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扬自我，抛弃传统，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一种典型的情绪。现代工业社会的机械复制打破了个体的完整性，人们要么被动地接受工业时代的机械法则变得合乎规范，要么陷入震惊。用丹尼尔·贝尔的话来说，这就是当代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产生的断裂。他在总结和“垮掉的一代”一脉相承的20世纪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时指出，“这种主宰性情绪将自我目为文化评价的试金石，并把自我感受当作是衡量经验的美学尺度”，结果“60年代最触目的趋向是，早先对自我的热衷现在又故态复萌了”，并且“其形式更加刺耳、更加刺目”。
对于“新新人类”，还有另一特殊背景，即他们出生的年代，这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如谢有顺在为珠江出版社“文学新人类”丛书所作的序中强调的，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决定性地影响了这批作家的写作：他们的少年时光，已经开始享受改革开放后的经济成果；他们步人青年时代的时候，已经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一个崇尚金钱、技术和性的时代，一个强调个人化的时代。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是最缺乏神话和集体经验的一代人，在他们的记忆里，很难找到属于他们这代人的共同话语，也很难从一个整体主义的角度来谈论他们的生活与写作。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还“意味着他们从懂事开始，就与一个日渐涣散和个人化的时代相结盟，以前那种一致的群体思想和群体欲望已经被分解，代之而起的是如何使自己的个人经验得到充分的表达和维护。”这意味着，这一代作家，和中国传统的以群体性为主要特征的文化与历史的纽带，显得更松动更涣散。这也是他们会和大洋彼岸的“垮掉的一代”一拍即合，心心相印的原因。
卫慧通过《上海宝贝》公开宣言：
我们向往西方60的那种狂欢的诗歌沙龙，艾伦·金斯伯格依靠一连参加四十多场这种分享大麻和语言的沙龙走红，《嗦叫》征服无数毁于疯狂的头脑。而这一夜偶发的一次小聚会在不经意间把一种抒情的快乐以酒精、天真和爱的形式带给我，我在朦胧的目光中被催化，我把这一切与上帝联系起来，在维瓦尔第的《四季》协奏里，无边的草地和水铺展开来，我们像小羔羊一样躺在一本大书里，它不是圣经，它是我天真而狂妄的小说，小说的每一行字都刺在我苍白的皮肤上。
如同“垮掉的一代”求助于《道德经》和禅宗一样，“新新人类”求助于圣经和巴洛克音乐，而在酗酒、性爱、甚至毒品中的放纵则是一致的。既然集体经验呈现出无趣、呆板、千篇一律的面貌，个体经验就势必与对快乐和新异感觉的追求相结合。克鲁亚克在《垮掉运动的起源》中总结道，垮掉运动最富特色的原则就是对欢乐的追求。而大麻、酒精、酒神式的狂欢纵欲都是极好的激发快乐的源泉，写作也被视作狂欢激情的产物。在《上海宝贝》的稍后部分，倪可的小说创作陷入僵局，于是精心准备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疯狂派对，这个所谓的“1+1+1”派对要求参加者“把一朵玫瑰献给你认为最美的人（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把一首诗献给你认为最聪明的人（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把自己这个人献给你最想献身的人（不管是同性还是异性）”。当晚一大帮身份可疑的年轻人蜂拥而至，造型师、模特、外国留学生、富婿、前卫画家、无名小说家汇聚一堂，闹了个天翻地覆。经过一夜胡闹，次日午后醒来的倪可“毫不吃惊地发现我又能写作了”。
卫慧还在《我生活的美学》中直截了当地说：“我愿视疯狂为某种持久的现实，一种摆脱公众阴影的简单明快而又使人着魔的方法，也是保持自我、使人振奋、增添活力的东西。”她招认：“肯定是出于对凡俗人群和平庸生活的恐惧，我才选择了写作这种并不新鲜的方式，在作品中付出感情。”
不约而同，“垮掉的一代”也好，“新新人类”也好，都视投入疯狂与喧嚣为对抗平庸、保持自我的最佳方式。工业文明导致了人的“异化”，似乎随心所欲、张扬个性就能回归初始的人性。这是一种何其美好的愿望与尝试！可是，疑问接踵而至：这种本真的人性果然存在吗？人真的能够丝毫不受历史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做一个纯粹的自己吗？不可否认，当年轻作家们高举自我大旗向真实人性进发的时候，的确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涤荡虚伪、召唤真诚的积极效用，担任由欲望不加节制地泛滥是否就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存在，却始终是一个问题。
然而，认定欲望是最真实的自我，“新新人类”悠肆挥洒的狂欢仍在继续。这还不算，反文化的年轻人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种真正惊世骇俗的方式。
裸露的审美精神
自觉地追随着“垮掉的一代”的步履，“新新人类”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一片来自评论界和社会的道德谴责声中登上了文坛。这除了因为他们涉及到吸毒、同性恋等当前较为敏感的话题外，恐怕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作品中对性爱的那种赤裸裸的描写。说实在的，在某些细节上的放肆程度甚至超过了“垮掉的一代”的作家和诗人。很多受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读者惟恐这些乱糟糟的书会对青少年造成不良影响，使整个社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自从卫慧等人的小说问世以来，类似的批评意见就频频见诸报端，相当多的评论者以尖锐的言辞指责他们“堕落”、“不知羞耻”，几乎汇聚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讨伐运动。作为这场运动的高潮，就是2000年卫慧小说《上海宝贝》被有关部门宣布为“禁书”，禁止出版发行。
这戏剧性的一幕仿佛历史的重演。1956年，金斯伯格的《嚎叫》刚刚出版便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由于全诗用语粗鄙，毫无节制地描写同性恋以及性爱场面，被评论家斥为“有伤风化”，警察局和海关扣留了全部的书，出版商也被告上法庭，直到一年后，此案才了结。虽然金斯伯格是获胜的一方，但针对《嚎叫》的道德指责仍如潮水般涌来。伯罗斯的《裸体午餐》经历更曲折，书尚未出版，其手稿的部分章节就在芝加哥引起了一场书籍检查制的辩论，而波士顿等城市干脆就以“淫猥”为名禁止此书发行，有论者将其斥为“一堆不知所云的垃圾”、“一片精神病态的呓语”，说到底也是因为书中充满猥亵写。
可以说，裸露的肉体成了“垮掉的一代”和“新新人类”共同极为钟爱的一个意象。翻开任何一本“垮掉的一代”的文学作品，无论小说或诗，就会看到那惊世骇俗的画面。《在路上》写了如此一幕——
“现在，索尔、玛丽露，我让你们都像我这样做，把所有衣服都脱光——穿着衣服干吗？我要你们都脱光——让太阳晒晒我们美丽的身体，来呀！”我们迎着太阳一直向西开着，斜阳透过挡风玻璃照射进来，“我们迎着太阳走，快把你的身体袒露出来。”玛丽露一声不响地脱下衣服，我也脱了下来，我们三个人都坐在前座上，为了寻找刺激，玛丽露拿出冷霜，给我们每人抹了一点。不时有卡车从我们身旁驶过，司机从高高的驾驶台上可以看见一个漂亮的金发女郎赤身裸体地坐在那里。旁边坐着两个一丝不挂的男人，在他们从我们的后窗中闪过的一瞬间，你能看到他们的车偏离了方向。雪停了，在碧蓝的天空下，辽阔而美丽的平原一望无际。不久，我们来到全是橘黄色岩石的佩克斯峡谷。我们跳下车，去看一座古老的印第安废墟。狄恩仍然一丝不挂，玛丽露和我都穿上了外衣，我们漫步在这些古老的石头之间，无所顾忌地叫着笑着，几个游客在旷野中瞥见了全身赤裸的狄恩，但是他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犹豫不决继续走他们的路。
金斯伯格《嚎叫》的诗行更让一般人不堪卒读。人们有理由责问：这难道是诗吗？还是腐臭冲天的语言糟粕？——
他们撕咬侦探的后颈，在警车里兴奋地怪叫因为犯下的罪行不过是他们自己进行了狂野的鸡奸和吸毒，
他们跪倒在地铁里嚎叫，抖动着性器挥舞着手稿被拖下屋顶，
他们让神圣的摩托车手挺进自己的后部，还发出快活的大叫，
他们吞舔别人自己也被那些人类的六月天使和水手抚弄，那是来自大西洋和加勒比海爱的摩挲，
他们造爱于清晨于黄昏于玫瑰园于公园和墓地草丛，他们的液体欢畅地撒向任何哪个可以达到高潮的人……
是什么使他们抛弃了高尚的良知而写下这些狂野、直露甚至是污秽的句子？仅仅是一种叛逆的冲动吗？是为了迎合某些读者的低级趣味？还是为了满足自己不正常的心理？抑或有某种尚待发掘的深刻内涵？
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来看一下1952年克鲁亚克写给金斯伯格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克鲁亚克列举了垮掉运动的主要成员，并揭示了把这些年轻人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一种彼此开诚布公，尤其是袒露各自最隐秘、最真实情感的真诚。克鲁亚克对垮掉运动的解释实际上开启了一种独特的美学视角，其核心即倡导赤裸裸的真实——裸露。此种思想在后来金斯伯格和他的同性恋人彼得·沃洛夫斯基所订立的盟约中得到了证实，并被进一步强调。盟约说：“我们彼此相约，信誓旦旦，他可以占有我，我的思想，我的肉体和我知道的任何东西。我也可以占有他，他知道的一切和他的全部肉体。我们要彼此献身，所以，我们视彼此为各自的财富，可以干任何想干的事情，做学间或是过性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是彼此探索，直到一起到达那神秘的“X”，以使两颗交融的灵魂显露出来。
这种坦诚的裸露成了垮掉派审美的原则。在写作上，它被克鲁亚克发展为“自发论”，即遵从原始的写作冲动，以便把最真实的感受语流不加任何修饰记录下来，用他在《自发写作要略》中的话来说：“如果有可能，就在‘没有意识’的半昏迷状态中写作（跟叶芝晚年在昏沉中写作一样），让潜意识以自身不受障碍的、有意义的、必要的因而也是‘摩登’的语言，接受有意识的艺术所要查禁的东西；而且，要激情昂扬，一刻不停地写作，以书写或打字的痉挛写，要同高潮的法则保持一致……从内部出来，走向——放松与畅所欲言。”克鲁亚克写《在路上》，金斯伯格写《嚎叫》，都实践了这一方法。这一点其实是所有现代派文学的秘诀。
可以发现，在垮掉派作家这里，通常意义上的美感或道德原则都被真伪标准所取代，真实成为追求的首要目标，首先要求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本来面貌。这种审美观点也被“新新人类”搬了过来。虽然不像垮掉派作家那样郑重其事地推出理论，但他们对真实的要求同样放在第一位。《上海宝贝》中，倪可（也代表了卫慧）吐露了对文坛现状的极度不满，因为“现在书店里几乎没有值得一读的小说，到处是令人失望的虚假的故事”。在这里，“虚假”首当其冲被推上颠覆的前台。卫慧在《我生活的美学》里的现身说法，更点明她所谓的“真实”的内涵和“垮掉的一代”基本一致，即服从直觉、冲动，捕捉住撞入脑海的一切影像，还它们以本来面目：“我似乎处在一种简洁的直觉冲动中，在这种即兴的写作中，作者本人成为字里行间众多或歇斯底里或清新芬芳或单调或闪光的影子中的一个。我认识到我必须学会牢牢把握自身感受范围内和个人视野的东西来满足写作的欲望。简单地说，我更相信一些积极的、直接的、个人的东西，像一只捕鼠器。我对此孜孜以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