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些信奉“生活即写作，写作即生活”的行为艺术家来说，裸露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美学思想的层面，它势必要演变成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金斯伯格在诗歌朗诵会上激情澎湃地脱得一丝不挂，以及垮掉派的成员赤裸着身体在公园里跳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行为恐怕比他们的作品更能体现他们的生活主张。对如今中国的“新新人类”小说家来说，情况也一样。真正激怒大众的恐怕还不是作品，而是他们的姿态。比如卫慧在一次与公众见面的活动中，故意在男性面前更衣，致使舆论哗然；又有一次卫慧与某高校学生座谈时一根接一根地不停吸烟（虽说在20世纪末的中国，女性吸烟已被公众默许，但人们仍然无法接受在观念意识中担负着社会道义的作家做出有违传统的放纵举动，女作家在公共场合吸烟便触犯了此种禁忌），还在给读者的签名旁印下了自己鲜艳的口红唇印，让那些习惯于把作家定位为稳重自矜的读者和媒体吃惊不小。
“新新人类”的作家们还毫不掩饰，小说故事和他们本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封面上就堂而皇之地印着“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的字样，书的“后记”又再次强调了自传的性质。小说的主人公倪可毕业于沪上著名学府，做过电台编辑、杂志记者、酒吧女招待，与作者的经历几乎分毫不差，故事开始时倪可的身份就是一个正在构思小说的写作者。而在卫慧的另一部小说里，主人公的名字干脆就叫卫慧，小说名为《像卫慧那样疯狂》（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糖》的作者棉棉同样写了自己的成长故事，小说中主人公退学、南下打工、流浪、恋爱、吸毒，都是她的亲身经历。另一位年轻作家周洁茹更是直截了当地宣称：“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我关注我身边的男女，他们都是一些深陷于时尚中间的年轻人，当然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力图让作者本人的自我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也应该算作一种裸露癖吧。
不过，裸露也有灵魂上的意义。它可以说是种人生态度，寄托了一群敏感的年轻人渴求真诚人生的美好愿望。肉体的裸露为的是表达灵魂的真诚，肉体的交会是为了实现精神的融合。对“垮掉的一代”而言，裸露还有鲜明的时代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使人们变得胆怯、沉闷，而艺术家们正是通过这种惊世骇俗的方式嘲笑强权、反抗压制，并希望借此来唤醒美国公众的个人意识，抛弃虚伪，敞开胸怀。“美国你何时才会变得像天使一样？什么时候你才会脱去衣服？”金斯伯格在一首名为《美国》的诗中如此质问道，明白无误地道出了提倡裸露的政治性实质。
在更深的意义上来说，裸露还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刘小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指出，现代的感觉是与身体的优先性相关联的。现代人在否认上帝存在的同时失去了精神永恒的支柱，他意识到他准一拥有的就是此世此时，于是“天堂、来世、永恒之理念在生活中的优越性被身体的优越性置换了”，身体成了唯一值得关注和赞美的。宣布“上帝死了”的哲学家尼采号召人们“要以肉体为准绳。因为，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无论在什么时代，相信身体都胜于相信我们无比实在的产业和最可靠的存在……”
传统的真实理论受到柏拉图理论的控制，认为感觉不触及真实之物，而现在随着身体的正名，感觉的真实相关性获得了承认，进而发展为感觉至上论，其必然的思想逻辑就是，作为感觉基础的身体应该得到顶礼膜拜。“身体崇拜尤其表现在各种文化和思想层次上对快感的肯定和发现，一旦文化制度或个体存在的意义奠定在身体之上，而这具身体又脱掉了理念的制服，就得服从身体的本然原则：自性的冲动和快乐或合意的自虐。”同时，由于身体感觉不可与他人分享，个体的唯一性得到确认，在这个意义上，裸露又与金斯伯格等人探求自我实存的努力相结合。追寻失落的动人的自我之歌，最终要靠身体来演绎。这极好地说明了这些作家们面对种种道德谴责时置若罔闻或理直气壮的态度由来。然而，我们仍然有权追问，审美的超越和自我的回归，是否只剩下崇拜肉体的一线天？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事实上，即使是按照“新新人类”作家自己的描写，在摆脱传统因袭的沉重，废弃主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束缚，让追逐欢乐、尽情享受成为生命的全部后，问题也不可能就此即得到了解决。我们还记得倪可，她拥有了本国青年的爱情，又投入德国情人的怀抱，曾炮制了一套“爱欲二分论”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护——
在很多人眼里，情欲与爱情不能混为一谈，在很多思想解放了的女人眼里，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一个能给她性高潮的男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她们会说：爱与欲分开并不与追求纯洁人生的态度抵触，一天一天消耗着你生命的日常生活引导着女人的直觉与意愿，她们寻找任何一种能使她们具有安全感的生活方式。她们把打开生活秘密的钥匙放在枕头底下，她们比50年前的女性多了自由，比30年前的女性多了美貌，比10年前的女性多了不同类别的性高潮。
说到底，这不过是为一部分现代女性“丈夫加情人”的二重婚恋方式提供理论依据。10年、50年的时间比较还嫌短了些，不妨追溯到200年前，19世纪初英国女作家奥斯丁笔下那些聪慧的中产阶级女性同样奉行二重的婚恋准则：“爱情是要有的，财产也是要有的。”不过，任何二重标准，都只属于对矛盾状况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或调和，并不等于真正的理想境界。
所以一点不奇怪，倪可并没有得到她想要的幸福。古典的婚恋观念除了爱情的甘苦还要求承担起责任和义务，但现代的二重化或二元论的爱情观念卸掉了责任和义务的担子，剩下的似乎只有随心所欲的自由。不过这并不等于心灵就此变得充实。小说告诉我们，最后马克回德国，而天天也死于吸毒。倪可除了完稿的那部小说，一切都归于虚无。而且在内心深处，她不得不承认，敏感的天天由毒瘾复发到丧命，跟她的不忠与放荡有直接的关系。倪可被负罪感折磨着，她那套现代女性二重性的爱情理论不攻自破，她本人也深受其害，爱情观的破产动摇了她的整个世界。
正如一些评论家所言，在“新新人类”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中包含了某些病态的东西。历史的记忆和重负被他们轻易推开，纠缠前辈作家的某种历史深度和集体意义上的痛苦在他们的作品中先验地缺席。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生活在物质充足的年代，体会不到生存的压力，开放宽容的时代和社会氛围允许多种选择的存在，然而充分的自由也带来了不知所措的困惑与迷惘，使人丧失奋斗的欲望与动力，甚至失去生活目标。这些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总觉得不满足，然后把这归结为生活的平淡。他们迷恋随心所欲的行为、突如其来的激情，并视此为生活的真谛，然而这代人在追求特立独行的时候，也强烈地感染了消费社会造成的新一轮精神贫血。他们的肉体在欲望与狂欢中沉浮多年之后，心灵就开始起来造反，过早地体会到欲壑难填、生活无趣，从而更加重了那种精神上的空虚感。
“新新人类”一开始以张扬自我为宗旨，结果作为最大的讽刺，就像我们已看到的，最终反而陷入了一种自我认同的深刻危机。在对欲望化现实的叙述中，一方面无条件地肯定个人欲望，另一方面又无法接受商品交换加在个人身上的根本性的挫折感，于是绽现出自我满足的表象和自我失落的深层的分裂。读者在他们作品中发现的，就是个人在无限欲望满足与挫折中的孤独。周洁茹在题为《我们干点什么吧》的一篇小说中哀叹道：“其实，现在我什么也没有，我仍然像以前一样两手空空，我想抓住些什么，但我什么也没有抓住，钱，风光，都像水一样从我的手里流出去了，我过着优雅的生活，但我的骨头是烂的，烂得一塌糊涂。”在《上海宝贝》的结尾，倪可也对自己的存在产生了怀疑，发出了“我是谁”的疑问——这不算新问题，多少有点学西方现代派作家的样，带点鹦鹉学舌的味道，但也确实道出了这批年轻作家的无根状态。
至于“垮掉的一代”，他们将疯狂视为寻求精神慰藉的最佳途径，以不断地“在路上”闪避内心的追问。我们还记得狄恩和索尔每一次踏上流浪旅途的时候欣喜若狂的呐喊：“行动。我们正在行动！”可他们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行动的目的和意义，行动的方式和规划。似乎只是无休止的漂流和循环。这同样暴露了其致命的疾病，他们把行动仅仅理解为向主流社会的示威了，结果就局限在非主流一侧的逍遥和徘徊，而不懂得需要另行创造一个全新的社会。离开了坚实的大地，没有人能在高峰永远停留。他们果然急速坠落，有人死于酗酒（克鲁亚克），有人一丝不挂地死在铁路旁（尼尔·卡萨迪），有人回归了传统（伯罗斯），更多人在晚年默默咀嚼年轻时的苦果。“欢乐原则”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欢乐。
束缚对人往往是沉重的，比如信仰、道德、规范，它使人有所约束，不能随心所欲，生命也许因此而受到压抑。可“沉重便真的悲惨，而轻松便真的辉煌吗？”这个来自米兰·昆德拉著名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问句隐藏了一个严肃的哲学命题，看来“垮掉的一代”和“新新人类”多多少少已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为了自由而失控的，还是我们的自由本身就是一种失控？”棉棉在《糖》中的追问，意味着自我的实现开始向更高一轮回归。
还是昆德拉说得好：也许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最为充实的象征，负担越沉，我们的生活也就越贴近大地，越趋近真切和实在。相反，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
无论“垮掉的一代”还是“新新人类”，由于回答不了现代社会中个人存在的重大问题，表现出精神上消极的一面，更由于无法满足极其需要精神慰藉和道德表率的转型时期的要求，他们的作品更多激起了社会的不满。然而全面地看，“他们却指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方向，这是人们起初没有意识到的。纵然他们往往或者过于喜欢怀疑人们在过去接受的一切标准，但这些作者紧跟在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精神，拒绝承认人类的完结。他们意识到了人类精神的软弱之处，然而即使是在一个自动化、计算机思维和原子屠杀的世界里，他们仍坚定不移地拒绝承认人类精神的失败。不论前途多么不明朗，这些作家对眼前的实在、对个人的存在，以及对个人爱与被爱的愿望，都做出了强烈的反应，以求调整他们与自己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会忘记索尔在流浪途中不断追问每一个萍水相逢的姑娘：“你想在生活中得到什么？”还有狄恩天真的企盼：“如果我们能在一起旅行，人人都亲密、友好、和睦相处，没有争吵，没有误解，那不是很好吗？”我们不能不受感动，这些看似疯癫、放荡的人心底还始终保留着如此纯净美好的东西，就像金斯伯格的诗中所写：
我们不是我们污脏的外表，我们不是自己可怕的荒凉而灰蒙蒙的没有形象的机车头，我们的内心是美丽金色的向日葵……
同样，我们相信，在“新新人类”藐视一切的喧嚣话语、惊世骇俗的装扮和姿态、黑色的自虐或自慰，及所有的青春的迷幻与疯狂的背后，重重包裹着的，仍是人类那颗企求美好和真善而又本质脆弱的心。在遭遇现代化这样的历史大震荡之际，那颗心有时就会跳出不和谐的节拍……
