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那年，已经进厂工作了，开始喜欢文学。我家楼下有一个青年，懂得许多，他说学文学应该从古诗开始，接着就借给了我一本《诗境浅说》。这本书是上海开明书店印刷发行的，出书的日子，正好在上海新中国成立前夕，即1949年4月。封面呈嫩黄色，隐约有团龙的图案，书名则用套红行楷，亦仿佛“朱笔御批”，这样悦目而且奇妙的设计，现在我架上的几千册书中，也唯此一种。
此书为清代大学者俞曲园的后人俞陛云所撰，书中诗歌，皆取材于唐诗三百首，分甲乙丙丁四编，有完整的五、七言律诗，也有与律诗对应的摘句。诗、句甫完，陛云便就其格调意义、字句用法，深入浅出地娓娓言之。我当时捧若至宝，下决心将全书抄写下来。我抄了一个来月，实现了理想。这个手抄本现在还在，我把它翻开，眼前总会出现缥缈的往事。
然而那个可敬的青年，并没有半点要我还书的意思，反而又借给我一部《辞源》。他如是说：学诗要学典故、历史和地理，这部《辞源》可以帮助你。《辞源》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已是第十五版了，“每部定价大洋伍元”。扉页上“辞源”两个颜体字，为晚清遗老即后来做过“满洲国总理”的郑孝胥题写。检索以部首笔画为序，分别归在十二支中，我感到特别新鲜。这厚厚的两册《辞源》，后来跟我东征西进，几十年中，我为它换过一次封面；而发黄的书页，如今已松散不堪了。
我也曾想过把《辞源》抄写下来，但洋洋数千页，字如蝇头，我抄了几页便颓然作罢。可能就在这时，我起了觊觎之心，要把借到的书占为己有。好几次幻觉之中，我都抱着书逃到旷野上，露出一脸的傻笑。因此青年上楼来玩，我就不免心惊胆战，怕他催我还书，但他却从不提起，好像已经忘记了。于是我把书好好收藏着，我对青年的报答，就是永远的感恩戴德，想起我的文学之路，就看见他潇洒的身影，在有泪光闪烁的远方出现。
其实在远方出现的，还有我的一位表姑夫，不过他的神情颇为沮丧，他让我借而不还的是上下两册《杜诗镜铨》。此书中华书局1964年再版印行，清代杨伦笺注，书品极好。姑夫在南京购得，书上还留有他作为纪念的字迹。前几年我到成都参观了杜甫草堂，在事迹陈列室看到一个玻璃柜，内中整齐地排列了一批新中国成立后印行的杜诗全集，有浦起龙的《读杜心解》、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以及钱谦益的《杜工部集笺注》等，但细检一番，发现少了一套《杜诗镜铨》，我奇怪至极，接着又欢喜无限。
姑夫曾连续几次向我催讨，我都搪塞过去；将近二十年，他再次提起此事，说那套杜诗跟过他十年，心里一直在想念。我也知道，借书是该还的，我读书识字，不应如此无赖。后来我去探望姑夫，每次都想要把书还他，但每次又都忘了把书带去。有一年年底，姑夫苦笑着对我说，看来老杜今年又不能回家过年了。
1999年1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