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梭罗本人来说，闯入林莽、拓荒建屋，令他兴奋激动，和大自然的复苏相一致，久已僵硬的心灵和四肢得以自由舒展了。林语堂和其他中国学者都喜欢把梭罗这一举动和中国古代高士的隐居相类比。但当时大多数美国同胞只觉得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个年轻人和别人不同，离开繁华的市镇，钻进荒莽的林子里，甘愿一个人独身幽居，至多能见着个把渔民或樵夫呢？
最理解梭罗的是爱默生，他发表看法说：
在这时候他是一个强壮健康的青年，刚从大学里出来，他所有的友伴都在选择他们的职业，或是急于要开始执行某种报酬丰厚的职务，当然他也不免要想到这同一个问题；他这种能够抗拒一切通常的道路，保存他孤独的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得的——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辜负他的家庭与朋友们对他的天然的期望：惟其因为他完全正直，他要自己绝对自主，也要每一个人都绝对自主，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来没有踌躇。他是一个天生的倡异议者。他不肯为了任何狭窄的技艺或是职业而放弃他在学问与行动上的大志。他的目标是一种更广博的使命，一种艺术，能使我们好好地生活。如果他蔑视而且公然反抗别人的意见，那只是因为他一心一意要使他的行为与他自己的信仰协调。
梭罗这个看似平平常常，多少还有点莽撞的举动，其实隐含着大决心大勇气。他不像一般青年学生，急于踏上求职谋生的道路。他不顾家人和朋友的期待，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方向，需要付出代价，也需要意志力。但他的孤独离群，也并非厌弃人生或逃避人生。如果真的这样，那就可能因心理闭锁，甚或怯懦，不会有什么积极意义。不，他是为着实现一个更广博的志向，探究一种更艺术的生活。他相信，“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自己的生命的”。这其实就是他最根本的信念。他告诉我们：“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
“生活得诗意而神圣”——梭罗的生活主张，概括在《瓦尔登湖》这样一句格言中。他看得很清楚，大多数人在过着卑微而虚妄的生活。“卑微”是说人生在无数琐碎中消耗掉了，而“虚妄”指的是人们对生活的底蕴、内涵和目的尚缺乏自觉的情况下，就断定自己的生活属于上帝。认为人生的主要目标是“归荣耀于神，并永远从神那里得到喜悦”，认为这就是生活的神圣意义所在，这其实是盲目而被动地接受了教会的说教，乃是一种“轻率的判断”，而非神圣的真谛。同爱默生一样，他也反对那种盲目的信仰。他指出：“当我们用教义问答的方式，思考着什么是人生的宗旨，什么是生活真正的必需品和资料时，仿佛大家曾经过审慎从事而选择了这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再不需要任何别的生活方式似的。其实人们也明白，舍此之外别无可以挑选的途径。”为此，在他眼前展现了一幅令人悲哀的画图：“人类在过着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所谓听天由命，正是肯定的绝望。你从绝望的城市走到绝望的村庄，以那种水貂和赓鼠式的勇气来安慰自己。甚至在人类的所谓游戏与消遣底下，都隐藏着一种凝固的、不知又不觉得绝望。”
然而，作为真正的勇者，梭罗决心打破这四处弥漫的凝固而无声的绝望。他说：“清醒健康的人都知道，太阳终古常新。抛弃我们的偏见，是永远不会来不及的。”至关重要的，是需要在生活中学习生活，弄明白生活的意义到底何在，生命的精髓到底何在。《瓦尔登湖》临结束时引用的孔子的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显然是对他决心和勇气的有力鼓舞。
通过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实践，标志着超验主义从一个主张成熟为一个示范，独立的精神足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看来，梭罗扛着斧子向瓦尔登湖森林迈出的这一步，不是简简单单的一步。
然而，出乎许多人的期待和意料，梭罗只在瓦尔登湖畔生活了两年又两个月，就重新回到了康科德镇。因为这一点，被后人誉为瓦尔登湖隐士的梭罗，招来了相当多的诟病。人们责备说，梭罗并没有在瓦尔登湖坚持一辈子，那算什么隐居？有人甚至考证出，即使在小木屋的两年多时间里，梭罗也常回到镇上和家人、朋友团聚。时至今日，处在非英雄化的现代，普遍倾向于把历史人物拉下神坛来，顿时梭罗和瓦尔登湖也失去了往日圣洁的光环。从我们的文化观点来看，很可能梭罗就成了《儒林外史》里的假名士了。
无论将梭罗当成出污泥而不染的高逸之士来崇拜，还是指责他欺世盗名，其实都是冤屈的。梭罗本人在《瓦尔登湖》中，说得相当清楚：“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是万不得已。我要生活得深深地把生命的精髓都吸到……以便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所以，要是认为梭罗接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一心一意要做古代隐逸山林的高士，那就实在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了。
英美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传统是经验主义。梭罗也以经验看待生命，他说：“这里就是生命，一个试验，它的极大部分我都没有体验过。”同样他也用实验方法来寻求出路。他不止一次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瓦尔登湖》记录下来的是他人生的一个“实验”。当他觉得这个实验已经完成的时候，他就把它结束了，正如他说的：“我去森林事出有因，离开那里也情有可原。我也许还有几种生活需要体验，不能仅为那一种生活消耗更多时间。”由此可见，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拓荒和居留，既不是远离尘嚣的自甘寂寞，也不是啸吟风月的纵情山水。与其说瓦尔登湖是遗世而独立的逍遥胜境，还不如说是辛勤工作的实验地。
早就有人指出，新生的美国在17至18世纪就像一个巨大的试验场，不仅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法律机构等在各州（独立前是各殖民地）根据种种理论尝试着建立了起来，而且在英国和西欧形成的各种思潮、主义和信仰也在这里找到了实践的空间。由于不像欧洲要受到已过时的封建社会的传统、习俗和旧势力的干扰，在大西洋彼岸只能说说的事情，在美国就可以实实在在地办得到。正是这样一种没有多少历史包袱的状况，允许梭罗泰然自若地宣布：“新的时代抛弃了旧一代的业绩，就像它们是些搁了浅的船。”
新大陆这一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条件，加上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形势，催生了一种时代精神，并在以后成长为一个文化传统，即实验的精神。它孕育了不止一代美国人。华盛顿1789年出任第一任总统时的就职演说，就把美国的独立建国称为“实验”。他说：“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的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把一个新政权的建立说成“实验”，这在我们很难想象。直到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总统在谈到他本人推行的“新政”时，仍然强调：“我们的国家需要，也迫切要求不断进行勇敢而坚持不懈的实验。选择一种方法搞试验，这是普通常识。失败了，就坦率地承认，然后再选择另一种方法进行试验。这里最为重要的是，要去实验。”如果说华盛顿和罗斯福先后进行的是政治实验，那么梭罗从事的就是生活方式的实验。这也是他在《瓦尔登湖》中不止一次地申明的。
很清楚，不应该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笑傲江湖”、“躬耕山林”之类的隐居模式，去看待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活动，虽然他明显受到了前者的影响。离开喧闹繁华的朝市，投身大自然的清静怀抱，形式上或许彼此差不多，但二者追求的目标截然有别，从中反映的正是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在中国，隐居和隐士这一种颇为丰富的历史文化现象，大致上是附属于封建政治的产物，本身也相当复杂。隐居首先是种政治态度，以表明和朝政的疏离。但疏离不等于对抗，更不意味着决裂，依然是“身处山野，心存魏阙”。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正说明士大夫们的隐逸，乃是追求仕途显赫的另一面。它可能是通向显宦的过渡，类似“终南捷径”式的隐居，那心计与目光，就都盯着朝廷里的荣华富贵，其实是捞取政治资本的高明手段；它也可能是官运不济时的暂时偃伏，遭遇了贬斥或罢黜，于是寄情山水，退居田园，实际上依旧关心朝政和君主的喜怒，时时刻刻准备东山再起；它也可能是大小官吏告老退休的体面下场，年岁不饶人，宦海风波恶，权势、银两或恩宠，该得的都得到了，何不回归乡里，附庸风雅，标榜高洁？它还可能是功成身退的最佳选择，“狡兔尽，走狗烹”，皇位已经牢固，功高难免震主，不如趁早离开是非之地，逃却杀身之祸，携金银挟美女，泛舟五湖之上。而梭罗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居住，从目的到本质都只是一次实验。
安贫乐道和经济的原则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过着极其简朴的、“斯巴达”式的生活，远离了现代文明，自己开荒种地，从事简单的物物交易，把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如同他自己说的，“根除一切非生活的东西”，“把生活压缩到一个角隅去，把它缩小到最低的条件中”。梭罗这种生活态度，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论语》中孔子对大弟子颜回的咏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以及对另一门徒子路的称赞：“衣蔽蕴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软？”孔子自己也表白过：“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安贫乐道的精神，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的生活准则和道德规范。巧的是这三段语录梭罗协同爱默生编的《日暑》杂志全都译介了。认为在这方面梭罗受到了中国古典文明的影响，不是没有根据的。
不过，安贫乐道的精神诞生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是生产力相对低下的生存环境的产物，也是面对义和利的矛盾时的价值取向。梭罗是否就全盘继承了安贫乐道的精神，是值得分析的。
翻开《瓦尔登湖》，首当其冲的第一章就是长长的“经济篇”，其中开列了梭罗几个月中收支的明细表，摘自他日常的账簿。有的读者肯定感到惊诧，甚至掺和着失望：怎么？一位鄙视尘俗的高洁之士，竟然满脑袋瓜的豆腐账，斤斤计较着金钱的得失？而梭罗还相当自豪地告诉我们：“再没有什么我不曾记进账簿的了。”至少，我们得出最初的印象：梭罗对金钱很在乎。
事实上，生活在现代经济文明迅速繁荣的美国，梭罗并不打算回避社会生活需要货币的中介的事实。他不像我们晋代的名士，连直接称呼“钱”都羞于张口，挖空心思改叫“阿堵物”。他要探讨的正是这样一门生活的艺术：在货币流通的情况下，如何让人以货币为手段，帮助自己生活得更好，而不是拜倒在金钱之下，变成无形的奴隶？他并不讳言来到瓦尔登湖的居留地赚了多少钱，也不隐瞒自己有心看好这地方做生意可能有相当不错的前景。他对商业也并无恶感与偏见，承认“商业是出乎意料地自信、庄重、灵敏、进取的，而且不知疲劳。它的一些方式都很自然，许多幻想的事业和感伤的体验都不能跟它相提并论，因此它有独到的成功”，“使我钦佩于商业的，乃是它的进取心和勇敢”。但他有一份真诚的担心，唯恐人为金钱所奴役：“这种人看来阔绰，实际却是所有阶层中贫困得最可怕的，他们固然已积蓄了一些闲钱，却不懂得如何摆脱它，因此他们给自己铸造了一副金银做的镣铐。”
梭罗通过他本人的试验，也结合他的所见所闻，告诉人们，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实际上很容易就能得到满足，因为人只需保持养身的热量就能维持正常的健康。在这方面，衣着、住宅、食物，作为保持养身热量的最起码手段，都并不要求很多。人需要生活得好一点，并不必定要以拥有很多钱为前提条件。梭罗身体力行，除了衣服是让一个农民帮他织布做的，他亲手盖房子、安门窗、烘面包、种蔬菜，用自己生产的土豆换得一些日杂用品，来验证简简单单的生活是否行得通。一笔笔账目记录，恰如一项项实验数据，证明他成功了。
梭罗在《经济篇》里得出结论：
五年多了，我就这样仅仅依靠双手劳动，养活我自己。我发现，每年之内只需工作六星期，就足够支付我所有生活的开销。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我都在自由而畅快地读书……
简单一句话，既根据信仰，也根据经验，我确信，一个人要在这个世间谋生，如果生活得单纯而且明智，那并不是一件苦事，而且还是一种消遣……
然而社会上更普遍的现象，和梭罗的所作所为完全相反。人们孜孜以求的，是超出基本需求之上的生活，从而也付出去更多的辛劳和代价。摄食了足够的营养和维生素还不满足，还一心当美食家，要吃遍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一切活物。有了冬足以取暖、夏足以遮阳的衣物还不够，还花样翻新制备这样那样的行头，以致梭罗感叹：“我们认识的人很少，我们认识的衣服和裤子却多得要命。”住房也一样，现代建筑物的豪华和气派远远胜过了以往君主的城堡和宫殿，人们却还在拼命修建更高更庞大的钢筋水泥结构。在梭罗看来，所有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奢侈：“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
更成问题的是，奢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或时尚，而时髦或时尚就是绝对的权威。有一次，梭罗找女裁缝定做一件衣服，女裁缝郑重其事地告诉他：“现在他们不时行这个式样了。”说话的语气，一点也不强调“他们”两字，也不在意“他们”究竟是谁，好像她说的是“跟命运之神一样的某种非人的权威”，于是梭罗就无法穿上他喜欢的衣服了。他感受颇深，“她量了我的身材，但没有量我的性格，只量了我的肩宽，好像我只是一个挂衣服的钉子”。时髦或时尚就如此粗暴，它根本无视个人的性格倾向和天性爱好，以不容抗拒的权威性，把某一种流行的模式强加给大多数人。
梭罗的见解中明显地包含着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从卢梭以来，这一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是西方文化发展的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梭罗的贡献是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经济的原则”。他指出：“假若说，文明乃是人的生活条件的一种真正改进，——我想这话是很对的，虽然只有智者才能改进他们的有利条件，——那么，它必须能证明，它不提高价钱就把更好的房屋建造起来；所谓物价，乃是用于交换物品的那一部分生命，或者立即付出，或者以后付出。”换言之，人们需要考虑，生活水准的提高，究竟让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是否人们花费了更多的价钱，耗去了更多的生命，才能换来那么一点享受？这样的交换是否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