盛衰变幻，与几大帅所有措施，莫不熟察之。而存于心久，及其措之裕如，固不啻取怀而子。故造就人才，莫速于此”。至于那些才思敏捷，善解人意如李鸿章者则更是心领神会，独得曾国藩思想政治之真谛，成为其公认的正宗传人。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所以说，曾国藩能够“位极人臣”而享誉后世，其幕僚功不可没，但同时曾国藩也影响了这些幕僚，为他们以后的通达也作出了有力的铺垫，可以算是“一把双刃剑”。
以札视之；兼听则明。
驾驭两末
【原典】
玩弟左右：
接弟腊月专丁一缄，俱悉一切。
弟于十九日敬办星冈公拨向事件，起行来营，月杪或可赶到。少荃准于二月杪赴镇江。弟能早十日赶到，则诸事皆妥。除程学启外，少莶欲再向弟处分拨千人，余亦欲许之，不知弟有保营可拨？渠赴镇江，即日将有悍贼寻战，新勇太多，实不放心。弟进攻巢县、和、含一带不妨稍迟，待新军训练已成，再行进兵可也。
用人太滥，用财太侈，是余所切戒阿弟之大端。李、黄、金本属拟不于伦，黄君心地宽厚，好处甚多。而此二者，弟亦当爱而知其恶也。在安庆未虐使军士，末得罪百姓。此二语，兄可信之。拼命报国，侧身修行。此二语，弟亦当记之。余近日平安。幼丹抚江，季高抚浙，希庵抚皖，应不至大掣肘。
正月十四日
【点击】
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诚信作为修身的一个要义，切不可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一语失信，就会招至别人心中的不信任，就会降任自己的品行，甚至可能失去其心。
【综述】
曾国藩对于驭人之道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始终认为给予部下恩惠是一种方法，但不是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方法是“制其心”。
曾国藩认为：人，做出任何决定，采取什么行动，都要衡量其利害，利则趋之，害则避之。可是，人的认识有所局限，认为利的未必有利，害的也未必有害。只要能抓住人们认识上的分歧，向对方陈说利害，指点迷津，使之趋利避害，加上有理有据，且妙语动人，即便对方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也不得不折服并最终听命于你。因此，精通制人攻心大道的曾国藩特别相信，“诱之以利，胁之以害”这一老祖宗留下来的灵丹妙方，实乃夺心的利器。
一般来说，悍将大多粗鲁、莽撞，要想利用好他们并非容易的事。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们。所以，焊将就像烈马，干起活来一个顶俩儿。然而要想他们顺顺当当给你拉套，先要降服他。
那么什么人才能降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则是善于夺心，能够让他心服的人。因为越是骄悍的人，越是讲义气，只要他打心眼儿对你佩服，关键时刻真敢为你去玩命。
曾国藩手下众多战将，可说骄兵悍将不少，就像在他家书中所说的那样：李世忠“暴戾险诈，最难驯驭”，是个地地道道的“捍将”。李世忠本是一员降将，“投诚”六年，其部卡仍旧习难改，桀骛不驯，然而后来却官至一品，成为曾国藩手下的得力千将，这不能不说曾国藩制人之术的髙超。此外，除了李世忠，其他诸如陈国瑞、鲍超、李续实这些出了名的“悍将”，也都对曾国藩服服帖帖，打心里佩服。曾国藩能知人善任，在驾驭部属时，对待不同类型的人，能用不同的方法区別对待，这是他的髙明之处。薛福成曾说李世忠、陈国瑞在湘军将领中，以“桀贪骛诈”闻名，而曾国藩对他们仍是“奖其长而指其过，劝令其改前非，不肯轻率弃绝”。的确如此，曾国藩的夺心术在他对悍将陈国瑞的制驭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说起这个陈国瑞，原来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的一员猛将，他从未读过一天书，一开口全是脏话，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要他想干的事，就是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十五岁的时候，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被僧格林沁收在帐下。据说他骁勇异常，有一次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躲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髙叫“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僧格林沁比陈国瑞可“悍”得多。传说僧格林沁是个非常暴虐、狂躁和喜怒无常的人，听手下人汇报战况也是到处走来走去，
赞赏时不是割了大块肉硬塞进对方的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硬灌着别人喝下去。僧格林沁发怒时常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对方的脸扯人家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可这个陈国瑞却对僧格林沁的“桿”打心眼儿里佩服得五体投地。
僧格林沁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陈国瑞便成了他的手下。对于这员出了名的“悍将”，曾国藩觉得只有先夺其心，让他真心地服从自己，才能在今后顺当地驾驭他。
在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残部驻扎济宁，力量过于薄弱，遂把淮军的刘铭传部也派到济宁，驻扎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向来不把湘、淮两军放在眼里，此次见刘铭传驻扎长沟，十分憎恶，又见刘铭传部配备着先进的洋枪，早已羡慕不已，遂产生抢夺的念头。于是，陈国瑞趁天黑率兵突然越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后大为恼怒，立即发兵将陈国瑞团团围住，把陈国瑞的亲兵全部打死，并将陈国瑞囚禁起来，连饿三天，直到陈国瑞告饶为止。然而，陈国瑞回去后，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自然也不甘示弱。于是，两个人便在曾国藩面前打起了官司。
曾国藩对于陈国瑣的蛮横、骄纵早有耳闻，今目睹所发生的恶斗事件，也深怨陈国瑞。于是，曾国藩先以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又历数他的种种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国瑞感到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突然话锋一转，又“诱之以利”，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并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莽撞行事自毁前程，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又坐到陈国瑞的对面，像父亲与儿子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的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心服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