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苏来曼是一位颇具独立品格和学术个性的波斯语专家。他的成功并非来源于他的机智和聪颖，而是源于他的执著和虔诚，源于他的功夫和悟性。无论是为人还是为文，苏来曼都不是那种热衷时髦和浮华的人，他给人总的感觉是朴实中的热情和坦诚中的憨直淳朴，苏来曼和晓燕对待人生的哲理源于他们对《古兰经》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与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追求一种清洁的精神、坚守心灵深处那片净土分不开的。历史和民族赋予其深厚重托，使他们那颗智慧的心灵充满了历史与时代的责任感，也使他们为人的坐标以亲情和友情为基调。那挥之不去的民族激情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流荡在他们勤奋探索的人生实践中，其实正是我的民族，走向繁荣和发展的一个缩影。
我常常想，世上最美丽的东西是最有距离的东西，把朋友藏在心里，无论天涯海角，以心相待，这也是一种活法。在德黑兰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侯赛因和阿米娜刘莉、没有苏来曼和晓燕等人的帮助，我的学术之路会迈向何方？
我无法叙尽我对他们的感谢之情。
2002年秋，我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异国他乡平凡的人平凡的事，总在有月的夜晚让我想起。尤其是挚友的牵挂、朋友的嘱咐都流进我不眠的睡梦中，永不散去。
我的伊朗忘年之交——拉苏勒先生
到伊朗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我和友人利用休假期间前往大不里士旅行，在参观市郊烈士陵园时，结识了拉苏勒先生。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库尔德族青年，红润的肤色被热情的微笑和伊朗特有的宽大衬衫衬托出健康的光泽，一头卷发让人立刻联想到古波斯人特有的外貌特征。他主动引导我们参观，讲解得不但翔实，而且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给人一种心灵上的震撼。
当他从随身携带的大挎包里取出有关两伊战争的画册递到我们眼前时，我才恍然：原来，他就是两伊战争的幸存者。画册上有18岁的他穿着装甲兵服的照片。照片中的他目光里透出那个时代青年人共有的向往神情，那向往是纯洁、美好、热情而富有感召力的。可惜，就在这张照片拍摄后不久，这双年轻的眼睛就看到了八年两伊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和不幸。
后来，战争结束后，拉苏勒先生成了一位军旅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写出了不少有关那场战争悲剧的文章。他说他这一生的责任就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两伊战争的真实面貌，了解军人，了解战争与和平。当他得知我也是一位作家时，显得有些激动，当场把自己编辑的那本画册送给了我，后来专程又赶到我的住处，送来了自己的其他著作，并给我的两个女儿王丽娜、王丽莹馈赠了由他弟弟亲手刻制的石塑。回国后，我陆续收到了拉苏勒先生的几封来信和照片，他在其中的一封信函中写到：
以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尊敬的挚友穆萨·王锋先生：
色兰！
首先祝您生活幸福愉快！据悉您已平安回到亲人的身旁与亲人团聚，我们都很高兴，尤其在此对您的著作付梓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希望经常来信。您是我最好的密友，尤其您走后我更感觉到我们的友情是如此得深，真有难分难舍的感觉。我未能到机场与您告别，感到非常伤心，您无论走到天涯还是海角，我的心我的情都与您同在。我也希望您不要忘记您这位远方的朋友。最后祈求真主佑助我们再次相见！
您忠实的朋友：拉素勒·米朗
拉苏勒先生的热情和执著打动了我，我在《纵写横写写不尽一个“情”字——致拉苏勒与苏来曼》一文中，这样描叙我们之间的友情：
拉苏勒·米朗与苏来曼：
你们好！札函日前收到，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你们的坦诚和质朴。是的，朋友是一种生命等式天平的两端，当平安的绿灯一路亮起，朋友是灵魂超重的牵肠挂肚！如果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的撞击，一双手和另一双手紧握，我们说朋友就是天地之间最伟岸的山岗！不忘朋友无论是富贵还是贫寒，像真实的水拒不改清澈的本性。拥有诚挚的朋友，才是站天立地唯一的财富，我们因此富有发达的根系。在此，我愿在午夜和黎明前的钟声里，时刻为你和所有的亲人祈祷、祝福！
是的，翻阅拉苏勒先生给我的所有信函，其主题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向往、祝福和关注，他说等有了条件首先和太太要到中国来，看看真正的东方华夏文化，来看看这个伟大而又文明的国家。记得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的夏季，他曾写信希望我到德黑兰时，能给他带一块绘制有万里长城的手帕。在拉苏勒先生的眼中，几乎把我当成了自己在远方的亲人，家里新添了什么艺术品，花园里什么花开了，他都会来信告诉我，还将拍下的照片寄来，让我分享那份欢乐。
我和拉苏勒先生的通信一般都是用汉语和波斯文混杂而写成的。他说大家学好了对方的语言，交流会更方便。每当我看到夹杂在波斯文中那些笔画笨拙而认真的方块字，尽管有些明显是在照葫芦画瓢，然而，一笔一画中透出的却依旧是坦诚，他是如此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他是如此珍惜我们之间的那段友情。相形之下，近年来我因忙于工作与写作，和他逐渐失去了联系，可至今我都在惦记着这位异国他乡的真诚朋友，我凝视着窗外天空中迅速向后退去的片片白云，仿佛又看到了他的身影。我衷心地祝福他及其亲人，永远吉祥如意，事业有成！更祝愿中伊两国通过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间业已存在的传统友谊。
想起我的异国朋友穆罕默德·迪巴杰
8年前，当我在伊朗德黑兰大学国际语言培训中心学习的时候，我宿舍的隔壁住着几个约旦学生。由于同是年轻活泼的外来学子，我们很快就熟识起来。他们的友善和幽默至今令我难以忘怀。记得初识时，有一个名叫穆罕默德·迪巴杰的小伙子给我讲了一则已故的侯赛因国王当年访问中国的趣闻。说侯赛因与毛泽东会面时，侯赛因曾问中国有多少人口？毛主席说有7亿。毛主席问约旦有多少人口？侯赛因说还不到300万。于是毛主席打趣道，阁下您到中国做客，怎么没有把他们都带来？
迪巴杰很喜欢这个故事，并因此对中国有了好感。在迪巴杰身上很有些阿拉伯人好客的遗风。只要他在，宿舍就会像茶馆一样热闹。现在又多了个节目，朋友一来，他就到隔壁来叫我，把我介绍给他们。我因此没少喝他的阿拉伯红茶。最使我觉得有趣的是，他们当中几乎所有人都会讲侯赛因国王访问中国的故事，而且都讲得津津有味。
伊斯兰的先贤说过，“朋友的朋友是朋友”。约旦人至今都继承着这种古朴之风。我因有了迪巴杰才有了一群约旦籍的“哥们儿”，闲暇时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很快，我被他们称为“约旦的朋友”。因此，我常应邀参加约旦学生会举办的晚会，并上台与约旦同学共舞，在晚会活动中，我总能感受到他们对伊朗的热爱之情。当然，自己的祖国约旦在他们心目中还是第一位的。
约旦是个国小势弱的国家。如果没有侯赛因，也许很多人不会知道它。这正应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的那句话“小国家里出了个大人物”。就如阿拉法特一样，他的名字几乎成了巴勒斯坦的代名词。
拥有一分思念，生命更加珍贵：我所认识的伊布拉欣米
我与伊布拉欣米相识于1999年夏，记得我刚到德黑兰不久，一天，他和侯赛因来到我的住所，初次见面，但已似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了。
伊布拉欣米和侯赛因是大学同学，他身高中等，白净的脸膛儿，双目炯炯有神，谦和郑重，有波斯人之风。他衣着讲究，穿一身朴素的西服。我们在一起，他虽为主人，但从不愿坐在显赫的地方，而总是找一个不为人注目的角落。他严肃博学，谦和朴素。由此，有的朋友开玩笑他过着“达尔维什”式的生活。他听了也只是笑笑。
伊布拉欣米是一位新闻工作者，他在学术上，视野广阔、博采众长。一次，他拿给我一份影印的汉文行书材料，是庄子《齐物论》中的一段。他问我上面写的是什么。过了些天，当我把这份材料译出交给他，他看了之后，高兴地笑起来说“这就是中国的苏非哲学呵”。看得出来，他为这两大古老文明具有共同特点而激动不已。他常常不辞辛劳地为我辅导波斯语，讲授《王书》及莫拉维的《叙事诗》。他并不逐句讲书，而是请侯赛因等人朗读，从语调中他能听出朗读者是否真懂了，遇到问题他先请大家自由发表意见。他归纳总结时，绝不武断，而是引经据典，背诵许多阿拉伯诗句及波斯语诗句，说明某一疑难。他上课只带一本书，但是，往桌上一放从不翻看，完全凭记忆背诵诗句，真所谓融会贯通，应用自如。
笔者在伊朗德黑兰期间，承蒙伊布拉欣米先生的多方关照，从生活到研究工作，侯赛因和他都为我安排得井井有条。一次，我中午从办公楼出来，正下着毛毛细雨，我低着头走着，猛一抬头，见他在主楼门廊下，似乎是在等车。他见了我，忙招呼过去，问寒问暖，关照有何不便随时找他，他再三语重心长地说：“为了中伊文化交流，我是不惜一切力气的。”
多年的交往，使我深深感到伊布拉欣米是以波斯人的精神风貌感动着我。我与他的交流一般都是用汉语和波斯文混杂而写成。他说大家学好了对方的语言，交流会更方便。每当我看到夹杂在波斯文中那些笔画笨拙而认真的方块字，有些明显是在照葫芦画瓢。然而，一笔一画中却透出的依旧是坦诚，他是如此渴望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交往，又是如此珍惜我们之间的那段友情。
回国后，我陆续收到几封伊布拉欣米的来信和照片，其主题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向往、祝福和关注，他说等有了条件一定要到中国来，看看真正的东方华夏文化，来看看这个伟大而又文明的国家。
2007年10月在真主的佑助下，他终于来到中国进行学术考察，当我赶到河东机场接他时，泪水不由地从眼中流下。在他进行学术考察的第一天，我把他作为第一位贵宾，介绍给一些朋友，席间他自始至终一动不动地端坐在那里，不喝一滴酒，仿佛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他一个人便平衡了我的世界。我仿佛“灵魂也得到了一场圣雪的洗礼”。
在他离开银川之际，我设家宴为他送别，他紧紧握着我的手，在祝词中他充盈感动地引用了波斯大诗人莫拉维的两句诗：
同族同语何足论，
人之相知贵知心。
伊布拉欣米先生称得起是我的一位最知心的朋友。
难忘他乡之旅
在伊朗旅行、生活，你会惊奇地发现，有许多在我们这里需要规范的东西，在那里都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而他们的许多规范，对我们而言，又远不止是规范那么简单。
在伊朗旅行、生活，你会惊奇地发现，有许多在我们这里需要规范的东西，在那里都已成为人们的自觉；而他们的许多规范，对我们而言，又远不止是规范那么简单。
自觉与规范
在伊朗，无论是在人流匆匆的车站，还是游客如云的街头；无论是顾客满堂的餐厅，还是高速列车的车厢……但凡是公共场所，人们都遵循着“勿大声喧哗”的规矩，与人说话，音量只以对方能听清为限。有时，在我们看来甚至就是“窃窃私语”。在德黑兰到马什哈德的高速列车上，尽管车厢里坐满乘客，但你如果闭上眼睛的话，简直“听不到”任何说话声，因为即便是隔着一个座位，别人说的话你也几乎听不到。偶尔有手提电话的铃声响起，接电话的人会立刻用手遮住嘴巴和话机，小声地应答，车上的安静一如既往。德黑兰各处的麦当劳餐厅，任何时候进去都是人满为患，许多人需要站等座位。即便如此，餐厅里除了小声低语，你感受不到丝毫的嘈杂。
德黑兰的自动扶梯十分普及。商场、星级宾馆、地铁、博物馆等哪里都能见到它。伊朗人在使用这些自动扶梯时，都是自觉地靠右站，在左边留出一条空着的通道，以方便那些有急事、要赶时间的人通过。这种现象香港也有，但香港人需要在扶梯旁贴上“靠右站”的文字标识，而伊朗人则纯属自觉。在这种自觉中体现着“为他人着想”的精神。
德黑兰的地铁上，还有一种“机动座位”，也很能体现德黑兰人的自觉。那是地铁车厢入口两侧的座位，它不像别的座位那样是固定的，而是没人坐时它会自动翻起，紧贴着车厢壁，以便给乘客腾出更多的空间。因此，这几个座位只限于在车厢里别的座位已满，而站立的人很少时可以使用。入口处的空间一旦站满了人，坐在“机动座位”上的人便会自觉站起——这也完全靠乘客的自觉，车上没有任何文字提示，要求乘客必须这么做。
伊朗火车上的座位一般分为头等和二等两个等级。在伊朗坐火车时，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二等车厢里座无虚席，而相邻的头等车厢却空无一人。没有人会买了二等车厢的票却坐到头等车厢去。头等车厢的门总是开着，车上也没有“列车员”这类管理人员。买什么样的票坐什么样的席，这当然是一种规范。但这种规范完全靠人们自觉遵守，便显出自觉的可贵了。
除了自觉，伊朗当然也有规范。法律法规自不必说，许多游人能够感觉到的规范，也是给人很多启示的。
到伊朗文化名城伊斯法罕的那一天，正好是周末，所有的商店均关门停业休息。我感到十分不解，在中国，“双休日”可是商家赚钱的大好时机啊。问我的一位朋友，他告诉我说：“这是伊朗的法律规定，法定节假日全国都如此。”
自觉与规范，从来就不能截然分开，有自觉，规范才能成为规范。而所有闪现着文明光辉的自觉行为，我以为，都是人类共同的骄傲。
侯赛因和我里海走笔
2002年7月，我爱人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伊朗探亲，我的挚友侯赛因带着我们一家和他们一家前往里海避暑山庄度假。当时，伊朗文化与高等教育部已提前为我们安排了舒适的别墅和度假景点。
车驶入德黑兰南部的厄尔布尔士山，把尘嚣甩到了九霄云外。从公路岔道儿拐进去，面包车摇晃了几下，像一只胖母鸡颠颠颠地向前跑着，泛着勃勃生机的村庄在我依依的目送下，渐行渐远。收回目光，安心随车进山，扑面而来的是连绵起伏的山坡，越往深里越开阔。山野里静的只听见稀溜子风吹过山梁的呜鸣。地偏了，心远了，我出神地凝望着布满山坡的骆驼刺，那山风扬起的尘烟，八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记得当时的情景。
无数的坡坡坎坎波浪似的被甩在了后面，接近山顶时，车行驶的有些吃力了，当空几只鸟雀展翅盘飞，清脆的鸣叫声不绝于耳，似乎在欢迎我们的到来，我想里海该是到了。又行一段，渐渐有了人气，路边三两间低矮的房屋，前墙用白灰刷了，房顶上方炊烟袅袅，几个老汉垂着头忙进忙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